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偽器舉隅(5):《曾孫定鼎》《曾都尹簠》《黃季作季嬴鼎》《曾仲大父蛕簋》《曾伯文[缶霝]》《黃季小鼎》
(十九)偽曾國銘器《曾孫定鼎》
(二十)偽曾國銘器《曾都尹簠》
在1988年1月,湖北隨州市安居鎮徐家嘴村汪家壪窯場民工做磚取土時,偶然挖掘出青銅器,於是勘查出一座古墓葬,此墓西距安居鎮約4公里,在溳水北岸,溠水以東。此墓因取土而封土早被挖掉。墓坑為土坑竪穴,殘存墓底長4米,寬約2米,葬具一棺一槨,己腐朽。墓主屍骨已朽。隨葬品出土有9件,含銅鼎1件有銘文『曾孫法之脰鼎』、銅簋2件形制銘文一樣,銘文在器蓋內及器底:『曾都尹法之行簠』、銅車轄2、銅箭頭1、鉛方壼2、陶罐1。認定因出土銅器花紋別致,多為春秋中晚期流行的蟠虺紋、綯索紋和圓渦紋,不見春秋早期的竊曲紋、垂鱗紋和夔紋,故為春秋晚期墓。由隨州市博物館發佈於《江漢考古》1990年1期〈湖北隨州市安居鎮發現春秋曾國墓〉裡。
按,因為安居古城址離安居羊子山據研究是噩侯墓地很近,有研究者認為該城址為噩國都城,而此地在1988年,在距古城址不遠的安居徐家嘴汪家壪發現了一座春秋晚期殘墓如上所述,出土《曾孫定鼎》《曾都尹簠》。兩者之銘文並排如下:
《曾孫定鼎》『曾孫法之脰鼎』
《曾都尹簠》『曾都尹法之行簠』
此二器的銘文恰好只看一器不明所以,但兩器銘文併看則可以理出頭緒,設計的天衣無縫,兩銘器器主一比對即知是名字叫做“法”的“曾”國的“曾孫”(曾王的孫子輩),任職為“都尹”,指的是都城的長官,或乃曾國的國都的行政長官了。不過,曾都在西陽,不在安居。而且恰好用二銘器來說明一位器主的身份,此正好是一如1979於隨臣季梁傳說處的湖北省隨縣城郊公社八一大隊說是於季氏梁一帶開挖水渠時,發現一批青銅器裡的偽銘戈《周王孫戈》『周王孫季怡孔臧元武元用戈 。』及偽銘戈《曾大攻尹季怡戈》『穆侯之子西宮之孫, 曾大攻尹季怡之用 。』同樣的造偽手法,《周王孫戈》講器主季怡是“周王孫”而《曾大攻尹季怡戈》則講季怡是“穆侯之子”和“西宮之孫”,則及職位是“大工尹”,季怡當大工尹,曾孫法則是當都尹,於是遂見其偽出一轍了。故《曾孫定鼎》《曾都尹簠》皆1988年考古人員參考1979季氏梁的偽銘戈的偽銘文的設計法而照搬。其實繒國都城西陽的“都尹”之職位很高,此墓裡出土的器物稀疏,稱不上是“都尹”墓葬的氣派,就已十分可疑了。
(二十)疑偽曾國銘戈《曾侯昃戈》
在湖北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曾孫昃戈》,說是2003年配合基建對襄陽梁家老墳戰國中期楚墓(或云2001年於湖北襄樊市區漚廟鎮王溝樹梁老墳戰國墓)發掘時,在M11墓裡出土了錯金文字的《曾侯昃戈》『曾侯昃之用戈』,而且1990年代所見被私人也收藏了一件《曾侯昃戈》『曾侯昃之用戈』。但此文物並未有詳細發掘報告述之,故只能視同疑偽不能視為真銘了,以嚴謹為重。而“曾侯昃”亦無必存在於史上之證可言。
(二十一)偽繒國銘器《黃季作季嬴鼎》《曾仲大父蛕簋》《曾伯文[缶霝]》《黃季小鼎》
1970~1972年在湖北隨縣均川區熊家老灣,屬剈水南部支流均水中上游河谷的均川一帶,位於隨縣縣城西南約 20公里的山崗坡地上,因所謂修建房屋,在相距60米處,分別出土了兩批青銅器,但並無所謂墓葬痕跡,就是兩年間先後該處距60米處神奇出現了兩堆青銅器,被認為是春秋早期墓。而其山土報告由鄂兵〈湖北隨縣發現曾國銅器〉發表於《文物》1973年5期上。
