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曾經擔任台灣文化部門負責人的龍應台說：「文化深層是種種社會行為的來由，文字語言又更是文化最深處、埋在地下的根了。」她在臉書上引用某位武漢學者的話說：「為什麼別人會寫『風月同天』，而你只會喊『武漢加油』？」

    在新冠病毒2019-nCoV肆虐眾生的當下，龍應台關心民間的語言和文化水平，她說：「如果集體的語言貧乏、草率、粗糙，甚至粗暴，那是因為集體的心靈貧乏、草率、粗糙，甚至粗暴了⋯⋯。」她這是說誰語言貧乏、心靈粗暴呢？顯然不是2019-nCoV，而是為「武漢加油」的群眾。

「為武漢祈福」的豐富語彙

    那麼，龍女士的高論又是如何呢？她在1月24日就寫了篇「為武漢祈福」的貼文，開頭以「遲遲暖暖的下午陽光照在乳鴨身上，一片柔軟的黃金色」起興，表現幸福的視覺滋味。

    然後龍女士說：「除夕，本來應該是道途奔波終年後，家族相擁取暖的一個夜晚。武漢的人們，可辛苦了。其實，與其說除夕是歡慶的時刻不如說它是『惜福』的時刻，珍惜平安的存在，感恩相聚的福分。除夕可以說是華人的『感恩節』。不忘記街頭無家可歸的人，不忘記災區裡恐懼的人，苦其所苦，是除夕的核心意義呢。」

    實話說，「苦其所苦」的心靈是豐富的，但未必需要龍女士那樣豐富的語彙來體現。「風月同天」固然呈現了歷史文化意涵，但「武漢加油」透顯直白的人性，或許更接近在疫情中臨難受苦、共克時艱的心靈。

    然而，作為文化與社會評論的公知，龍應台其實和多數人一樣，不是戰疫抗毒的前線成員，無論說什麼都不覺腰疼。特別在這種時候提及疫情，若只論民間的語文水平，而不談戰疫抗毒的得失，既脫離現實，也遠離人性；既不如「武漢加油」，也不如「風月同天」。這難道是龍應台閃避「公知責任」的方式？

    在台北市文化局長任內時，龍應台曾經接待過石原慎太郎，應該清楚日本右翼人士對於中日歷史和國際政治的態度。可是，在歷史和地緣政治仍有巨大矛盾的情況下，日本朝野這次支援武漢抗疫、為中國加油的表現，卻成為台灣社會難以面對的「逆行」參照。

    這個「不正常國家」愈來愈親中，就讓「這個國家」愈來愈焦慮。台灣方面的《反滲透法》雖升高了兩岸敵意，但阻絕不了病毒的滲透，也掩蓋不住人性的善惡。自1月24日阻絕口罩支援大陸以來，台灣機場已攔截15萬片闖關赴大陸的口罩。更意外的是，2019-nCoV測試了中國大陸的地緣政治能量，讓全球許多國家和主要的國際組織都為大陸加油，並且付諸實際的援助。

    「風月同天」，竟使「同父同母不同天」的人冷落疫邊，情何以堪？於是，風雅地批評對「武漢加油」群眾們的語言貧乏、心靈粗暴，就成為龍應台們的現實欲望受挫的替代性補償。

「風月同天」的逆行國家

    當然，再怎麼「不正常國家」，也有自己的國家利益。

    中日關係自兩年前開始回暖，一個很大的外部因素是川普上台後的「倒行逆施」。後者終結了歐巴馬時代的TPP和「亞太再平衡戰略」，致使日方的釣魚島「國有化」、新安保法、解禁集體自衛權、插手南海事務、擴大自衛隊軍備和軍演、炮製「與台灣關係法」、……失去了靠山，而隨之消停不少。

    此外，今年夏季奧運將在東京舉辦，若不滅絕冠狀病毒病COVID-19於境外，屆時必讓日本全國難堪。況且，在川普政府走向激進單邊主義以後，中國大陸成為全球化的實際舵手，這個舵手又將要訪問日本。日本既然寄望啟動中日韓FTA，自難局外於中國影響。

