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會如期完成，貫徹「習五條」無懸念地寫入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適逢台北「太陽花學運」五周年，兩相比對，不由得不探問後者何去何從。

只剩自我解嘲的政治宣傳

    眾所周知，蔡英文當局是「太陽花學運」的具體結果，而蔡當局的經貿政策和實踐成績，直接反映「太陽花學運」訴求的成敗。

    從最近五年的出貨來看，台灣作為島嶼型外向經濟體，對大陸出口貿易額不斷增長，僅2018年就超過967億美元，比2017年增加78億美元。這並不包括對香港出口貿易的數據，卻比2018年出口「新南向政策18國」的683億美元還多出一大段。2018年台灣對境外貿易總額，大陸的比重占24.192%，高出美(11.958%)、日(10.802%)兩者的總和。

    蔡當局力推「新南向政策」，以圖取代兩岸經貿連結，但就2017到2018兩年內的貿易收支結果來看：台灣對東協各國共收入51,231(百萬美元)，對大陸共收入161,846(百萬美元)，後者是前者的3.16倍。[1]再就觀光業來看，最近三年大陸遊客來台總數連續下滑，但直到去年仍然是來台人數最多者(269.6萬人次)；而東南亞國家遊客來台總數連續三年上升，去年已高達243萬人次，但其消費額只是大陸遊客的2/5。[2]

    相反的情況是，陸客來台變少了，台客赴陸卻變多了。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台灣高中畢業生赴陸就讀大學方面， 2014年原有1,353人，同年發生「太陽花學運」，次年就減為1,279人。但2016年又增加為1,380人；2017年增加為1,650人；去年推出「惠台31條」後，更增加為2,246人。[3]

    此外，「太陽花學運」拱出的一個政治素人柯文哲，上台不久便高呼「兩岸一家親」了。

    單從上述現象來看，所謂五年前的「太陽花學運」是一場成功的政治運動，「是台灣人民的大勝利」，「它使台灣從中國的企圖箝制中解脫出來，造成中國對台工作的大頓挫」云云，[4]顯然是自我解嘲的政治宣傳而已。

黑箱教改世代的國家觀

    據島內各項民調顯示，如今不支持蔡英文當局的民眾，以20~30歲的年齡層居相對多數。而這個年齡層，恰恰是三年前最支持蔡英文的青年選民，也是台灣教改成長的世代、是反高中課綱微調的助力、是黯然的太陽花青年所在。

    這群「花青」所以黯然，是因為他們屬於「黑箱」的一部份；五年來的時勢發展和人事變遷，無不證明他們自己是更黯然的「黑箱」產品。比如台灣高等法院在去年此時判決「花青」22人無罪，但竟無1人「不服從」這陷他們於政治不義的判決──他們只願坐享「言論自由」的政治待遇，而無心揹負「公民不服從」的法治後果。李敖生前說他們他們水平很低、膽小如鼠，可謂一語中的。

    然而，李敖和馬英九都說過「花青」毀掉了台灣，則恐怕是過譽之詞。「花青」闖佔公署，搗毀公物，宣稱「自己的國家自己救」，其實暴露了歷史與政治見識的蒼白。

    今年1月2日，在發表〈告台灣同胞書〉四十周年紀念會上，習近平的講詞開篇就將台海兩岸分隔的緣由，追本溯源到19世紀中葉的列強入侵、中華民族內憂外患的處境。然而這種歷史觀和政治觀，恰恰是台灣教改世代的人格和認知短板；「花青」的國家意識是由抽離歷史處境的虛無主義、唯心主義構成，是一種不曾在歷史上實現獨立於中國之外的政治觀。

    正因為如此，由「太陽花學運」催生出來的「時代力量」，以及民進黨、台聯黨、社民黨等，才會助推2015年的「反高中課綱微調學運」。後者的理由仍然是「反黑箱」，其方法仍然是佔領公署，卻不知道自己就是去中國化黑箱教改的產物，也無識於解放自己被那只黑箱佔領的三觀。台獨勢力操控「花青」世代的良藥，就是教改逾20年的課綱，豈能任人調整？

