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7年9月開始實施《認識台灣》教科書以來，島上課綱教本的爭議已逾20年。

    2017年是台灣當局炒作課綱課本的又一次高峰期，從中國史被「外部化」為東亞分域，到大幅降低文言文比率、刪去課綱推薦選文〈台灣通史序〉等，可說歹戲連台。

    20年間，台灣人從光復時勤學「國語」，變成猛學「台語」，「非本省族群」二代的政客，表現尤為突出。1990年代的「教改」以來，「本土語」(其實是以閩南語為核心的所謂「台語」)正式成為學校的必修課程，成功分化台灣學生的「國語」(北京話、普通話)課時和認同。

    而根據台灣學者楊子霆等人的研究，1997年確實是台灣人國族身分認同逆轉的一年。這不但指短期內逆轉了新教材使用者的身分認同，特別是對台灣史不甚了解的人，比如「非本省族群」；長期來看，舊教材使用者的身分認同，也受到新教材使用者的影響而發生變遷。[1]從這一年開始，滿布台灣小學校園內的標語：「做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 做個活活潑潑的好學生」，已基本絕跡。

    但這些不只是語文和歷史教育的問題，而是通過語文和歷史教育的支配，改變或生產了台灣人不同以往的記憶和倫理構造。

兩岸版教材衝擊到台獨人格構造

    據媒體報導，台北某高中校長曾被要求前往市議會交代如何使用兩岸教師合編的《高中國文》，還被要求寫報告交代選書的用意，這讓台灣方面的主編孫劍秋教授很是擔心，害怕學校老師承受不住這股政治壓力。[2]這是因為，孫劍秋長期熱心於兩岸語文教育交流的活動，作為台北教育大學教授、中華文化教育學會理事長，他多次率領台灣中學語文教師赴大陸各省市交流與學習，並在台灣知名的教學讀物《國文天地》上刊載活動紀實。

    雖然這套繁體字版的《高中國文》已通過台灣教育部門的審定，並在兩岸高中都獲得部分高中選用，但還是在熱炒課綱教本的高峰期成為政治箭靶。儘管孫劍秋狀似無奈地說：「目的在於增進兩岸文化與語文教學交流，怎麼會被扣上統戰的帽子？」[3]但實話說，這恐怕是明知故問的一種防禦性聲明罷了。同為台北教育大學教授的李筱峰就直斥其為「亂來」、「誇張」，並主張以新課綱嚴審「統派」出版的教科書；台灣政治大學教授陳芳明則認為這是「中國對台統戰」、「對台灣的民主體制帶來很大的傷害」。[4]

    正是由於「台灣的民主體制」低能化、弱質化，再禁不起任何「傷害」，才會紛紛出籠「保防法」、「資安法」來進行嚴格的保護管束。多次奔走兩岸的孫劍秋應該清楚，問題不在「高中國文」，而在於「兩岸合編」。換句話說，增進語文交流沒問題，但你怎麼不跟「新住民」原鄉的東南亞7國交流呢？和「舊住民」的大陸原鄉交流，按照台灣當局流行的話來說，這事就做得有「通敵」的嫌疑。所以孫劍秋避重就輕的回應方式，仍難以閃避政學東廠的「統戰」血滴子，儘管兩岸版《高中國文》已選錄了反共詩人的作品。

    關鍵就是，「兩岸合編高中國文」這種事情，衝擊到台灣當局花費20年打造的集體人格構造。這種人格構造長得什麼樣呢？

    如果從2017年10月16日台灣競爭力論壇發布的「台灣民眾國族認同」報告來看，20~29歲的台灣人否認中國人身分者達71%；然後是歲數越大者，中國人身分認同的台灣人越多。總體來看，台灣民眾自認是中華民族的比例達86.5%，自認是中國人的比例達50.2%。[5]這份民調出現的兩個問題是：沒有高中生階層的國族認同調查數據，但估計否認中國人身分者必然高出71%；另外就是中華民族和中國人，對36.3%的台灣人來說，是不同(甚或相斥)的概念。

