國內局世一片混亂

   近代中日之間第一次大戰，就是發生在上海1932年的1月28日，持續了三十三天的血戰，史稱第一次淞滬戰役。第一次淞滬戰役距離今天只有七十二年，對這段攸關中國近代命運的大事，在台灣早已被人遺忘，學術界也鮮有研究者；在大陸對二二八的歷史又充滿對蔣介石個人惡意毀謗與曲解史實。

   查大陸方面對128之評論多根據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等十九路軍將領之回憶録。十九路軍後來發動閩變，十九路軍被蔣瓦解，後來國府敗退台灣，十九路軍將領多投共，在國共惡鬥的大環境下，其回憶錄多淪為政治宣傳工具，顛倒黑白之處頗多，單純在學術立場即有辨正、澄清之必要。

   茲列舉十九路軍將領回憶錄中（蔣光鼐、蔡廷鍇、戴戟合撰的《淞滬烽火 : 十九路軍 "一二八" 淞滬抗戰紀實》[1]）與事實出入之嚴重者如下[2]：
1、蔣介石阻撓十九路軍抗戰的一些具體措施
2、按兵不動，坐視不援
3、克扣軍餉與截留捐款
4、蔣記海軍當局的醜態
5、王賡獻地圖[3]

   事實上以上說法實在經不起檢驗。非但與官方檔案記載不符，且與其它參戰將領如張治中、俞濟時、宋希濂、孫元良等回憶錄亦大不相同，其中張治中、宋希濂之回憶錄是他們在大陸寫的，竟與在台灣的俞濟時、孫元良相同，而他們的說法又與檔案資料吻合。由此可見蔣光鼐等回憶錄之不可信。

   本文企圖根據檔案資料及當事人回憶錄導正歷史誤說。並從蔣介石日記及總統事略稿本（俗稱大溪檔案）中瞭解蔣在128時指揮全局的心態、氣度。

   128發生前是在蔣第二次下野。蔣第二次下野，原因複雜，不過最主要的原因可分內部與外在兩方面。國民黨內部：蔣介石從黃埔建軍到完成北伐，短短數年時間，快速崛起，引起元老派胡漢民、汪精衛、居正、鄒魯等不服。政見方面也因反共、容共、訓政、憲政等問題各持已見互不相讓。對外：當時雖然經過中原大戰，但是西北軍馮玉祥、晉軍閻錫山、桂系李白，粵系陳銘樞，張發奎等，聯合孫科等共同反蔣。反蔣表面聲勢浩大。但是各懷鬼胎，沒有一個足以服眾的領導人。

被迫下野

   1931年十月十五日蔣在粵系將領堅持之下逼蔣下野[4]。後來粵方代表伍朝樞與南京方面協商結果，得到以下結論：一、蔣氏發一下野通電，粵方亦發一取消國民政府通電，兩電須同時發表；二、立即變更京滬衛戍警備組織，俾粵方諸同志可以安心來京，議決統一政府辨法[5]。

十九路軍衛戍京滬

   九月三十日應粵方要求，國民政府任命陳銘樞為京滬衛戍總司令，兼代淞滬警備司令（後戴戟任警備司令）；十月下旬，十九路軍奉駐京滬衛戍，十九路軍衛戍京滬是粵方主張，且為寧、粵和談的主要條件之一，粵方此項要求表面為粵方赴京人員之安全，實不脫軍閥爭地盤之習性。上海當時是中國經濟、金融中心，擁有上海地盤是軍閥夢寐以求的事。蔣在團結內部的大原則下同意十九路軍調淞滬，此一調防系應粵係要求。但外人不明緣由，反誣蔣把十九路軍送往火坑，想藉日本人消滅十九路軍。
人在江湖，心繫社稷

   1931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國民黨四屆一中全會在南京開幕，會中反蔣各派系大聯合。蔣出席開幕式後，即返奉化。胡漢民到香港，汪精衛留上海。彼等均未參加會議。會議結果選林森為國府主席，是虛位元首，行政院長孫科負實際責任。會議中並推舉蔣、汪、胡三人為中央政治會議常務委員。
 
   孫科非領袖人才，黨中央蔣、胡、汪三位重量級人物又不在京。孫科發覺完全無法推動政令。剿共戰爭昇高，軍隊糧餉俱缺。新政府諸領導人驚覺除了蔣無人能應付如此混亂的局面，於是紛紛求蔣復出。蔣在奉化溪口，表面退休，實際對中央情況十分瞭解，同時對重軍、政大事依然在幕後操控。尤其對於雪恥復仇未曾一日忘懷。蔣在溪口一月一日日記曰：

