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義務教育的課綱或教材爭議，自上世紀90年代後期至今，已經過20多年。歷史證明，這些爭議的背景是政治問題。台灣的課綱教本不僅與政黨輪替正相關，還反映兩岸文教與綜合實力的消長。

    在大學聯考的時代，確如段心儀老師所說，台灣學生飽讀中國傳統詩文，國文教學充滿中國元素。[1]同時，校園裡還看得到「做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標語。今日台灣各界別的領軍人物，多出身於那個時代。有人說那是「黨國思維」，但這種說法本身未嘗不是黨爭使然，它沒考慮到有些價值觀是超然於黨派之上的，例如孝順父母就不因政黨輪替而改變。

    沒有政黨輪替的大陸已改革開放40年，今年9月中小學的新教材將全面實施語文、歷史、道德與法治的統編版。並從小一開始就選用古詩文篇章，6個年級共選古詩文132篇，佔整體課文的三成。[2]世人耳聞目睹的中國崛起，將相伴著文化教育的全面復興，於此可見一斑。

    回顧台灣，所謂「亞洲四小龍之首」的過去，恰是「黨國思維」的年代。看似落伍的時代，竟有今人不及的堅守。如何解釋民主多元的場域，卻不容中國人立場與中國元素？這究竟是中國的崛起？還是台灣的倒退？

    繼眾所周知的「去中國化」教改之後，新課綱更以「素養導向」之名，施行「去脈絡化」教學與命題的教改2.0。所謂三面九項的「核心素養」，其實是一種「識能」，是competence、ability或literacy的舶來概念，[3]與中文「素養」隱含著道德與價值觀念的涵義不同，也不包含孝順之類的人倫。

    如果說，德智體群美的教育是為了培養「全人」，新課綱的教育就是培養能進行資料探勘和特徵萃取的「智人」。新課綱主張者說，這是因應AI時代的新趨向；那麼，未來社會的領軍人物，將是家境和資源能搶先掌握或補強AI素養的學生，貧富與城鄉成為「智人」的差距因素。這種「智人」，能以多元的、海量的信息來對沖是非判斷，或重建有別於傳統的價值觀。

    以利害取代是非，原是新課綱的社會背景，也是新課綱「智人」的人格特徵。許多人寄望明年選後的課綱能夠改觀，然而這是錯估選舉政治的限制。百年大計並非選舉政治的視野，豈不聞「我們沒權力限制下一代人的選擇」？何況，那種寄望並沒有考慮到「敗選」的可能？

    無論基於何種立場或願景而奔走發聲的教師，或許都要以全新的思維來看待新課綱，從過去「黨國思維」構築下的同溫陣地裡出來打游擊。畢竟，課綱或教本都只是編者的意志，但教師是活的教材，身教甚於言教。那何不利用新課綱大增選修課的契機，借力使力，以傳道解惑？

    關鍵是，教師本身的「素養」，能否因應信息語言而一以貫之。當教師有了這種認識和著力方向，就不易陷溺在反對或修改課綱的期望上而反映出無力感，畢竟教師從事的是超越選舉的樹人工作。

                                                        二○一九年十一月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