    單看這次的COVID-19，就見識了日本各行業嘗到的苦頭。那麼，藉由近年來中日交流所積累的社會好感，充分釋放並引導日本社會的對華善意，便成為日本政府援助中國抗疫的內部因素。

    雖然，福澤諭吉路線或已成為歷史，而鳩山由紀夫路線也讓人稱道。但觀測日本政府在歷史和地緣政治上究竟收斂多少的一個指標，還是他今後對待台灣問題的態度。畢竟在援助中國大陸抗疫的同時，安倍晉三也表態「台灣有必要加入WHO」，這是基於疫情還是基於地緣政治且一說，但對兩岸間的矛盾則是抱薪加火了。

    或許，多少制衡一下中國復興的勢頭，對日本還是需要的。畢竟日本除了牛肉要輸出大陸，還有其它核災食品要輸出台灣；而在拒絕華為5G設備的政策上，日、台當局更是走向了一道！

    不但日本基於國家利益的作法如彼，美國在台海玩兩手也超過40年。後者在國際上宣稱「一中原則」，但對台灣則宣傳大陸是「民主自由」的威脅，甚至介入台灣的2020年選舉，卻對「違背民主自由精神」的《反滲透法》不置一詞。

    這個被多數台灣人視為民主天堂的國家，也是在2019-nCoV肆虐的疫情中，率先成為逆全球化的大國。

「言論自由」與COVID-19

    在這次疫情中，對於阻絕兩岸婚配子女入境及武漢台人返鄉的爭論，龍應台說：「多重相互衝突的道德和安全原則，可以更深思。」這種風涼一下的作派，很難說有多少同理心。她接著說：「民主開放的社會之所以被我們呵護，是因為那個社會願意用同理心傾聽自己討厭的人，願意花一點時間思索『正確』跟『正確』之間、『正義』與『正義』之間，那些幽微而不容易看得清楚的差別。」

    其實，深藏在幽微的語言文化中，仍然見到貧乏與粗暴的心靈，恐怕才真是令人難堪的醜陋。龍女士那麼漫長曲折的話，無非就是推崇「言論自由」的社會，但言論自由恰恰也是「集體的語言貧乏、草率、粗糙，甚至粗暴」，所賴以存在的人為空間。正因為是人為空間，所以不存在無限度「言論自由」的自然狀態。

    因此，臧否某種「言論自由」，其實就意味著臧否某種社會體制。

    龍應台借「眼科醫生李文亮」為題，她說：「悲傷若是一時的集體發洩，他的死，輕如鴻毛。悲憤若是深沉的社會醒覺，轉化成巨大的改變的力量，他的死，重如泰山。他一定會希望，他的孩子，會在一個開放的、誠實的、新鮮的空氣裡長大。」這話中幽微的含意，是教人用悲憤般的力量改變一個「保守的」、「欺騙的」、「骯髒的」社會？

    那麼，服務於大阪辦事處的「黨國餘孽」蘇啟誠，竟因人言可畏而自盡，他以死明志的悲憤，是否重於泰山？是否迎來一個開放的、誠實的、新鮮的言論空氣？是否免於讓人借機炒作的悲哀？研究神經科學和認知心理學的洪蘭在其著作中表示：「台灣騙子特多，天天都有人被騙，我有朋友被騙怕了，搬回美國去了。這究竟是我們太天真善良？還是我們的教育不到位？」[1]

    洪蘭說的是一位大學教師連上網查資料都沒做，就單憑偏聽偏見而遭騙錢。被騙之後，還只能怪自己的本性，或怪人沒教好，或移居外國，就是不理解「騙子特多」的社會怎麼來，也不去試試龍應台式的悲憤與改變。這究竟是龍應台的空氣太虛無？還是洪蘭的研究太悲觀？