「國民待遇」與身分認同

    而北京既然決定今後的對台政策是「和平統一」、「國民待遇」，那麼對台生台青在大陸就學就業方面，就應實施與大陸同胞同等的待遇。同等待遇就需要同等條件和同等門檻，但因為歷史和現實的緣故，台胞赴陸就學就業的條件與門檻又必然不等同於大陸同胞，於是就需要相應的補救與審核機制。

    「國民待遇」在邏輯上排斥71%以上否認中國人身分的台灣青年和學生，但在政策上卻不能局限於不到3成的台生與台青。而7成以上台生台青的記憶和倫理構造已長得和「中國人」不大一樣，若直接納入「國民待遇」，不但在理論上說不通，在現實上也可能造成人際衝突、適應不良等社會問題，這反而破壞了「國民待遇」的原意。因此，大陸才會有些高校通過台生申請獎學金的先決條件，是「認同一個中國，支持祖國統一」。

    但是，這種口號式的表態，恐怕對許多投機性格的人來說，並不困難。台灣是個選舉決定權力和資源分配的社會，許多人因此養成了善變無常的政治性格。就像台灣的民調，既表現了民意如水，也反映了政治失常，因為選民的政治意志一般是渙散的、易變的、短視的、脆弱的。36.3%的台灣人認為中華民族不等同於中國人，就表現了一種政治游移；但中華民族經過近代一百多年以來的歷史淘洗和鍛造，現在已經無法閃避他的政治含義。但在台灣島內，「文化中國」與「政治中國」二分論，仍是許多人的思維方式。

    中華民族自覺為一個共同主體，以及「中華民族」一詞的提出，是在中日馬關條約之後。19世紀末是近代中國人整體性自覺反帝救亡的開端，包括改良派與革命派，包括五四新文化運動。許多人已忘卻釣魚台作為台灣的附屬島嶼，就是在甲午戰爭期間被日本佔奪；台籍日本軍役和慰安婦不幸傷痛的歷史源頭，也是自那時就開啟了無條理的宿命。但島上的《促進轉型正義條例》，卻只追究1945年8月15日以後至1992年11月6日之間的歷史，[6]而絲毫不清算日殖台灣50年的罪行，也不清理教改「去中」20年的課綱教本，反倒為九二共識「一個中國」的翻案埋下伏筆。

    那麼，恢復台灣當局不清算、不清理的記憶，才能恢復台灣人的民族倫理，才能超克島上「本省族群」和「非本省族群」由不同的日本記憶所導致的省籍情結──後者晚於中華民族反帝自救的共同開端。在這個開端以前，兩岸共同的血緣、歷史和倫理構造，正是20年來台灣當局極力「他者化」的主要標的。何況，1990年代以後出生的台灣年輕人，經過「認同台灣」的教育、社會和政治改造，已不見學者陳光興認為阻礙島上「大和解」的那種省籍情結，他們的日本記憶和台灣認同已基本一致。台灣教改「去中」的影響，遍及島內不分省籍與統獨的二代、三代，人所共知。

    正是這個7成以上否認中國人身分的台灣年輕世代，他們的人格構造被掏空了中國歷史和語文的成分，被置入了美日新殖民主義仇中反華排共的元素。台灣當局承襲撤台國民黨的反共傳統自不必說，20年來台灣新興資產階級作為新殖民主義的代理人，他們還將島上的「文化中國」掏空殆盡，這已是不爭的事實。中國史的「外部化」教育，以及相應的古代文選「零星化」、現代文選「台灣化」教育，都是其中例證。現在多數台灣年輕世代的言談間，「中國」已成為其意識中的異國，而無所謂「文化中國」與「政治中國」之分。

    因此，中華民族復興對於台灣人而言，首先是復興中國血緣、歷史、語文、政治的認知和倫理構造，這是超克兩岸分斷、復歸中國統一的工作當中，達到「心靈契合」的前提與關鍵。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來說，孫劍秋團隊與福建師範大學合編的《高中國文》，是恢復台灣人被斷代與真空的人格構造的試溫教材；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來說，它必然遭遇台灣某些政學媒的圍剿，以致夭折的命運。

