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民進黨當局權力重組落定、2020國民黨參選者大半浮上檯面，對於明年台灣地區領導人選舉的評估，已經可以做個初步的預測。首先要說的是，民主選舉難以產出賢能兼具的政治家，已是不容否認的台灣經驗。這除了是選舉政治本身的困境之外，還跟台灣所屬的政治結構有關。

觀察台灣2020參選人的兩個指標

    本欄文章說過，自從1950年代後期國民黨拒絕與中共談判以來，兩岸關係在政治上就長期表現為大陸處於主動、而台灣處於被動的基調。

    比如在1979年全國人大常委發表〈告台灣同胞書〉以前，也就是在「和平解放台灣」時期，中共領導人多次主動提出兩黨和談，但台灣當局終究沒能實現「國共第三次合作」。後來鄧小平提出「和平統一、一國兩制」，並界定兩岸政治談判為「兩岸執政黨之間的平等談判」，但仍然被蔣經國拒絕。

    值得注意的是，1979年以後美國遏制中國的主要方法之一，就是對台海兩岸實施兩手策略和戰爭邊緣政策。美國一方面承認北京為中國唯一合法的代表，另一方面則不斷軍售台北，阻撓中國的統一。其中，扶植在台代理人(某種程度的「美特」)，或除掉不願代理的人，是美方至今不變的對台方針。傳言蔣經國晚年吐血身亡，與他通過密使接觸早年留學蘇聯的同學楊尚昆，而引起美方警覺兩岸是否進行和談統一有關。

    蔣經國辭世後，台灣當局日漸走向台獨化的同時，拜美親日的政治作為也變本加厲，自然更不存在兩岸政治談判的意願。儘管如此，上世紀90年代仍然達成了「九二共識」，以作為兩岸關係進程的標記。同時，由於二戰以來的冷戰形勢發生變化，大陸持續改革開放，日本經濟泡沫化，傳統的美日台三角經貿結構也發生了變化，兩岸經貿依存度日漸走高。

    在這樣的情勢下，1995年1月，江澤民提出「八項主張和看法」，前提是「一個中國」，由兩岸各黨派、各團體的代表性人物進行「分步走」的和平統一談判，也就是將政策重心調整到「一國兩制」前的過渡階段，但被李登輝拒絕，後者還對兩岸經貿提出「戒急用忍」。大陸當局的政治主動，再度引起美國的警覺。同年5月，美方突然宣布允許李登輝訪問美國，製造了兩岸關係緊張。

    到了陳水扁執政時期，兩岸關係更陷入全面倒退，台灣經濟走困。

    2008年馬英九就任台灣領導人以後，基本實現了兩岸「三通」，政經形勢趨向好轉。胡錦濤順勢在2009年〈告台灣同胞書〉30周年之時，提出對台工作的「六點意見」，主張兩岸結束敵對狀態，在「一個中國」的原則上進行平等協商，並就「國家尚未統一的特殊情況下的政治關係展開務實探討」。胡總書記還歡迎曾經主張過、從事過、追隨過「台獨」的人，回到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正確方向上來，並呼籲民進黨改變「台獨」分裂立場。

    然而，馬英九除了「三通」以外，卻加大對美軍購，且時至今日仍然認為兩岸還不具備統一條件，[1]延續著他的「三不」思維。那是因為，台灣當局長年在地緣政治上附屬於美國的被動格局，不曾因為前者提出什麼主張而變為主動。

    回顧歷史經驗，人們得出兩岸和平統一進程受阻或倒退的結論：其一，台灣當局無視或錯失兩岸和談的機遇；其二，台灣當局甘受美國遏制中國的支配與驅遣。而這兩個門檻，也是觀察台灣2020年參選人的指標。

「習五條」下原形畢露的藍營人馬

    今年〈告台灣同胞書〉40周年，習近平重申「和平統一、一國兩制」，並具體到兩岸統一的「台灣方案」。時勢使然，繼「葉九條」、「江八點」、「胡六點」之後，歷史再度叩問台灣人究竟何去何從。可以說，「習五條」主動出手，台灣各路人馬就原形畢露了。

