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2月，《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出版，自2008年以來就備受海內外學界廣泛關注的“清華簡”從此揭開神秘面紗。該書包括《尹至》、《尹誥》、《程寤》、《保訓》、《耆夜》、《金縢》、《皇門》、《祭公》、《楚居》等九篇文獻，其中《耆夜》記載周人征伐耆國（一般認為即歷史上“西伯戡黎”之黎國）勝利，回到鎬京文太室舉行“飲至”禮的情節。由於涉及先秦詩歌、禮儀、史事等諸多豐富內容，史料價值重大，因此被一些學者視為佐證周代史事、檢驗“清華簡”真偽的一項重要依據。

　　據不完全統計，2010年以來國內報刊公開發表的相關學術文章已達20篇左右。在這些文章中，多數學者採用“二重證據”的傳統方法，力求從正面以新出文獻佐證、補苴上古史事。其中討論周代禮樂制度者有田旭東《清華簡〈耆夜〉中的禮樂實踐》、劉光勝《〈耆夜〉中的周代飲至禮》；考證“西伯戡黎”之事者有陳良武《“清華簡”〈耆夜〉與〈西伯戡黎〉》，陳民鎮、江林昌《“西伯戡黎”新證——從清華簡〈耆夜〉看周人伐黎的史事》；討論周代詩歌者有李學勤《論清華簡〈耆夜〉的〈蟋蟀〉詩》，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在多數人利用《耆夜》的豐富資訊“重構”上古史事的同時，也有學者對該篇真偽提出質疑。丁進《清華簡〈耆夜〉篇禮制問題述惑》（《學術月刊》2011年6期，以下簡稱“丁文”）一文認為，《耆夜》所載禮制與傳世文獻多有抵牾，疑點頗多。就禮學知識看，《耆夜》作者沒有達到清華簡整理者所估計的戰國中後期一般學者的水準，因此該篇不可能為戰國時期楚人所作，更不可能是西周實錄。作者斷言，如果認可該篇反映的是西周早期禮制，則現有禮學知識體系將被顛覆，禮學史將要改寫。有鑑於此，《耆夜》的真偽問題仍有繼續討論的必要。

　　丁文發表不久，程浩《清華簡〈耆夜〉篇禮制問題釋惑——兼談如何閱讀出土文獻》（《社會科學論壇》2012年3期）一文與其展開針鋒相對的辯駁。作者認為，清華簡《耆夜》中“飲至”禮的儀注與《儀禮》之《燕禮》確有不合之處。實際情況是，《耆夜》所記為西周王室禮制，《燕禮》反映的是諸侯之禮，因此兩者不是同一層面上的現象。作者還批評說，質疑者很可能過度使用了張蔭麟所謂“默證”法。鑒於傳世禮書建立的知識體系並不能覆蓋周代禮制的全部，以所記儀節是否符合傳世禮書記載來判定清華簡的真偽未必合適。也就是說，不能以現有知識體系作為檢驗出土文獻真偽的唯一標準，更不應該因其有違“經說”而產生先入之見。

　　爭論並未就此告一段落。姜廣輝、付贊、邱夢燕等人的《清華簡〈耆夜〉為偽作考》（《故宮博物院院刊》2013年4期）一文，試圖以《耆夜》中某些用詞的晚出現象為依據，證明該篇屬於現代人的“擬古之作”。作者舉證說，簡文周公致畢公詩首句有“贔贔戎服”字樣，實際上直至西元前550年左右時人始稱軍衣為“戎服”，而至唐代方以“贔贔”疊字作為修飾語。

　　簡文有“祝誦”一詞，而先秦古籍其實並無“祝誦”或“祝頌”連續的詞彙，關於“祝頌”文辭及文意的討論，晚至宋代始盛行。簡文有“明明上帝，臨下之光”的詩句，然而兩者皆非先秦慣用語：前句首見於晉人詩文，後句首見於宋人詩文。簡文周公《蟋蟀》與《詩經·蟋蟀》略同，後者歸於《唐風》、譜以唐音。如果《蟋蟀》真為周公即席所作，理應譜以雅樂或豳音，並為在座之著名史官記錄並傳之後世。再者，簡文所記為“飲至”禮，但於該禮所應有的告廟、獻捷、數軍實、策勳等儀節缺乏交代，不合古制。

　　作者由此得出結論，由於造假者基本不懂古代“飲至”禮的儀節和要項，以致將一個本應是武人的犒賞會開成了文人的詩友會。更為惡劣的是，當其作詩技窮之時，便不惜集錄後世文句，甚至將《詩經》中的無關作品抄進簡文中，說是周公所作。所有這些雖有耀眼的光焰，卻又難消作偽的疑雲！

　　在廓清史料迷障、構建可靠歷史的道路上，證偽與證實二者同樣居功至偉。清人閻若璩曾經從篇數、篇名、典章制度、曆法、文字句讀、地理沿革和古今行文異同等方面入手，成功破解了《偽古文尚書》這一學術史上的重大疑案。圍繞清華簡《耆夜》的真偽問題，如何在借鑒前賢經驗的基礎上坐實有關結論，還需更多學者付出艱辛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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