    對此反應最快的人，就是今年1月22日被人「打臉」的台灣文化部門負責人鄭麗君；而執行最快的人，是蔡當局首任教育部門負責人潘文忠。鄭麗君是當年反對高中課綱微調和提案廢除該微調課綱的核心人物。身為台灣當朝新寵，鄭支持去年獲得金馬獎最佳紀錄片導演傅榆的「台獨」發言，但鄭的夫婿卻是一名東莞台商，鄭且被號稱為「最有錢的公務員」。

    客觀來看，這些人的政治立場沒有道德規範、沒有歷史條理，他們以虛無又唯心的國家意識包裝起自己的流浪意識，卻要「花青」相信他們流浪在虛無裡的國家定義。於是，「花青」高喊「自己的國家自己救」，卻沒有一個像樣的「救國義士」挺身奉獻，而是跑到華盛頓去現眼呼救。

統一是補上歷史課的過程

    習近平說：「為戰勝外來侵略、爭取民族解放、實現國家統一，中華兒女前仆後繼，進行了可歌可泣的鬥爭。台灣同胞在這場鬥爭中作出了重要貢獻。」[5]

    自19世紀後期以來，超過一百多年的時間裡，兩岸民眾為反對帝國主義、爭取民族解放和國家統一，而匯成共同的歷史主流和政治使命，「台獨」因此是為反動逆流。把逆流當主流的結果，「花青」的行動就欠缺歷史推力和政治感召，很快就現出烏合之眾的原形。

    也就是說，驅策「花青」為「台獨」犬馬的後果，反而加速毀滅「台獨」的道德想像，而不足以毀掉台灣。台灣既是中華兒女百多年反帝鬥爭的一個標誌，就斷難被歷史逆流飄移中國之外。

    至於習近平說台灣光復後不久，由於中國內戰延續和外部勢力干涉，海峽兩岸陷入長期政治對立的特殊狀態，這也不是「花青」的世界觀。後者認為台灣自來是一個獨立的世界，是一個不斷遭遇「外來政權」殖民的悲情島嶼，其自救之道是充滿現代性的公民培力，並乞援於美、日等國來對抗強大的中國。

    換句話說，自內戰的反共教育開端，到冷戰固化的政軍經結構，再到橫向移植西方現代性的世界觀，構成「花青」由外部勢力及其代理人支配的反中頭腦。

    所以，習講話當中有五個 「70年來」，正面說明大陸當局打破兩岸隔絕狀態、推動一個中國道路、確立「和平統一 一國兩制」方針、贏得國際社會支持中國統一、挫敗「台獨」與分裂活動的歷史；又有四個「任何人任何勢力」，從反面強調兩岸同屬一個中國、兩岸同胞都是中國人、兩岸大勢向前發展、兩岸統一走向國家強大與民族復興的事實。這些話語對解放「花青」的反中頭腦，呈現摧枯拉朽的現實態勢。

    最明顯的一個例子，就是在去年11月利用金馬獎場合進行政治表態的傅榆。她的發言和記錄「花青」的作品──《我們的青春，在台灣》所引發的熱議，在今年初的習講話之後被完全冷落於輿論暗角，徒剩狺狺「掃帚」來續尾。

    現實的態勢是，既然「花青」認為高層有黑箱作業，習講話就對台灣各政黨通大路、對各界別開大門，明白說出兩岸關係的來龍去脈，並明確指出「祖國必須統一，也必然統一」的歷史定論與政治倫理。這樣的大白話，直搗「花青」大黑箱裡的三觀──民主協商比「言論自由」更具體成事，制度性安排較「公民不服從」更為成熟穩健。

    所謂「自己的國家自己救」，在「太陽花學運」五年後有了正解。

從「台獨」精神鐵幕退場之義

    「民族復興」、「兩岸同胞」、「美好生活」、「國家強大」、「中國人幫中國人」、希望台灣同胞「像珍視自己的眼睛一樣珍視和平，像追求人生的幸福一樣追求統一」，[6]這些被蔡當局視為「統戰」而不曾存在「花青」三觀裡的言語，讀來卻富有暖心的溫度。