    大致說來，掌握較多權力和資源的藍綠兩黨是站在拒統的立場，無論「維持現狀」、「不統不獨」或「一中各表」等說詞；而一般民眾或民間團體則對兩岸統一抱持較開放或積極或觀望的態度，無論以前他們是否主張過、從事過、追隨過「台獨」。當然，附隨藍綠體制拒統的人也不少，但這些人也將隨著藍綠體制的變化而變化。

    有些人振振有詞，說「一國兩制」在台灣沒有市場，但事實是兼具壟斷性與內耗性的藍綠體制無法面對或拒絕開放「一國兩制」罷了。況且，在美國支配台灣當局兩岸政策的結構下，台灣民眾長年被阻斷「和平統一」與「一國兩制」的思考知能而不自覺。如今「習五條」繞開台灣當局、突破外部干擾，直接與台灣民眾對話，這就起到變化藍綠體制的可能，而首當其衝的就是2020年選舉。

    在藍營方面，「九二共識」雖然為藍營取得2018年台灣縣市長選舉的大勝，但同時也要求藍營明確並落實「九二共識」的具體內容。正是在這個進程點上，藍營高層拒絕從「九二共識」再進一步思考「一國兩制」，從而再度陷入政治被動。

    從歷史上看，這是國民黨的宿命或政治規律使然，本不足為奇。但問題是，藍營縣市長亟需要兌現選前的承諾，而後者命懸於「九二共識」，否則也無法為2020做輔選工作了。

    因此，在未來一年內，北京最好的策略可能是「引而不發」。也就是說，為藍營張開美好的「九二共識」經濟藍圖，但並不急於全面兌現；而是由大陸各地方首長依據藍營縣市對「九二共識」的進階和主動程度，來做出相應程度的開放交流。藍營縣市長若不表態或表態沒長進，則大陸放手讓他們畫餅充飢便是。

    如此一來，「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思考，或有機會經由藍營縣市長以各種語言形式的傳播，來具體進入台灣基層民眾的生活中與心目中，從而讓「一中各表」式的藍營2020參選人陷於被動、甚至反動的印象。

    但值得注意蔡英文「反敗為勝」的效果：部分大陸學者和媒體呼應藍營高層的說法，忙著撇清「九二共識」與「一國兩制」的定義，周折地將兩者劃清界線。卻忽略說明的結果若造成民眾「九二共識」就好、不必「一國兩制」的印象，豈不是冷卻國家結構統一的內涵、而配合藍營宣傳半截式的「九二共識」？

    以首先表態參選2020的朱立倫為例，他在2015年曾以國民黨主席的身分拜訪習近平，提出「求同尊異」一說，而被習總書記回以「聚同化異」，霎時失語。後來他強行換下「一中同表」的洪秀柱，自行參選2016，卻慘敗於蔡英文。如今藉著去年底藍營勝選的聲勢，他又捲土重來，圖謀大位。

    但是，朱立倫「九二共識」的程度沒超過馬英九，都是聽美派，都屬於藍綠體制的扈從者，從他近日批評柯文哲的「強盜說」，可見一斑。況且，朱目前既非黨主席，又非行政首長，他還自知並宣稱「藍營即使團結一致，都沒有勝選的把握」。結論就是：面對2020年選舉，朱立倫是最早表態的，也是最早出局的。

    另一個聽美派馬英九，去年輔選時一度聲勢看漲，儼然成為台灣「九二共識」在政治上的代言人。可是「韓流」掃過，「九二共識」成為選民共識以後，反而不消他代言了。況且，當人們全面檢討綠營的窳政時，又會想起是馬英九當政時該作為卻不作為，或甚至反作為，才給了綠營反噬的機會，比如中國認同，比如和平協議，比如中學課綱，比如偷樑「換柱」，……。

    馬英九錯失的機遇太多了，歷史已收回讓他補過的機會。

    吳敦義與王金平，屬於國民黨老本土派，根基都在高雄；高雄人心雖然變了，但不是因為他們。去年藍營「九合一」勝選當晚，吳敦義以國民黨主席的身分重申「一中各表」，他的歷史機會也就止步於去年底了。

