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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2/31 22:15:30瀏覽851|回應0|推薦0 | |
原來假古董就是這樣變成真貨的-----(轉載)從燹公盨的灸手可熱看現代考古研究的隱憂(Lin, Ershen) 2008年11月4日 燹公盨 (一稱遂公盨) 並非來自考古發掘,而是保利藝術博物館在2002年5月從香港出售非法文物的市場上購得。根據傳聞,該器得自河南窖藏;根據“土鏽上有明顯席痕,且包到口邊上”這一事實,該器肯定出土不久。對於這種明顯的自相矛盾,國內的考古專家並沒有予以重視,只是用來源“未必可信”一語輕輕帶過。 銅器運到北京不久,號稱“著名青銅器研究專家”的李學勤就被請到保利藝術博物館為該器作鑒定。李氏立刻排除了造假的可能性。據報導,李氏的依據有二:一是銘文“非常古雅”,“能看的出來,它不是偽造的”;二是銘文“是鑄成的,不可能是刻上,或者是用腐蝕的方法做成的”。 對於李氏的分析,我們先來看第二點,因為這個問題比較簡單。銘文是鑄成的只不過證明它不是事後刻上的,並不證明銅器本身的真實性或者確切年代。誰能夠證明銅器本身不是仿製品呢?這個論證顯然無法成立。這個論證一旦排除,那麼銅器的真偽之別就僅僅依賴所謂“古雅”的文字這樣一個模糊不清的判斷了,真可謂千鈞繫于一髮,危哉! 現在再來看第一點,即所謂文字古雅的問題。其實,燹公盨銘文的最大特點並非古雅與否,而是其體例一反常態。這篇長度近百字的銘文既沒有時間、地點,也沒有敘述任何當代 (西周) 的事件和儀式,結尾也沒有慣用的套話 (如子子孫孫永寶用)。沒有時間、地點的長篇銘文極為罕見,但也確實有過,如毛公鼎、逑盤、師克盨等少數例外。然而,這些例外都有具體的人物對話,敘述當代事件,而這些當代事件正是構成鑄器的動因。西周時代的人不會無緣無故地鑄器,也不會僅僅為了寫下民間流傳的上古神話而鑄器。我們迄今為止沒有見過任何此類例子。這使得燹公盨的鑒定成為一個極不尋常的例子 (an extraordinary case)。科學的方法論要求極不尋常的例子由具備極不尋常的可信度的證據 (extraordinary evidences) 來論證。遺憾的是,這裡我們不但沒有極不尋常的可信度的證據,卻看到一系列極不尋常的反證。 首先,我們看一看文字的特徵以及這篇銘文到底“古雅”到何種地步。丟開少數無法釋讀的字 (這類字俯拾皆是),通篇最為引人注目的是“德”字的使用居然達到六次之多,占全部字數的6%,而隨機抽取的一個銘文彙編,在一萬四千字當中“德”才出現14次,占0.10%,其機率僅僅為前者的六十分之一。在分析了另外一個總文字數七千五百字的銘文彙編之後,“德”出現九次,占0.12%,與前面的樣本極其接近。這個現象顯示燹公盨的選字習慣極不尋常,不同於典型的西周銘文。另外一個不常見的字是“廼”,雖然僅出現兩次,也占到了2.0%;該字在第一個彙編中僅僅出現兩次,占0.014%。這進一步證明燹公盨的異乎尋常之處。從這一角度來看,燹公盨銘文的作者更象一個儒生,而不是一個周人。 所謂古雅其實是一種心理感覺。當古文在讀者心中產生某種對於古時候的共鳴的時候,就是古雅,而這種感覺或者共鳴是基於理解之上的。真正古奧的文字,如殷商甲骨文或者西周早期的金文倒未必會產生這種感覺。根據古雅感來判斷銘文的真實性是靠不住的。 其次,我們可以看看文字的寫法。這裡,必須聲明本人並非古文字專家。假如陳夢家 (或者四堂之一) 尚在的話,問題會容易解決得多。不管怎樣,現在只好來個濫竽充數,好在有許多資料可資參考。就拿金文中出現最為普遍的“唯”來說,燹公盨的寫法就極不尋常:它不但比常見的“隹”多了個“口”字旁,而且右邊的寫法與已知的金文大異其趣。通常的“隹”的寫法就是一隻鳥,頭部結構曲線之下只有一筆,簡單明瞭,中間部分是半張的翅膀,筆劃左右連貫,乾脆俐落,象一隻展翅待飛的鳥兒。大盂鼎、庚贏鼎、[錄見]簋、伯父盨、鮮簋、師事簋甲、七年趞曹鼎、散伯車父鼎、班簋、兮甲盤、魯方彝、吳虎鼎、師酉簋、元年師兌簋、二年師兌簋、六年琱生簋、五年琱生簋等等都是如此。相比之下,燹公盨的右邊卻顯得不倫不類,鳥頭的曲線之下有兩筆,翅膀部分筆劃繁瑣,斷斷續續,猶豫不決,好像新手上路,不知所措。少數銅器如不其簋、豆閉簋、[犬臣犬]簋的“唯”雖然有口字旁,但右邊“隹”的寫法也是只鳥,象上面提到的其它銘文,而絕對不象燹公盨的“唯”那樣古怪。 此主題相關圖片如下: 還有一點,這個“口”不是在左上方就是在左下方,而不是在左邊的中間部分,屬於典型的古代結體。