    無論如何，2019-nCoV是等不及花一點時間思索「正確」跟「正確」之間、「正義」與「正義」之間的幽微差別，然後才開始吞噬生命的。

    李文亮或蘇啟誠作為一個生命，往往在事過境遷後，才能讓真正關心他的人們，開始享受悲傷。大陸和台灣的不同社會體制，往往有個人所見不及的歷史和現實條件，而只有真正關愛那個社會的生命，才稱得上重於泰山。

    但是，為蒼生說過話的人很多，並不因人死才為大。更多的人是沒說什麼話，就全身心默默奉獻於這場戰疫，只是「騙子特多」的社會未必知道或不關心而已。

    況且，李文亮生前多次聲援止暴制亂的香港警察，卻有人因此否認他關愛社會、為蒼生說話的品性。這回投入抗疫前線的共產黨員李文亮死於COVID-19，倒是讓更多人加入悼念他的隊伍，還包括以「言論自由」為名的反共團體和個人。其中既有受害者的悲傷，也有騙子們的悲憤。

    社會體制有實際的條件支撐和發展需要，從港台來看大陸，未必能準確辨明那些人云亦云中的是非。在悼念戰疫犧牲人員的同時，真正理解並尊重大陸內部的決策和究責機制，比起高談無限度的「言論自由」要實際得多。何況是在蘇啟程案的受害者與加害人，已經讓「言論自由」顏面掃地的情況下。

武漢封城防疫與武漢台人的兩難

    以這次武漢防疫為例。武漢封城防疫是基於武漢本身的位置、產能與規模，以及中國大陸對全球的影響而作出的艱難決定，這不是大陸境外的任何地方可以隨便比較的事情。

    單以人口一項來說，武漢的實際人口數超過1400萬；若用歐洲50個國家來比較，武漢市的人口規模已近於排名第10的荷蘭，比瑞典、葡萄牙、捷克、希臘和比利時等國都要多。況且一座武漢市的面積，就相當於4個東京、8個香港或12個新加坡。

    如何想像對荷蘭全國人口，或者4個東京那樣大的地方實施封閉、檢測、隔離、管制、醫療、交通、治安、……，以及善後？何況武漢作為九省通衢的中轉城市、長江經濟帶核心與華中高教的中心，對於封城最高要求的謹慎與防疫最高要求的速度，天然形成了管理上的矛盾，無論如何決定與決定何時封城防疫，都註定了這次戰疫必有一定程度的犧牲。

    但就是在這樣艱難情況下的犧牲，也被人當成事不關己的新聞談資，或僅憑簡單的數據就輕易評論武漢封城防疫「無法阻止疫情擴散」。[2]特別是以冠狀病毒學專家的頭銜通過大眾媒體報導出來，就容易給「騙子特多」的社會造成大陸政府獨裁卻又無能的形象。

    可貴的是，台灣仍有醫界人士呼籲以科學態度來看待疫情，並分析了「武漢封城與後續各省謹慎因應，對於防堵疫情起了功效」。[3]同樣地，鍾南山依據疫情變化與大陸的綜合條件，提出今年4月以前就能結束疫情的估計。

    事實證明，若不是大陸內張外弛的中央集權體制，能有效調控資源和力量來投入這場意外的戰疫，而最大程度地保證社會民生和經濟的穩定，恐怕COVID-19在全球的影響絕不僅止於目前。

    在台灣方面，當局防疫如防恐，照樣在這時候超越市場法則，而實施口罩配給制，使人人天天爭購甚至囤積這些「戰略物資」，惶惶不可終日。以台灣的海島格局、行政與民生慣性看來，根本難以獨立撐持這種全社會的恐慌。即便這次物資恐慌是人為的騙局，也至少證明了台灣的體制和人心，禁受不住這類考驗。