    王金平的圓滑有目共睹，口口聲聲「因緣到了就宣布參選」；然而，「和平統一、一國兩制」豈不是2020年的「因緣」？圓滑一把年歲的他，能否參透這個機緣？如果不能，而仍由吳、王代表藍營出馬競選2020，那就說明藍營醬缸的腐朽性無藥可救，而這正是綠營有恃無恐的所在。

張亞中如何迎對歷史機遇

    至於藍營學者張亞中，形象正派，中國意識比較濃厚，屬於藍營中的統派，值得分別看待。

    但張亞中的「統合論」、或者「一中三憲」，卻似乎是套用歐洲的模式，移植到台海兩岸來是否治絲益棼？「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原是中國土產的政治方法，為何不願正視它的本土性與創造性？況且，即便是「一國兩制」，還有人顧慮難免的隱患；那所謂過渡到「一國兩制」前的政治安排，如何不存在更多被見縫插針的政治脆弱？英國脫歐殷鑑不遠吧？

    在歷史上，中國文明的政治主體向來是單一制國家；創辦孫文學校的張亞中必然清楚，孫中山也不同意聯邦制、邦聯制或聯省自治。民國建立後，國共兩黨的政治實驗都說明單一制國家才是中國最適宜的道路；中共改革開放40年的成就，也印證這條道路的可行性。2008年金融風暴席捲歐盟各國，後者皆稱頌中央集權制的中國為「救世主」；雖然，這也加大了美國的遏制欲望，但那更像是從反面肯定中國的體制。

    張論「一中三憲」固不失為一種照顧現實的思考；問題是，走向複合制國家型態的「統合論」，在台灣藍綠體制拒統(尤其是「外交」與「國防」)、美國又支配台灣當局(比如《與台灣關係法》和《與台灣交往法》)的政治結構下，如何能保證「反對分離、接受分治、推動統合、共議統一」，而不是由「接受分治」導向「最終分裂」？

    正如前述的歷史經驗，一再錯失機遇的方面無法掌握主動權。張論是馬英九當政時期的產物；馬英九提出兩岸關係特殊，但不是國與國的關係，僅此而已。張論進一步，提出「整個中國」與包容兩岸憲法的「第三憲」，其立論基礎是歐盟的「互為主體性」哲學。但彼過於站在兩岸當局本位來看得失，若從中國大眾的立場來看，兩岸民眾在中國是「共為主體性」，兩岸當局本應是為這種主體性服務的存在。

    況且，「第三憲」與「整個中國」的論點，是把長年以來兩岸與國際認知的「一個中國」現狀，再推向未來的思考方式。這容易讓人覺得國家統一不是個現在進行式的義務，而是在延後國家統一的政治想像中「互為主體性」，「尊重對方在其領域內之最高權力，任何一方均不得在國際上代表對方，或以對方之名以行為，雙方均尊重對方之內部憲政秩序與對外事務方面之權威」，[2]卻不知伊於胡底。

    張論提出要簽訂「兩岸和平發展協定」，以和平方法解決歧見，而不以武力解決或威脅對方。但那原是馬英九的政治承諾，也是他並沒有兌現的空頭支票。如今時過境遷，經過拒絕「九二共識」與「和平統一」的民選出來的綠營當局證實：維護國家統一，從根本上就無法放棄以武備為條件。換句話說，張論的和平協定或朱立倫仍在主訴的和平協議，已是錯失的歷史機遇。

    這並不是說「和平統一」已然絕望，而是說唯有統一才能保證和平，武力是其底線設計和意外準備。

    張論呼籲兩岸協定「承諾不分裂整個中國」，但這並不等於「承諾統一於一個中國」；況且在彼此分治的體制下，島內再度經由選舉產出台獨政權不是不可能的事情。張論提出：「兩岸要能夠和平發展的關鍵是兩岸必須先把主權，也就是何謂『中國』說清楚。『中國』不應單由中華民國政府或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所單獨享有代表，『一中』應是兩岸共同組成的『整個中國』。」這似乎是把一個中國的主權，和不同層次的治權對等起來看待的意思？