兩岸合編教材將勢不可擋

    不過，開弓沒有回頭箭，兩岸合編學校教材或將如雨後春筍，勢不可擋。其中關鍵，就在於北京是否建立對台「國民待遇」相應的補救與審核機制。

    首先是建立「國民待遇」的入學資格考。台灣的大學文憑正迅速而大幅貶值，許多台生的自救之道就是報考大陸高校。而從2018年開始，大陸高校放寬收納學測成績至均標以上的台生，加上廣大就業市場和全球經濟引擎的絕對優勢為憑藉，連「太陽花」與「反課綱微調」的成員都想赴陸謀出路。既然如此，落實「國民待遇」就要審核受眾的中國語文和中國歷史素養，補救受眾的中國人格和倫理構造，比如要求受眾通過相關的入學資格測驗，後者就可以兩岸合編的文史教材為範圍。

    如此一來，想到大陸升學的學生，就必須自學被台灣課綱所掩埋的文史教材。何況，有些台灣高中的視野已跟上全球標準，在榜單上將北京大學錄取的台生列為狀元。[7]那麼，越來越多的台灣學校和師生必然渴求大陸高校入學資格考的文史教材，這種趨勢將難以阻遏。過去慣於宣傳「統一在台灣沒有市場」的人，何不讓兩岸合編教本與台獨教本在升學市場上決定存亡？台灣學測固然只根據台灣課綱命題，但由於市場需要而讓台生自動補輟中國文史知能，將能反向影響命題、教學甚或課綱的思維。

    「國民待遇」入學資格考針對台灣課綱不足或扭曲的部分，主要是在「國文科」與「社會科」領域。這將使台生懂得思辨不同的認知與價值體系，比如「八年抗戰」與「十四年抗戰」之別，讓入學的台生不至於在身分認同和相關知能方面相差太多。如此一來，兩岸版的語文、歷史、地理、公民等教材就不愁沒有銷路；而台灣某些政學媒只有恢復戒嚴時期的禁書狀態，才可能繼續隻手遮天。

    其次，是建立「國民待遇」資格考的替代方案，這可以包括就學就業兩方面。具體來說，比如對台生台青曾經過特定研修、發表相關著作者，予以免資格考或創業就業優先的待遇。

    台灣島內愛國人士組成的出版社、聯合會、雜誌社，例如海峽學術、人間、夏潮、遠望、觀察、祖國文摘、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等，總有一些青年參與寫作、研討，並發行《祖國文摘》、《海峽評論》、《兩岸犇報》等刊物。雖然他們難免受到政治壓迫，而相對勢單力薄，但對於延續日殖時代以來反帝愛國的傳統，傳播進步的思想學術，介紹大陸的發展實況，功不可沒。那麼，「國民待遇」資格考的替代方案，不妨設定為曾參與上述團體舉辦的講習、研修或寫作，並具有這些團體核發的研習證明或出版的著作等。

    這些團體的講習材料，除了自身的刊物之外，也可吸收兩岸合編版教材作為組成部分。講習對象則不僅是學生，還可擴及中學教師，讓後者在課堂上形成影響，以儲備研修的生源。如此一來，既能激勵台生台青的學習熱情，又能鼓勵這些團體、刊物與教材擴大影響面。

    其三，資格考的替代方案還可納入兩岸交流活動，這是針對台青就業方面。比如赴陸工作實習、交換生、參訪或研習的營隊經驗等，凡表現合格或優異者，可由大陸承認的兩岸相關單位核發活動績效證明，以作為替代依據。

    總之，「國民待遇」是否淪為親痛仇快的無差別待遇？是否區別唯利是圖與因勢利導的不同？這取決於政治方法，以及台灣人是否恢復了中國身分的記憶和倫理構造。後者是落實兩岸「心靈契合」與「和平統一」方針的入口，而這正是兩岸合編教材的意義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