面對習五條破竹之勢，蔡當局研議兩個多月，出籠七項綱領來反制。但是，蔡七項的「拒統」綱領充滿限縮、自殘、截堵的冰冷思維；一面嘟嚷「只剩最後一口氣」，一面卻推說氧氣罩裡有毒。其所謂「民主防護網」，恐成為白色鐵幕；而「兩岸條例修正案」，正說明維持現狀破局的事實。[7]民主不能滿足民生，它就是西方人所說的鐵幕；而兩岸條例本身，已證明一國兩制的存在。

「太陽花學運」五周年，「花青」隨風四散，甚至西進大陸；「九二共識」、「一個中國」、「和平統一」已成為島內熱詞，「台獨」話語則氣若游絲。蔡當局唯一破壞習五條的能事，就是激勵大陸動用武力，但蔡卻受制於美國的東亞戰略布局。當年「花青」退場，已根本地反映美國衰落、中國復興的局面──反對兩岸貿易沒什麼了不起，一個外向經濟體的大陸邊緣島要自殘，誰也阻攔不了；但想藉此暴衝「兩國論」，則是美國也無法逾越的紅線，何況「花青」？

    然而，蔡當局安全部門指出大陸以經濟利益掌控台灣，倒是提醒人們對於「台灣方案」的設計理念，應注意習講話中首先曉之以義、進而導之以利，義利並舉、義在利先的原則。

    比如「熱忱歡迎台灣青年來祖國大陸追夢、築夢、圓夢」，是在「中國人幫中國人」的命題上才成立的願景。為什麼統促黨總裁張安樂指出，台灣最大的問題是「沒有中國人了」？因為「亡人之國，先去其史」，這是台灣產生「花青」的重要原因。國家統一的政治倫理，就存在中國歷史的條理當中，台灣當局對此有深刻的認識，課綱因而成為台灣教改的必爭之處。

    獨派政客和媒體把國家統一的倫理汙名為「以經促統」，便是沒有高於生物性的華夏意識與中國認同使然。馬英九執政時或出於私心，或囿於美國，對兩岸關係「只經不政」的模式，等於愛財無道、為富不仁。其延續李扁自毀中國人之義的政治，召喚出人格異化的反中「花青」，也就不算意外。

    鑑於同樣的人格結構，獨派媒體至今仍期待「花青」來挽救他們拒統的前途：「若太陽花運動不復活，韓流亦將無法遏阻，『和平協議』必將進一步囂張，台灣前途確令人擔憂。」[8]但人們從「花青」五年來的表現可知，那種期待彷彿黔驢技窮的嘶鳴。

    這並不是說娼妓、毒犯和性騷狂就沒有參加學運的權利，而是人們期待學運的純度比較高；「花青」恃寵而驕卻成分龐雜，敢做不敢當，與「台獨」政客敢說不敢為的行徑如出一轍，如何可能感動人心？所謂「三一八學運是改變台灣政壇可歌可泣的學生運動」云云，[9]或許是倒反「台獨」政客退場的讖言。

    可悲可笑的是，蔡當局哪壺不開提哪壺，居然提起今年是「五四」學運一百周年，這不啻拿「外抗強權，內除國賊」打自己臉？「五四」學運是抗日反帝的愛國主義，正與蔡當局的歷史基因截然相反，更與「花青」學運無從比較。

凡以利合者，必以利分

    「花青」人格是「台獨」鐵幕教育的成果，深具拜美媚日的機會主義。雖說「台灣問題因民族弱亂而產生，必將隨著民族復興而終結」；但凡以利合者，必以利分。就台灣「花青」來說，民族復興首先是復興中國人之義；否則，「台灣方案」難以長治久安。

    因此，習近平強調要秉持同胞情、同理心，以正確的歷史觀、民族觀、國家觀化育後人，這是針砭其弊的說法。習又說：「廣大台灣同胞具有光榮的愛國主義傳統，是我們的骨肉天親。」[10]這是認識到復興中國人之義並非外鑠，而是內在於台灣社會的傳統，只不過中國的內戰外患予逆流以可乘之機， 使這塊華夏邊緣上的「花青」以為自己不是中國人罷了。

    由此看來，一方面通過政治經濟的方法終結內戰外患，一方面用教育復興中國人之義，同是兩岸心靈契合不可或缺的工作。

                                                二○一九年三月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