    然而，當今兩岸追求國家統一，在性質上是治權層面的意義，而並不是主權層面出問題。中國的主權與領土，經過二戰以來的國際條約、歷次宣言和文件，充分說明台海兩岸與其說是追求統一，不如說是如何維護統一的問題。

    目前兩岸「憲法」的稱號雖有不同，但內容皆涵蓋兩岸領土、主權、歷史、文化、人民，就充分說明國際公認的「一個中國」現狀。唯有如此認識，才能準確理解「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是指涉國家結構、兩岸治權的定義，也才能理解「美國軍艦抵達高雄之日，就是解放軍武力統一台灣之時」的主權意義。

    只不過，過於突出「對等」的主張，不外是要保留治權當局利益的營為，卻容易在一般民眾的印象裡，上綱為主權爭議。因此，張亞中說得不錯，要把「中國」講清楚。

    但是，大陸民眾已經清楚自己是中國人，是中國主權所由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治權當局；而台灣民眾認同中國人身分者是58.3％，或87.3％覺得自己是中華民族的一份子，[3]而且存在浮動差距。換句話說，把「中國」講清楚，主要是針對台灣內部的工作，而不是去說服大陸民眾。

    按照這個現實來推論，兩岸追求國家結構統一的意義，應該是在中國之上演繹「整個中國」？還是在中國之內解釋「一個中國」為好？

    也就是說，若要和平統一「分步走」，應該按「統合論」朝「一中三憲」去發展？還是按「現狀論」朝「一國兩制」建構起來？前者是外向疊加，後者是內向鞏固，在美國鷹視狼顧的環境下，成本和風險該怎麼評估？除此以外，還有國號問題，如果要13億人接受「中華民國」是不現實的想像，那麼要0.23億人接受被敵對化70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不是也要考慮現實基礎？

    這不是大讓小、或小事大的問題，而是如何提煉出兩岸民眾共同的政治、文化、歷史和信仰，也就是習總書記說的「兩岸同胞的心靈契合」的問題。

    早在2001年10月，江澤民就對台灣「中國統一聯盟」代表團提出以「中國」作為兩岸統一的國號。[4]其意義或是：以「中國」作為「兩岸同胞的心靈契合」最好的答案。若以「中國」作為兩岸統一的國號，不但具有政治正當性和合法性，且既能照顧歷史的連續性，又能兼顧國際的現實性，體現了國家領導人的大氣與見識。在大陸學界方面，曾經參與《台灣問題與中國的統一》起草工作的李家泉，也提出過兩岸統稱為「中國」的見解。[5]

    既然兩岸都接受並屬於同一個「中國」，「九二共識」的話語連續性就沒有問題，並能進一步作為「一國兩制」的憲政基礎，比如在「中國」之內設立大陸專章、台灣專章與港澳專章等。如此一來，任何一方都無法藉口稱號不同，而獨立於中國國家結構之外。至於全國最高權力中心，自宜尊重中國歷史和現實的形成──鼎立中原，各方參與，才能名正言順，維護統一。

    張亞中不忍見台灣沉淪、國家波折，致有挺身參選的義舉，其胸懷遠勝上述藍營人物。但在策略上，實不如因勢利導，代言已然名聞於世的「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才更能在新時代激揚台人的思考。橫豎他另起「統合論」這個爐灶，在藍營參加2020的初選也注定沒戲！不過，原非政壇中人的張亞中，倒使人聯想起已故作家李敖。

    在明年的選舉看台上，人們或將回憶起20年前，島上曾有過一位先覺者以「和平統一、一國兩制」來參選台灣領導人，及早地回應過歷史的召喚。台灣媒體固以「史上得票數最低的總統候選人」來調侃李敖，但正如古語所說：「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當時的李敖何嘗不自知沒戲？只是典型在夙昔，而嘲笑他的俗眾不過是被歷史遺忘的一群政治遊民。從新時代來看待島上的參選人，無人可比李敖！