得高凌百東電，謂唐生智等欲來奉化拜謁云，公即復電曰，東電悉，無論何人來問，兄不必理他，如未得同意，無論何人，中亦決不接待，盖公自歸鄉以來，杜門掃迹，謝絕賓客，意不欲再出也，夜已深，公未睡，歎曰，邇來念子之心尤切，雖常以傳世在事業不在子孫者自解，然終未能排遣耳，旋又念及國恥，奮筆書三語曰：「人定勝天，立氣養志，立品修行」是三語，公自五三慘案以後，曰書於日記冊中，以為雪恥之儆，直至今年，仍繼續書此，未嘗一日間斷也[6]。

   新政府面對日本侵略以及財政等各種壓力，窮於應付之際紛紛要求蔣復出。蔣在一月二日日記曰：

夜深得孫科亥電，謂新政府雖已產生，以先生及展堂季新兩兄均不來京，黨國失却重心，弟等何克負荷，苟不幸而顛躓，弟個人焦頭爛額，故不足惜，其如國事不易收拾何以先生昔愛國愛黨，逾於恒人，想不忍袖手而坐視也，務懇蒞京坐鎮，則中樞有主，人心自安[7]。

   蔣在溪口得知新政府外交部長陳友仁主張與日絕交，蔣於二十一年一月十日電軍政部長何應欽謂：「如對日絕交即不能不對俄復交，陳（友仁）提此案，眔皆不查，且多主張絕交，是誠國家最大危機，此時我國地位若戰而不宣，尚猶可言，如絕交即為宣而不戰，則國必危亡。以對俄復交，則列強對我不但不助，而且反而助日。故東三省問題未解決前，如對俄復交，則不止斷送滿蒙，是乃斷送全國也。」[8]。一月十七日蔣與汪精衛在杭州會面，重啓汪蔣合作的局面。十八日下午，蔣、汪、及孫科、張繼、張靜江等五人，在西湖烟霞洞會談，蔣、汪決定赴京，協助政府穩定政局，共赴國難。
一月二十八日汪就行政院長職。當晚日本進攻十九路軍，發生淞滬戰役。汪、蔣一致主張「一面抵抗，一面交涉」。

在野之身，指揮全局
遷都洛陽

   一二八發生以後蔣第一個重要決策就是遷都洛陽，遷都是基於政府安全考量。萬一戰局快速惡化，中樞大員免為敵人俘虜而作城下之盟。對於遷都問題，從檔案看來似乎是蔣一個人的決定。事先並跟任何人商量，決定後即刻行動。甚至有半強迫之舉措。相關檔案如下：

公一月二十九日日記：
先遷移政府於洛陽，免受砲艦之威脅，與之決戰並為長期抗戰之策籌。……公乃獨坐自思曰，余決心遷移政府與倭長期作戰，將來結果不良必歸罪於余一人，然而兩害相權當取其輕，倘不遷移隨時受威脅，將來必作城下之盟，此害甚大，遠非余一人獲罪之可比，余早有志犧牲個人以救國家，他復何所惜哉[9]。

公一月三十日日記：
請林主席與汪兆銘先渡江赴洛，以國府主席與行政院長應先以居於安全之地也，林乃延緩謂為多事，陳璧君亦有難色，皆不欲行，公挽首自嘆曰，余無職責，而不能不為負責之事，此時中心之苦，無以復加，然為國為民為黨，余又不能不忍痛茹苦以行也，乃再以誠意與利害婉勸之，至午後一時，林汪始渡江而行，公乃切囑何應欽陳銘樞顧祝同及留京各同志，各盡責，怒力奮勉，勿使所分配任務，少有疏懈，並告以余護送政府，處置妥帖即回京與各同志來共死生矣[10]。

   蔣強迫中樞要員遷都，蔣也知要員們對被迫遷都乙事甚多疑慮，故一方面盡量做到禮數周到，一方面交代洛陽軍隊首長妥為接待、照應。

公一月三十日日記：

公又心中自嘆曰，余既無權位，人自多懷疑，余則又恐各方對於林汪有失禮之處，固余必親送上火車，此誠余忍痛之時，受屈之地也，然大丈夫能屈能伸，為黨而屈，為國而伸，各適其宜，孔子有言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又謂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孟子亦言，浩然之氣集義而成，余今之忍痛受屈，為黨員之天職，亦所謂義也，復何動我心哉[11]。

公又電開封劉主席峙洛陽陳軍長武鳴曰，林主席汪院長朱總長馮煥章先生等，今日由京來豫，望即在洛陽鄭州二處，迅速預購行營並先墊五萬元為設備費，竭誠招待為要[12]。

公二月一日日記：
公下車入省府批閱電朱紹良熊式輝，告以三十電悉，中隨政府諸公已到開封，明日到洛陽辦事[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