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偽器舉隅(4) 及談曾國的地望變動：《曾侯絴伯秉戈》《曾子仲[言妻]鼎》《曾子仲[言妻]甗》《曾侯○伯戈》

（十五）偽銘戈《曾侯絴伯秉戈》（《集成》11121）

說是在1982年底，在湖北棗陽縣城二十多公里吳店公社趙湖大隊，說是當地農民因翻地發現一件銘文青銅戈，保存完好，銘文清晰可見，內之末端有六字銘文：『曾侯絴伯秉戈』。按，此戈，依時代乃先秦之器，其埋土裡何以不是墓葬而一翻即見，而且在土中保存二千多年不受腐蝕，保存完好，只有一種可能，那就是被有心人造作之後，故意埋入土內，再以挖出為說，如此一來，此分明從1978年以戰國末楚國貴族巨墓改造成的偽曾侯乙墓得來的靈感，也偽造一個“曾侯”之器於湖北臨河南的棗陽地區，而取其名叫“絴伯”。故此可疑之銘戈，只能判假而不能判真，論述曾國時應持嚴謹態度，不可引用，若反而又去以為曾國有一曾侯名叫“絴伯”的就更屬不智了。

為何丟此偽銘戈於此地呢，其實，一見1983年的〈湖北棗陽縣又發現曾國銅器〉一文，即知緣由。因為就在下一年的1983年1月，同一趙湖大隊的第一生產隊就在其曹門灣當地挖到青銅器，進而發掘出一長方土坑竪穴墓，長2.7米，寬1.3米，可能係單棺墓，內有隨葬器物鼎1、簋2、壼1，都未有銘文，推測乃兩周之際的曾國墓地，因就在附近棗陽縣熊集區茶庵公社段營大隊（今棗陽市熊集鎮段營村）於1972年出土所謂曾國器，而其與這次只差20米以內，而推斷此亦乃曾國墓之一。但如此一來，又斷出此次出土的兩件偽銘器了：《曾侯○伯戈》及《曾子仲[言妻]鼎》：

（十六）偽姒姓繒國偽銘器《曾子仲[言妻]鼎》（《集成》2620）

1972年8月湖北棗陽縣熊集區茶庵公社段營大隊（今棗陽市熊集鎮段營村）春秋早期後段一墓葬出土，因自然沖刷而破壞，墓坑殘存底部，長3.3、寬1.5米。葬具為一棺一槨，皆已腐朽。隨葬青銅禮器有鼎3、簋4、壺2，兵器有戈1、矛1、鏃3及車馬器等。發掘簡報指出，該墓所出銅器花紋、形制與湖北京山、隨縣及河南新野出土的繒國銅器風格基本一致，所鑄銘文字體、內容亦很接近，墓葬的年代應為春秋早期，認為姒姓之曾（繒）國墓葬。有研究者認為隨葬有兵器有戈、矛及鏃等，可見墓主係男性。其青銅禮器亦係一套食器（鼎3、簋4）和水器（壺2）的組合，結合墓葬規模和等級來看，墓主應係大夫一級。該墓出土的兩件有銘器：《曾子仲[言妻]鼎》和《曾侯○伯戈》，則其墓主與此二器的關係應皆很密切，墓主很可能是繒子仲[言妻]本人，繒子仲[言妻]很可能即繒侯○伯之子。繒子仲[言妻]作為繒侯○伯之子，以其父之器隨葬云云。

但《曾子仲[言妻]鼎》的“曾子仲[言妻]”就是抄自上一年在1971年於新野小西關墓裡的偽造銘器《曾子仲[言妻]甗》的人名（如後論）。而且此《曾子仲[言妻]鼎》的銘文：『唯曾子仲[言妻]用其吉金，自作將彝，子子孫孫其永用之。』銘文既云要“子孫永保用之”，為何會被丟入墓中埋掉了，沒有在子孫家中或祖廟裡寶用祭用，故乃今偽銘作者不明周代銘文裡“子孫永寶”的用意，而率爾抄偽銘文的格式而露偽。

（十七）偽姒姓繒國偽銘器《曾子仲[言妻]甗》（《集成》943）

按，1971年8月，河南新野小西關發現一座春秋早期或中期的墓葬，該墓為長方形土坑豎穴墓，墓口長3.6、寬2.44米。墓內葬二人，骨架腐朽過甚，性別也不明。葬具分別為一棺一槨、一棺無槨。隨葬品有銅器、玉器、象牙器及骨器等數十件，其中青銅禮器有鼎2、甗1、簠2、 1、盤、匜各1。另有戈、鏃等兵器及玉器、車馬器、象牙器、骨器等。有研究者認為青銅禮器為一套食器（鼎2、甗1、簠2、 1）和一套水器（盤、匜各1）的組合，玉器有琀，墓主應係大夫一級。發掘簡報認為因文獻記載申國在今南陽、唐河地區，而繒（曾）乃《國語•鄭語》等所載的南土“申之與國”姒姓繒國之器，故知“南陽附近必然有個曾國”，故而此墓距南陽、唐河昔申國不過百里左右，當然出現繒器是合理的。於是就出現了“曾”器了。其中有銘文的有《曾子仲[言妻]甗》（《集成》943）一器，其銘曰：