    李敖走得太快，台灣的時代趕不上他；他預言台灣將被中共統治，成為留在上世紀的空谷足音。

    如果說，台灣遭逢日帝割據半世紀，是因為「民族弱亂」而產生的苦難；那麼，台灣光復後旋即捲入以外患為背景的國內戰爭，可謂疊加了雙重的悲劇。然而自上世紀50年代後期以來，和平解決這種悲哀的歷史呼聲不絕，且已經歷70年；但台灣人一再拒絕或錯失歷史的慈悲，也許就要面對歷史的另一種伺候吧。

綠營已經選擇共主

    在綠營看來，藍營的腐朽，與選民的觀望或迷失，恰恰是自己的機遇。其中勝算最高的，恐怕是蔡英文。

    首先，蔡的人氣最高，因為她最能滿足「武統」的高昂情緒。試看她堅拒「和平統一、一國兩制」，便能在網路上攀高聲量，可見一斑。其次，既然藍營沒人出馬談判「和統」，在邏輯上就可能輪到「武統」。任何常人都知道，台灣問題不可能以「維持現狀」一代一代拖下去。那麼蔡英文未來一年的排兵布陣，必然要從「維持現狀」更進一步，才有可能區隔藍營而勝選。

    也可以說，是美國需要「美特」在台海引入禍水，以便阻卻「中國製造2025」；即使美方因此推助了「武統」，那也是它干擾中國勢頭的選項。

    從綠營內部來看，所謂「獨派四大老逼宮」，不過是一齣助選苦肉計，結果振奮了「獨派」輿論和民調，贏得全島關注綠營人物，其聲量一度壓過柯文哲。    然而，那四個老人，無一沒有西方背景；李遠哲還兩岸通吃，在上世紀就賺取過大陸領導的好感，又是本世紀支持蔡英文的學界領頭羊。

    經過這一番選後的反向操作，蔡英文挺過了民調低迷，掌握住綠營基本盤，並大肆張揚美台關係，甘為美方驅遣。

    相較於賴清德，蔡英文的方式毋寧更受美國青睞。蔡雖不承認「九二共識」，但也拒絕一般選民仍在觀望、猶疑、不解或排斥的「一國兩制」，這就便於她以「維持現狀」把控「中華民國」的資本，從而在綠營中獨佔選舉資源。畢竟，蔡英文自上任台灣領導人以來，還沒公然宣布「台獨」，使得國台辦也只能痛斥她大放厥詞「兩國論」而已。

    至於所謂「敗選內閣」，如蘇貞昌、陳其邁、林佳龍等人，皆非政壇新手。他們轉入「中央」，襄贊蔡英文把控「中華民國」，以壓制藍營「地方」。遂形成整個台灣仍舊是藍綠體制共構的天下，這是蔡英文「反敗為勝」的正解！

    張亞中說賴清德參加了辜寬敏成立的「台灣制憲基金會」，並致詞宣稱台灣需要新憲法，就證明賴是個「徹頭徹尾的『正名制憲』台獨工作者」云云。[6]坦白說，那和親藍媒體以為賴清德高唱「制憲」，就是要「挑戰蔡英文的現狀」一樣，[7]是真把賴清德當成「賴神」了！

    其實，賴清德並非輿論認為的2020綠營人選，他只是蔡英文的助選員，或至多是蔡的副手而已。賴在行政部門掌權時，對於「台獨」只管口說而不實現，證明他只是在襄助蔡英文掌控基本教義派；現在賴已卸任，在一個綠營主席也在場的民間組織上宣稱「正名制憲」，這是從體制外幫忙蔡英文鞏固綠營基本盤罷了，而不是要獨攬綠營的話語權。

    換句話說，在綠營2020的排場中，賴清德唱的不是主角兒。即使被安排出訪美國，賴的使命都將是為蔡「宣慰僑胞」，或以「雙簧戲」撐大綠營的選舉輿論而已，無論他內心的盤算如何。

    辜寬敏屬於「日系台獨」，而近來中日關係轉好，日本官方為了國家利益，幫不了「台獨」，只是利用「台獨」賺取台灣的便宜。因此，辜支持賴清德，是他沒看懂這齣藍綠體制的選舉大戲。