    與此相比，大陸方面在嚴肅繁重的戰疫任務中，還規劃了滿足武漢台人返鄉的計畫，卻受阻於政治身分──或者受阻於貧乏而粗暴的心靈。馬曉光公布了兩岸官方溝通在鄂台人包機返鄉的全過程，包括武漢市台辦針對首班包機返鄉中的「確診病例」提出7項疑問。然而台灣輿論場上只是出現「信者恆信」的極端情緒，卻不願面對可能不如自己想像的思辨過程或討論結果。

    最終，還是亮出政治身分高於人道倫理的底牌，才暴露防疫政治學的水深。由恐毒而恐中的社會民情，也成為台灣當局借以因應的「民意」。難怪有些並非惡意卻沒考慮老小就醫就學的人，會勸說在鄂台人乾脆別再回台灣了。

中華文化是否還在台灣

    從2020年的選舉到COVID-19，檢視台灣輿論場上的語言和心靈，貧乏、草率、粗糙，甚至粗暴者的圈粉最多；理性、文明的討論者少，圈粉則更少。罕見「社會願意用同理心傾聽自己討厭的人」，而更多的是在各自的同溫層裡用著貧乏粗暴的語言黨同伐異。

    這兩天在一家親藍營的台灣報紙上，連續發表「中華民國存在事實」的評論文章。[4]反不反中且一說，台灣政學媒在疫情當中置入政治主張是有的，這就和「風月同天」的日本朝野形成對照，也和「武漢加油」的全球民眾不同頻道。「反中」，不過是逆全球化的飾詞，真相是自己有顆依托在冷戰框架邊緣的心靈。

    舊冷戰框架倒了，便汲汲找一個新冷戰框架來依附和信仰，而不願意花一點時間思索「正確」跟「正確」之間、「正義」與「正義」之間的任何差別。

    老一輩大陸人所認知的台灣人，其實多已作古或噤聲或袖手。再者，與當今基於民族復興而提倡中華文化的大陸不同，上世紀在台灣提倡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是存在於反共政治的框架之下，能在其中超越政治框架的覺悟者，原屬於少數。多數人則已隨這種框架下的政黨輪替而汰換心靈，過著「乃不知大陸、無論武漢」的「民主」生活。

    數十年來，當去中國化的西方民主和國家主義已成為這種心靈的支撐，一旦面臨超越舊框架的時代與價值叩問，便讓這些久安於「絕境」的心靈視為生活威脅，而以仇恨和逆反表達對新世界的不安，無論或雅或俗的語言。於是，原來看似桃花源般最美的心靈風景，幡然變得貧乏而粗暴，而且自成一套貧乏粗暴卻又自認芳草鮮美的邏輯，使人啼笑皆非。

    如果是「兩岸一家親」，很難不叫人正視這些「絕境」的心靈；但與這些貧乏而粗暴的心靈較真，又覺得浪費自己的心靈成本。這或許是大陸普通民眾對於「心靈契合的統一」感到不自在的原因，而台灣的普通民眾也是這麼想。於是，一場疫情又提供了兩岸進一步怨懟的機會，而相互用「寒心」與「恐怖」作為自己的主觀感受，使不少觀察者都認為：「兩岸關係回不去了！」

    其實，兩岸重新交流30多年來，「寒心」與「恐怖」的故事固然有，「暖心」和「理解」的故事也沒少過，總的關係還是曲折向前，並不因為那些看似自由卻又封閉、貧乏、粗暴的語言而逆行。《反滲透法》其實恰恰從反面證明兩岸關係的向前總趨勢，只是疫情當前，輿論場上感性的印象自然比較突出與深刻，也比較容易受到一時的影響。正如有了小池百合子的雪中送炭，自然會看淡石原慎太郎的落井下石。

    只不過，台灣許多人在這時失卻民胞物與的表現，使得有些曾經為兩岸關係說好話的團體和個人，也只能緘默以對。或許，「中華文化在台灣」就像一篇古老的課文，今後遂無問津者。畢竟，對於充滿活力和希望的新世紀高鐵，每個人的適應情況不同，甚至還有些不敢上車的雨人，也不在理解之外。

                                                                          二○二○年二月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