『唯曾子仲[言妻]用其吉金，自作旅甗，子子孫孫其永用之。』銘文既云要“子孫永保用之”，為何會被丟入墓中埋掉了，沒有在子孫家中或祖廟裡寶用祭用，故乃今偽銘作者不明周代銘文裡“子孫永寶”的用意，而率爾抄偽銘文的格式而露偽。

（十八）偽姒姓繒國偽銘器《曾侯○伯戈》

如前言，1972年8月湖北棗陽縣熊集區茶庵公社段營大隊出土了兩件有銘銘器《曾子仲[言妻]鼎》和《曾侯○伯戈》，其中《曾子仲[言妻]鼎》偽銘已揭於前，而《曾侯○伯戈》實也信譽可危。因為有多銘文字的《曾子仲[言妻]鼎》如前所論已是當時人偽造，則出土有銘文『○○○伯之元執』（發掘報告裡所釋的原銘）也是當日的偽造成分居多。而後來的研究者比對了1982年底，在棗陽縣城二十多公里吳店公社趙湖大隊發現的偽銘戈《曾侯絴伯秉戈》，於是把此銘文裡的首二不清的字，改成“曾侯”而成“曾侯○伯”，無乃暗指應乃“曾侯絴伯”了。但如果此戈真是原銘乃“曾侯○伯戈”反而有偽徵，因為“曾侯絴伯”因《曾侯絴伯秉戈》為偽，故而其上所創的“曾侯絴伯”亦是筆下人物而已，故判《曾侯○伯戈》為偽。但如是銘文為“○○○伯之元執”，則真偽實未定之天。因為，不知“○○○”是何指謂，此銘戈之真偽只能不論了。
按，以上此篇所論到的1971年8月，河南新野小西關發現一座春秋早期或中期的墓葬及1972年8月湖北棗陽縣熊集區茶庵公社段營大隊出土春秋早期墓葬，或真係姒姓繒國之墓。但是此二墓發掘的銘器俱是偽銘文，被當日考古人員所造。因為，此不論是河南新野或湖北棗陽，其實在東周春秋至少中期以前，應是姒姓繒國之地。因為，繒、申兩國相近，都是在西周末年因為周幽王廢了申侯嫁去的申后而信寵褒姒，廢申后所生太子即周平王，而立褒姒之子伯盤為太子。於是平王逃往申國，周幽王欲發兵攻申國，申國及繒國方強，聯絡西方的西戎攻周幽王，西周亡後，周平王在申侯、晉文侯、秦襄公等幫忙在申國附近，即洛陽為王，申國在今南陽盆地一帶，而其南有唐國及繒國，唐國在河南及湖北交界的唐河一帶，而繒國則在新野及湖北棗陽一帶，即河南新野小西關、柘城（《左傳‧襄公元年》『於是東諸侯之師次于鄫，以待晉師。』的“鄫”）、方城（《左傳‧哀公四年》『楚人……乃謀北方…致方城之外于繒關。』依江永《春秋地理考實》繒關『在南陽府裕州”即今河南方城縣）、湖北棗陽、襄樊一帶在其境內。其東則是姬姓的隨國，而繒國與隨國的南方，則是楚國，而楚國國都郢一路向北即經繒國及唐國而至申國。在春秋楚文王時，滅了申國，其路線經是經由郢都北渡漢水，過繒國及唐國地界，一路向北，攻滅申國。則彼時的繒國，已不見《春秋》《左傳》提到，則合理的推斷，彼時繒國實已主動納土取消自已，不勞楚文王動手，而讓繒地由楚軍經過，於是攻滅了申國。既獻了土，則楚乃移置繒君於西陽附近，等同大邑。由於繒邑主對楚王一向殷勤，貢獻甚勤，邑力更衰，故而其領地愈小，但因葚得楚王之歡欣，故而到了戰國初年曾侯乙之死，楚惠王還到西陽去弔奠，而實曾侯乙在戰國只有相當於邑主的“侯”的名號，連像“鄖公”一樣的封邑之君都做不上。故曾侯乙的邑亦不甚大，只在其都邑的西陽附近，不可能死後有偽曾侯乙墓裡那樣大的排場，則所謂曾侯乙墓，實乃如1980年曾昭岷及李瑾在《江漢考古》1980 年第 1 期發表〈曾國和曾國銅器綜考〉所論乃戰國末的楚墓而已。（2026,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