    從美國方面來觀察，答案還是一樣的。正如前述，美國對台海兩岸實施戰爭邊緣政策，以便盡可能地消耗中國。兩岸「和統」固然會使其政策破產，但「武統」一樣會讓其政策破產。在大陸當局鋪陳一帶一路、推展共贏外交的大環境下，美國想對「武統」後的中國實施封鎖，已欠缺足夠的把握，它自不會輕易放棄當前的戰爭邊緣政策。

    如此看來，美方就不可能支持導致「武統」的「正名制憲」，賴清德因此不是最合適的人選。

    反觀蔡英文，在拒絕「九二共識」與「一國兩制」之間，堅持「台獨」邊緣政策，也就是所謂「維持現狀」，這與美方的戰爭邊緣政策相契合；或也可以說，欲忠實執行美方的台海政策，蔡英文仍是綠營中的首選。所以未來一年，美台雙邊的電訪、面訪、互訪、……，必然絡繹於途。

    由於習近平已經明確國家統一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相互關係，無論為了應對「中國製造2025」，還是為了應對「兩個一百年」，美國都必然介入2020台灣選舉；而蔡英文是既沒公然宣稱「台獨」，又不靠向「和平統一」，且具有強烈美國支配欲的下手。

    美國支配了蔡英文，就支配了綠營；而支配了綠營，也就支配了藍營。在過去，這種支配關係還能影響大陸的對台政策。但藍營以「九二共識」行情看漲，卻禁不住綠營的進一步推敲，因為藍營同樣抵制「和平統一、一國兩制」。

    綠營很清楚藍營的底牌：所謂「一中各表」，就是「維持現狀」的修辭。所以，在一切綠營質問「九二共識」的場合，藍營均一致表現避實就虛，包括陳致中、陳明通對質韓國瑜，包括「經濟100分，政治0分」的說法。

    美國當然更清楚這兩個軍購陣營的底細；但是，大陸當局一樣清楚，藍營只是作為牽制綠營的工具。過去美國不但在台海兩岸玩平衡遏制，也對藍綠兩黨玩平衡支配。現在時移勢易，兩岸嚴重失衡，島內兩黨面臨邊緣化，這讓本身是兩黨政治的美國逐漸失卻平衡中介，而被迫面對台海兩岸的民意。

    具體說來，也就是美國直面中國復興，而台灣是無法避免的角力場。當然，台灣淪為角力場，是由於地緣位置、美國全球戰略和內應裝置等因素使然；只不過，作為內應裝置的藍綠體制，在大陸當局決定收拾歷史遺留的背景下，已逐漸受到民眾質疑或厭棄，這就導致美國會改變著力台灣的方式。

    說白了，也就是平衡中介玩不轉了，中美在台灣問題上直逼對撞。然而，地緣因素決定了台灣是中國的核心利益；但對美國而言，台灣只是它的跨境利益，而這又決定有限鬥爭不如無限鬥爭的必然。所以，習近平能以國內架構來處理台灣定位，並訴諸與台灣民眾對話；但川普則仍需要通過其跨境利益的代理機制，而無法直接支配台灣民意。

    正是在這樣對撞條件失衡的狀態下，美國放棄了投機性較高的藍營，而對拒絕台海統一相較硬姿態的綠營施打雞血。那些美其名的軍艦與法案，就是專程來催打的啦啦隊。

    所以大家會看到，在「九合一敗選」過後的這一年裡，綠營「反敗為勝」的聲勢蓋過藍營：比如尾隨美國封鎖華為電信產品這件事，親綠媒體自稱台灣是「新八國聯軍」的成員；[8]又如親綠學者指稱「台灣地位未定論」的理據，是因為美國雷根政府否認台灣是中國的主權之類。[9]這些狐假虎威的證明，其實反映了拒絕「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藍營，已陷入兩難的窘境。

    換句話說，在美國調整台海戰術的背景下，綠營面對2020的選舉已經集中意志、產生共主；與此相反，陶醉於「九合一勝選」行情中的藍營要角，早已被美方打入棋海的冷宮，卻還內鬥方酣，爭搶著訪美輸誠的行程。

    有人問，既然蔡英文外號「髮夾彎」，她有可能彎回「九二共識」嗎？這固然會碎了兩岸「蔡粉」的心，但也是無法百分百排除的可能，誰教她說過「我們的一個中國各自表述是在1992年所談的過程」呢？[10]