第一次出土見到的是6件的青銅器,疊壓一起,有簋4、 [缶霝]1、方彝1;二年後又出土了有順序放置的鼎3、甗1、簋2、壼1、盤1、匜1,二年後又出土了有順序放置的鼎3、甗1、簋2、壼1、盤1、匜1,其中有銘文的計有:
(1)大號鼎《黃季作季嬴鼎》(《集成》2565):『黃季作季嬴寶鼎,其萬年子孫永寶用享』,乃黃國女嫁曾的媵器。
(2)《曾伯文簋》(《集成》4051~4053)4件,器形及銘文相同:『唯曾伯文自作寶簋,用錫眉壽黃耈,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享。』
(3)《曾仲大父蛕簋》(《集成》4203,4204)2件(第二次),器形及銘文相同:『唯五月既生霸庚申,曾仲大父蛕乃用吉鋚,[自又]乃[上夕下石+隹]金,用自作寶簋,蛕其用追孝於其皇考,用錫眉壽黃耈霝終,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享。』
(4)《曾伯文[缶霝]》(《集成》9961)1件,口沿上有銘文:『唯曾伯文自作厥配[午皿][缶霝],用征行。』
其實以上的《黃季鼎》《曾伯文簋》《曾仲大父蛕簋》《曾伯文[缶霝]》全是當日的考古人員偽造的銘器。因為《黃季鼎》《曾伯文簋》《曾仲大父蛕簋》銘文全都有“萬年子孫永寶用”字眼。但周人的銘文裡寫要子孫寶用的,子孫必畢恭畢敬的永寶及祭用,不會不孝而丟入墓裡,違背父祖之命,因此舉不孝莫大,會是重孝道的封建周代的諸侯貴族會做的事嗎?故此類有“子孫永寶用”字眼的銘器不能出之於墓葬裡,而以此知乃1970年代的考古人員偽造的,因只徒知抄偽銘文的格式而不明銘文用辭的精意,致顯其造偽之跡。當然其中所假造的“曾伯文”也實無其人,乃當日偽銘作者的虛構,而《曾伯文[缶霝]》銘文未有子孫寶用字眼,但其銘文內的“曾伯文”就是同批偽造出來的,故銘文內初觀未顯偽意,但擺在出土各偽銘器間一對比,即知,此器也是當日所寫偽銘器。
又按,後來,又出來一所謂《黃季小鼎》者,亦當成第二次出土物,其銘文作:『黃季作,其萬年永寶用。』用了“萬年永寶用”仍被丟入墓裡埋了,可見不孝甚矣,會是周代貴族行徑嗎?故亦今人所偽。
按,此作偽銘器者的構思,乃造繒姓曾國之器,故其論曾(鄫、繒)國,講:
(1)鄫國,在今山東峰縣,即《春秋‧僖公十四年》『季姬及鄫子遇於防』的鄫國國君鄫子。此鄫國乃附庸於齊。
(2)鄫國,當在今河南柘城附近,即《左傳‧襄西元年》『於是東諸侯之師次於鄫,以待晉師。』此鄫國乃鄭之附庸。
(3)繒國,見於《國語‧晉語》『申人、繒人召西戎以伐周。』故此繒國似應在申國的近郊。而《左傳‧哀公四年》『楚人……乃謀北方…致方城之外於繒關。』依江永《春秋地理考實》繒關『在南陽府裕州”即今河南方城縣,其地望與申國的都邑謝(今河南南陽)相近。而又指出,像此湖北境內的繒,“未見文獻記載,但近年來在京山(今按,指1966年京山蘇家壟墓地之“曾侯仲子游父”諸銘器實為偽繒國銘器)、隨縣(今按,指1972年8月湖北棗陽縣熊集區茶庵公社段營大隊出土了兩件實為有銘偽器《曾子仲[言妻]鼎》和《曾侯○伯戈》)卻兩次出土曾國銅器。宋代安陸出土的“楚王酓章鐘”(今按,鐘上的曾侯乙銘文也是轉抄自另一“宗彝”上的,因為抄了“宗彝”一辭於樂鐘上而露實非此樂鐘上的原有銘文)也鑄有關於曾侯的銘文,這說明在西周末年到春秋初年,曾人的足跡已及於鄂北一帶。”由是可知,此墓裡的偽繒器,是因著湖北偽造的繒國銘器的出現於當日,於是認為在河南的繒人已入鄂北,前已有例,則此時再造亦符合以往的文物造之假之下的由河南擴至湖北的繒國地盤的銘文。故而此墓之偽曾國器乃偽繒國器。(2026,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