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情、理、法兼顧，進步到法、理、情兼顧，從「王法不外人情」、「德主刑輔」，到依法行政、依法判決，可以看出中國社會法治化的進程跟軌跡，回顧中國漫長的司法黑暗史、法學落後史，再檢驗今天台灣社會的法律問題，我們社會法治進度之緩慢為之浩歎！

中國社會法治化最大的障礙是國民素質問題，諸如一直到今天南部許多鄉下為了感恩，為了訴冤，常常向大官下跪，又如許多政治人物把「天命」、「大位」、「割袍斷義」等封建語彙掛在嘴邊，從某個角度看來，台灣完全不像一個推動民主憲政將近壹佰年的民主國家。台灣社會法治化的最大問題是把情、理，跟法幾個完全不同的層次的概念混為一談。其實只有在立法的時候要考慮情跟理，在行政、執法的時候應該完全不考慮情跟理，為什麼？因為一個良好的法律已經包括了情跟理的元素，否則根本就是惡法，既是惡法，就該盡速修法，所以執法者萬萬不可以考慮法外的情、理，行政主管也只能在法規內依法行政，無論行政、司法面臨情、理、法衝突的機會是很少的。如有衝突必犧牲情理否則即是違法。

茲舉幾個歷史上有名的案例，可能有助於情、理、法之間係的釐清。

在西方最有名的案例是蘇格拉底之死，蘇格拉底鑑於當時民主的缺點主張精英政治，反對民主，被判死刑；蘇格拉底在當時的政治環境，即使有罪，也罪不致死，弟子們安排逃獄，被蘇格拉底拒絕，蘇格拉底的死可以說是以身殉法。在中國，尤其是春秋戰國，以身殉法的案例很多。春秋楚襄公要殺令尹子南，子南的兒子叫棄疾，那時正在替楚襄王安排車輛的小官，雖是小官，可是常常有機會接近楚襄王，楚襄王可能也很喜歡他，在楚襄王要決定殺令尹子南以後有三次看到棄疾忍不住流淚，棄疾問楚襄王原因，楚襄王坦白告訴棄疾：「我要殺你父親了，你還要留在我這邊嗎？」棄疾回答說：「父親做了死囚，兒子還留在你這兒，這樣的臣子，你還留他做什麼？不過我不會洩漏君王的決定。」楚襄王殺了令尹子南，棄疾請求替父親收屍，楚襄王答應了。棄疾埋了父親以後，家臣對棄疾說：「走吧！」棄疾道：「我知道楚王要殺我父親，卻不告訴我父親，等於我也參加殺死父親，不孝如我還能到那裡呢？」家臣：「難道留在楚襄王身邊嗎？」棄疾：「棄父事仇，這種事我做不出來。」最後棄疾上吊自殺。（左傳）

棄疾遇到的是情、理、法無法兼顧的奇遇，父親犯罪，君王見到他就哭，而且預先告訴他，可見楚襄王對棄疾多麼愛護、多麼信任，告訴棄疾那麼大的祕密，是考驗棄疾的忠心還是想透過兒子轉告父親：逃了吧！楚襄王的心意我們不得而知，但是對棄疾而言，卻是左右為難，告訴父親等於違法洩密，且有負君王之信賴。最後只好眼睜睜看著父親被殺，父親犯法被殺並非無辜也沒有替父親報仇的理由，可是殺父親的又是自己的君王，不能報殺父之仇，又不能緬顏事仇，最後只有自殺一途。棄疾的自殺非但是殉法，而且兼顧了情與理，父子、君臣之間是有情，父親犯法遭戮，不洩漏機密，不報父仇，合於法，合於理，但是在當時的社會父仇不報不合人情是莫大的恥辱，所以以死來懲罰自己，以當時的標準是最好的選擇。

還有一個例子，楚王對石渚（石奢）發現自己的父親是殺人犯，於是私自將父親放了，後來向楚昭王自首請罪，楚昭王打算原諒他，石渚說：「不私其父，非孝也，不奉王法，非忠臣。王赦其罪，上惠也，伏誅而死，臣職也。」最後石渚自刎而死（史記循吏列傳），石渚雖然徇私害法，但是為了表示對法的尊重，為了表示對自己違法的懲罰，石諸選擇了自殺。

情、理、法不能兼顧的時候，犧牲情、理，維持法的尊嚴，是人類法學發展進步的一大突破，也是從人治走向法治的關鍵點，在西方法律很快地獨立發展成為一門顯學，並且發展出「君王必須守法」、「惡法非法等觀念」。在中國法學的萌芽階段即受到專制帝王以及儒家的打壓，無法進一步發展，儒家所謂：

「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為政二）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論語子路）

「父為子隱，子為父隱……」（論語子路）

「徒法不能自行」（孟子離婁上）

這些都是反法治思想，其實仁、義、道德是另一層次的事，跟法原無衝突的必要，而且「立法」要根據到那一個時代的社會價值標準，社會價值在那個時代，不正是仁、義道德嗎？儒法之爭問題在雙方邏輯思維不週延，但是一念之間，影響中國法學發展。儒家對法家的猛烈攻擊，讓法學在中國社會一直沒有地位，得不到進一步的發展，惜哉！

儒家反法治思想最重要的例證在孟子盡心篇：

桃應問日：「舜為天子，臬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

孟子日：「執之而已矣！」

「然則舜不禁與？」

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

「然則舜如之何？」

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跿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

當情、理、法衝突的時候，孔子主張「子為父隱，父為子隱……」，孟子主張國君丟棄了自己的國家、人民，背著老父親隱居在海邊，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儒家的反法治思維在孟子的回答這個假設性的問題的時候，很清楚的表現出來儒家真正嚮往的是「人治」，假如儒家面對情、理、法糾葛時的態度是正確的，那麼蘇格拉底、棄疾、石渚的殉法難道錯了嗎？世界上的人碰到類似的處境都像儒家一樣徇私、害法，那麼法學治豈會有今日的面貌。

情、理、法都是維持一個社會和諧的要素，法是根據情、理而立的，情、理包括了倫理與道德。法律形成以後反而是倫理、道德的保護者；正義與公理必需透過法律才能夠實現。所有面對情、理、法衝突的時候，無論是執法者或是當事人，不徇私害法，或者以身殉法，我們都應該對這些人致上最高的敬意，因為沒有這些人的犧牲，人類法治文明不會有今天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