    而從蔡的軍演看來，竟傳出「逃跑專用」的路線和直升機，可見蔡當局並沒有「玉碎」的決絕意志，也就是沒有百分百的「台獨」信仰。況且，大陸當局也還沒公佈「台獨」懲處名單，蔡就有迴旋操作的餘地。再說，蔡曾向柯文哲尋求妥協和合作，而柯早已向大陸尋求妥協和合作，這就意味「理念型台獨」也不過爾爾。

    只不過，有可能不等於有機會。且不說大陸當局是否放過蔡英文，如果蔡彎回「九二共識」，首先她的靠山就不會放過她。美國不僅刺殺過境內不聽話的領導人，更擅長刺殺境外被他支配過的領導人。因此，「髮夾彎」只能是善意的想像；但蔡或可成為「流亡民運領袖」，卻不能不為美國所驅遣！

柯文哲時來運轉？

    話說回來，習總書記倡議兩岸「平等協商，共議統一」。具體辦法是「兩岸各政黨、各界別推舉代表性人士，就兩岸關係和民族未來開展廣泛深入的民主協商，就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達成制度性安排」。這有個問題是：什麼時候開始？是指2020台灣選後？還是選前？

    若是選前，目前只有新黨主席郁慕明正面回應。這位年近80的主席不懼牢獄之災，公開表態願為統一出聲；但島內至少還有58.3％的中國人具資格為統一出聲，卻受阻於相關的法規。換句話說，習近平對台民主協商國家統一的用意，目前受阻於壟斷性、獨佔性的藍綠體制。而藍綠均拒絕「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可見「共議統一」在選前肯定沒戲。

    於是問題的關鍵，還是在2020台灣選舉。

    從大陸當局來看，正如前述，對待藍營最好的策略是「引而不發」，也就是有條件、有針對、有前提的開放交流。這樣一方面啟動了變化藍綠體制的影響，另一方面將使藍營投機買辦的政客出局。在藍營出局的估計下，倒逼綠營從「維持現狀」偏向極端路線，為突圍藍綠體制的參選人打開話語空間。那麼2020選後，兩岸「平等協商，共議統一」或能有戲。

    倒逼綠營從「維持現狀」偏向極端路線的正面力量，就是「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主張。並且，「習五條」欲取代藍綠壟斷的「維持現狀」，若按「現狀論」朝內向的「一國兩制」建構起來，而不是朝「一中三憲」去外向發展，較可避免藍綠體制的獨占性和買辦性復辟。換句話說，「和平統一、一國兩制」不是國家主權的再造，而是國家結構的統一與其相應的治權合理分配，以此贏得「維持現狀」的正解。

    另一方面，美國也反對台海現狀的改變，其實就是反對改變它遏制台海的權力結構。但是，美國只能影響台灣當局，卻無法像大陸惠台那樣影響台灣民眾；何況，美國會讓台灣民眾陷於困境，比如無窮盡的軍購開銷或間接干涉通信產品的使用等。如此一來，美國自無法與台灣民眾「共議現狀」，而只能著力於綠營當局；綠營當局則既要避免「現狀」朝統一移動，又要避免「現狀」被藍營取代，於是它只能實質上由「現狀」偏向極端路線。

    換句話說，美國是推助台海現狀改變的反面力量。

    而極端路線又必然吞噬台灣民眾的生活「現狀」，這就給突圍藍綠體制的參選人製造了機會。所以說，柯文哲若以「共議一國兩制、壯大現狀生活」為參選訴求，便能吸收統派、現狀派與投機派的選票，一舉擊潰獨派、極端派。

    正如開篇所述，台灣選舉難以產出賢能兼具的政治家。柯文哲插科打諢、形容逗趣，「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還背負深綠、暗獨、皇民之類的批評。但從政治上來說，正是他的投機或識時務，能在此時此地碰上了歷史評價翻盤的機遇。

    反過來看，年屆六旬的柯文哲參選2020，若不走出藍綠體制的政黨套路，或其兩岸政策無法區隔於藍綠兩黨的路線，則不但在明年選舉無法勝出，即使他來年想以不同政見參選，也已時過境遷或被人取代。這就意味以「共議一國兩制、壯大現狀生活」參選2020，成為柯文哲更上層樓的唯一出路。

