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平生所學供埋骨:政治運動中的陳夢家
(博訊2016年4月20日 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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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陳開始後,曾做過陳夢家助手的李學勤當即寫了《評陳夢家殷虛卜辭綜述》(載《考古學報》1957年第3期)。文章 不僅尖銳地質疑了陳夢家的學術成就,在文章的結尾,逐漸演變成人身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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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夢家,著名新月派詩人,同時也是古文字學家、考古學家。他是前南京金陵神學院提調(相當於院長)陳金鏞的兒子,原籍浙江上虞,生於 1911年4月16日,自幼在南京長大。早年師從徐志摩、聞一多,是新月派重要成員。陳夢家曾在中央大學學習法律,最後拿到了律師執照,但他沒有當過一天 律師,而是從16歲便開始寫詩,1931年便出版了第一本詩集《夢家詩集》,並立即揚名。大學畢業後,陳夢家曾在安徽蕪湖中學任教半年,其後赴京在燕京大 學神學院修讀;半年後轉燕京大學中文系就讀,並在該系任助教。此後的陳夢家開始以一位浪漫派詩人的形象出現。正是在燕大期間,他邂逅了與其相伴一生的“神 仙妹妹”——趙蘿蕤。
趙蘿蕤自幼長在蘇州,其父趙紫宸是世界知名的基督教神學家,任世界基督教理事會的亞洲主席,早年曾留學美國。到她上學時,趙紫宸已是東吳大 學教授兼教務長了。1926年,趙紫宸接任燕京大學宗教學院院長一職,趙家遷往北京。這一年,趙蘿蕤14歲。1928年,她直接升入燕大中文系,受業于郭 紹虞、馬鑒、周作人、顧隨、謝冰心等名教授。翌年,轉系攻讀英國文學。1935年,趙蘿蕤從清華外國文學研究所畢業,轉入西語系任助教。
1936年,陳夢家與趙蘿蕤結婚。陳、趙的結合,與兩人的家庭出身有一定關係。陳夢家的父親是一位新教牧師,趙蘿蕤的父親則是著名基督教活 動家、神學家。相似的家庭背景,加上才子佳人的相互吸引,使二人很快就走到了一起。錢穆先生在其《師友雜憶》中曾憶及這對燕園的神仙眷侶:“有同事陳夢 家,先以新文學名。余在北平燕大兼課,夢家亦來選課,遂好上古先秦史,又治龜甲文。其夫人乃燕大有名校花,追逐有人,而獨賞夢家長衫落拓有中國文學家氣 味,遂賦歸與。”
七七事變後,北平已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夫婦倆輾轉跋涉到昆明,陳夢家任教於西南聯大。聯大雖由清華、北大、南開組成,但仍循清華舊規: 夫妻不能在同一學府任教。這樣,趙蘿蕤便作出犧牲,一面在家操持家務,一面做些翻譯工作。此時的趙蘿蕤“勤讀而多病。聯大圖書館所藏英文文學各書,幾於無 不披覽。師生群推之。”(錢穆語)
當時,美國芝加哥大學東方學院與西南聯大有一個交換教授的規劃,陳夢家被選派為交換教授之一,于1944年首度赴美。趙蘿蕤也一同前往,並 進入了當時全美一流的芝大英語系學習。在美期間,陳、趙夫婦會晤了當時已名聲大噪的著名詩人艾略特。艾略特是陳、趙都非常崇敬的現代派大詩人,早在清華讀 書時,趙蘿蕤就應戴望舒之約,翻譯了艾略特的長詩《荒原》,她也是《荒原》的第一位中譯者。
1947年,陳夢家先行回國後,任教于清華,同時擔任文物陳列室主任,為校方多方搜集青銅文物,幹勁十足。趙蘿蕤回到北平後,任燕大西語系 教授,後又兼系主任,為建設一個一流的英文系四處奔走,延聘人才。 著名學者巫甯坤即是當時受趙蘿蕤的邀請,自美返國,加入燕大英文系的。他回憶道:
一九五一年八月中旬,我回到北京,蘿蕤親自到前門火車站接我。別後不過兩年多,我不無好奇地看到,她的衣著起了很大變化。當年在芝大,她總 愛穿一身樸實無華的西服,顯得落落大方,風度宜人。眼前她身上套的卻是褪了色的灰布毛服,皺皺巴巴,不倫不類,猛一看人顯得有些憔悴了,但風度不減當年。