而燹公盨的“口”卻偏偏出現在左邊的中間部分,顯示出現代漢字的並列結構特點,像是一個寫慣了現代漢字 (而不是隋唐楷書) 的人在那裡揣摩古文寫法的一種嘗試。實話實說,燹公盨最初之所以引發本人的懷疑,就是因為這個“唯”字的寫法和結體看了後令人嘡目結舌。最後一點是銘文中的三個“唯”字結構都不一致,在鳥爪上特別明顯,屬於漫不經心的隨意變化。 再看第二列第一個字那種莫名其妙的輻射狀結構同樣違反了金文的結體規則,即使你走到克里特島也找不著那種怪字,屬於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嘗試。所有這些充分證明了一個基本事實:燹公盨的文字寫法與典型的西周金文不屬於同類。這個推理與上面關於文字選擇的特點不謀而合。 分析到這裡,大多數不懷偏見的人都可以看出,這個銅器究竟叫燹公盨還是叫遂公盨已經無關緊要了。不過我們還是耐著性子將分析進行到底,因為在燹公盨研究上投過資的人肯定不會善甘甘休。 當然,我們不應該忘了前面提到的文章結體的不同尋常之處:沒有時間、地點,缺乏當代關連性,也沒有慣用的套話。如此長度的銘文缺乏所有這些基本要素是不可思議的,而文章的神化關連性也同樣是獨一無二的。這裡,我們再一次遇到了燹公盨與所有西周銅器的天壤之別。 現在,我們來看看文章的內容。其實,只要看第一句就夠了。根據李氏的釋讀,這句話是“天令禹敷土隨山濬川”。他正確地指出,“這幾句話‘禹敷土隨山濬川’是《尚書》的話。......而且只有《禹貢》的《序》裡有這四個字,其他的文獻裡都沒有。所以在西周的青銅器裡面,看《禹貢序》裡看到相同的字,是非常驚異事情。”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來得全不費工夫”。 《禹貢》的真實性一直受到學者的懷疑,書序更是被作為後儒托偽之作。對於急急忙忙要“走出疑古”的人來說,燹公盨實在是實現其夢想的天賜良機。在他們看來,這篇銘文可以一舉奠定夏朝的存在[注],至於銅器的本身是否仿製品就顧不得了。不過,他們忘記了一點方法論的常識:以一個破綻百出的“文物”去論證另外一個倍受爭議的“古文”不外乎循環論證,以A證明B,再以B證明A。如果燹公盨是某個香港奸商為了牟利而抄襲《禹貢序》的文字來鑄這個銅器的話,請問君將何以自處? 假如燹公盨不是膺品的話,它的銘文不但可以用來證明《禹貢序》,甚至於還可以證明《洪範》和《呂刑》,真是一石多鳥,石破天驚,因為過去哪怕再重要的金文也不曾達到如此空前絕後的高度,而這本身也不能不引起任何不抱偏見的獨立思考者的警惕。如果奸商知道了國內史學界的某些人急於證明某些古籍的真實性,然後東拼西湊地杜撰出一篇金文來投其所好,我不會感到太驚訝。實際上,燹公盨銘文與《禹貢序》、《洪範》、《呂刑》均有同文但後三者彼此不同文本身就顯示燹公盨銘文是後三者的總結,是後出者,而不是相反。以後出者證明先出者的價值,豈不謬哉? 基於上述認識,本人不準備在這篇短文裡面展開對於銘文其餘部分的細節的討論,反正關於這篇灸手可熱的銘文的各種文章乃至集釋都已經刊行了,有興趣的人可以自行研究。 最後,但並非最不重要的是我們一開頭就提到的一個異乎尋常之處:銅器看來是剛出土的,卻被謊稱是窖藏的。很有可能那些泥土是故意加上去來製造仿古效果的小伎倆,難道這樣的事情還沒有見過嗎? 綜上所述,我們看到了選字、書法、體裁、內容、來源五個方面的疑點。其中書法這個疑點估計偶然性至少在0.01 (即1%),其它每個疑點偶然性如果在0.1 (即10%) 的話,總體的偶然性在0.000001即百萬分之一。由此可見,燹公盨沒有問題的可能性等於零;它肯定有著不為人知的內幕。最後,我應該提醒那些為之辯護的人,要證明一個來源不明的文物的真實性的責任落在他們一邊,而不是落在置疑者一邊。一言以蔽之,“燹公盨”的異乎尋常之處實在也太多了一點,其來源值得重新徹底調查。在上所述所有那些疑問獲得令人信服的解釋之前,任何基於該銅器銘文的推論都應被作為假設來看待,而且是極其有疑問的假設。依本人之愚見,要走出疑古就如同走進時間隧道那麼難,搞不好還會被洞口的重力場擠壓成肉餅。 注釋:其實,這裡僅僅重複了眾所周知的一個神化,其真正含義遠非某些人一廂情願的想像那樣。禹未必與夏有任何聯繫。鯀、禹作為開天闢地的“第一代”神祗是歐亞大陸普世性的造陸神話的中國變奏。對於這一點,各位可以參考胡萬川的《撈泥造陸 ─ 鯀、禹神話新探》。http://m.kdnet.net/topic-2532122.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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