    而在韓國瑜不便參選2020的前提下，柯文哲幾經民調都是支持度最高；當年梁襄王或許搞不清楚「天下惡乎定」的道理，但務實的柯文哲能否明白「定於一」的時勢？孟子說：「不嗜殺人者能一之。」美國沒有這樣的政治哲學和實踐經驗，它的代理機制終究要輸出極端路線，這就是柯文哲成全「定於一」的歷史機遇。當然，如此選擇需要機智和運氣，以免暗遭刺殺。

    退一步來說，即便柯文哲代言「一國兩制」不成功，使台灣經過一年陣痛後仍然產下綠巨嬰，那也就是換來接續四年的凌遲。而在兩岸差距更加失衡的情況下，台灣將進一步體驗「維持現狀」的破局，從而導致2024年更有代言「一國兩制」的新人勝出。

    大勢不可違，只不過愈往後拖延，台灣的「現狀」也就愈不成形，以至不好「共議」罷了。

    不要期待台灣出現政治家，也不要期待台灣民眾能朝體制外呼應「習五條」，這是面對台灣選舉政治的務實看法；政治家主動提出「平等協商，共議統一」，卻可能由投機政客被動地順天應人，這就是當前台海的政治氣候。

「一覺醒來，和平已經死了」？

    有些台灣統派在「習五條」出台後，樂觀地說「和統」可期，「武統」方案已被排除。但就國內問題結合國際情勢來看，台海統一是辯證發展的過程，文武並用，和戰相成，可能是比較實際的方式。

    特別在獨派暴衝與外力介入的意義上，或者在和平談判已經無望的意義上，「習五條」也是「習武條」。

    所以，有些台灣學者憂心2022年將屆中共20大，認為明年選舉若還是拒統的綠營勝出，習近平的對台政績就是「扣分」。[11]這種看法可以反面來提問：若明年選舉是藍營勝出，難道就是對台政績的「加分」？

    「習五條」的和平方案訴諸台灣民眾，而非台灣當局，就是明白台灣當局不會正面回應和平統一。「習五條」也明白，在藍綠體制下，台灣民間沒有「平等協商，共議統一」的權利。因此，「習五條」是在充分掌握國內外情勢的條件下，已有各式備選方案的政策解釋和說明，而不再是簡單空洞的政治主張。

    果不其然，台灣藍綠陣營都拒絕或模糊拒絕「習五條」，從而突出其政策解說的意義──「中國人不打中國人。我們願意以最大誠意、盡最大努力爭取和平統一的前景，因為以和平方式實現統一，對兩岸同胞和全民族最有利。」

    換句話說，無論選舉結果如何，「習五條」中的統一勢在必行，差別只是用什麼方案來應對。即便綠營當局連任，也只能眼睜睜看著虛有其表的「維持現狀」破局。

    比如外事方面，非洲和歐洲的「邦交」可能全部掛零；承認台灣當局的主張，則愈來愈難以在國際間立足。軍事方面，康熙對澎湖，毛澤東對金門，都為國家統一留下可資取用的戰略遺產，「台獨」則沒有任何成功的歷史參照。經濟方面，南向政策得不償失，美日兩國需索無度，兩岸經貿可能停滯，從而影響台灣的社會福利、基礎建設、教育資源和生活品質，使「民主的立場」失去立場。

    如此一來，綠營當局的「維持現狀」只能走向極端，而走向極端便會啟動「習五條」來維護台海的和平穩定，包括重建「現狀」。從這個方向來看，也就是邱毅說的：以「武統」開始，以「和統」結束。

    2019注定是台海不平靜的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汪洋在對台工作會議上聲明：「要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絕不為各種形式的『台獨』分裂活動留下任何空間。」[12]參選台灣2020的人，正各自盤算著空間與時間的函數關係。

    「習五條」殷殷叮囑：「兩岸同胞要共謀和平、共護和平、共用和平。」而和平空間，是個時間函數。

                                               二○一九年一月二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