到了燕園,由於我新來乍到,住房尚未分配,蘿蕤便留我先在她家做客,受到她溫馨殷勤的款待。陳夢家教授當年是著名的“新月派”詩人,後來又 以古文字學和考古學的成就蜚聲中外,當時在鄰近的清華大學中文系任教。他倆住在朗潤園內一幢中式平房。室外花木扶疏,荷香撲鼻。室內一色明代傢俱,都是陳 先生親手搜集的精品,客廳裡安放著蘿蕤的“斯坦威”鋼琴。這時我才知道她是燕大宗教學院院長趙紫宸博士唯一的女兒······
看得出來,剛回到北京的陳夢家和趙蘿蕤生活是愉快的,對新政權也是充滿憧憬的。然而到了1951年,“知識份子思想改造運動”從天而降,市 委工作組進駐燕園,要求知識份子特別是高級知識份子,改造自己的資產階級思想,清算“美帝文化侵略”。學校停課搞“運動”,教授們必須在群眾大會上逐個進 行“自我檢討”,要“人人過關”。為了能過關,除了不停地檢討自己,還需揭發別人。此後不久,又開展了“忠誠老實運動”,要求每個人都必須詳細交代自己的 歷史經歷,“態度惡劣”者,即被“隔離反省”。到了1952年“三反”“五反”相繼展開。中國文聯還發出號召,讓藝術家們舉辦各種義展、義賣,捐獻稿費、 版稅,爭取在最短時間內捐獻“魯迅號”飛機一架支援抗美援朝。
在“人人過關”的群眾性政治運動面前,作為新月派浪漫詩人、小資情調嚴重的陳夢家自然難以躲過。陳夢家表現出明顯的不適應,經常在私下裡譏 評時弊,品題人物。巫甯坤在《燕園末日》一文中說,一天燕京大學校園裡的大喇叭廣播一個通知,要求全體師生參加集體工間操,陳夢家聽了,不免發牢騷說: “這是‘1984’來了。這麼快。”(《1984》是英國作家喬治·奧威爾的小說,預言了未來社會嚴重收緊的情景)如此言論,在那個人人自危的年代,自是 難逃被清洗的厄運。果然,“思想改造運動”一興起,陳夢家就被揪了出來。
此時,身在燕大的趙蘿蕤也好過不到哪裡去,作為西語系主任,她不僅要檢討個人的“資產階級思想”,還要參加各種會議,沒完沒了地檢討在領導 教學工作中“重業務,輕政治”的錯誤傾向。此時,其父趙紫宸已經被揪了出來,要求人人與他“劃清界限”,其夫陳夢家正在清華遭受猛烈批判,一向鎮靜自若、 從容不迫的趙蘿蕤,一下子憔悴了。“思想改造運動”剛告一段落,緊接著便是全國高等院校的“院系調整”。大學重組,教會學校一律解散,燕京和輔仁按不同科 系分別併入北大、清華、師大,人員聽候統一分配。清華大學的文科系取消。陳夢家在清華大學受到猛烈批判後,離開學校,被“分配”到考古研究所,趙蘿蕤調入 北大西語系任教授。
“反右”中應聲落馬
剛調入考古研究所的前幾年,是陳夢家生命中相對平靜的時期,也是他學術豐產的時期。這幾年裡,他相繼完成和出版了《殷墟卜辭綜述》《西周銅 器斷代》(分6期連載於1955~1956年的《考古學報》上)《尚書通論》等。他不僅第一次在考古和古文字領域引入了現代西方學術規範,同時還完成了由 浪漫派詩人向古文字、考古學專家的蛻變。
陳夢家不再是一位詩人了,這一方面是個人興趣的轉移,另一方面也是政治氣候使然。建國後,“小資產階級詩人”陳夢家已被主流文學所拋棄,他 失去了重提詩筆的機會和勇氣。與陳夢家經歷相似的何其芳曾講過一個故事:“古代有一位詩人,在一個風景美麗的秋天裡,聽見風雨吹打樹木的聲音,他就想寫詩 了。但他才拿起筆來寫了一句‘滿城風雨近重陽’,不巧催收田賦的人忽然來了,打斷了他的興致,這首詩就再也做不下去了。”何其芳說,教條主義的批評會敗壞 人的創作情緒——陳夢家又何嘗不是如此。他被那些充滿革命浪漫主義情懷的政治抒情詩敗壞了胃口,他唯有閉嘴,像沈從文那樣將自己埋進故紙堆裡,似乎只有那 樣才安全。
趙蘿蕤在回憶那段歲月時說:
1956年,他用《殷墟卜辭綜述》的稿費在錢糧胡同買了一所房子。從此他一個人佔有了一間很大的寢室兼書房,在裡面擺下了兩張畫桌。這一大 一小兩畫桌拼在一起成了他的書桌,上面堆滿了各種需要不時翻閱的圖籍、稿本、文具和一盞檯燈。夢家勤奮治學有著很好的物質條件。他身體好,不知疲倦,每天 能工作差不多十小時到十二小時······
夢家喜歡朋友,對朋友從不苛求。他愛戴老人,如徐森玉、容庚、於思泊、商承祚諸先生;也親近青年,對他們無所不談。他很喜歡去看望朋友,海 闊天空地暢談一切。他喜歡遊山玩水,雖然這樣的閒暇和機會不多······他喜歡看戲(各種形式的),喜歡寫這方面的評論文章和泛論文藝的小文,如發表在《人民日 報》副刊的《論人情》等,據說這些文章很受讀者歡迎。不過他新詩作得很少。他寫過《甘地》一詩,寫過幾首詠景物的小詩,曾在《詩刊》上發表。他喜歡和郭小 川、艾青等同志交朋友。
1956年1月,中共召開了知識份子會議,周恩來做了《關於知識份子問題的報告》,毛澤東在會上說:“有的同志說些不聰明的話,說什麼‘不 要他們也行’‘老子是革命的’,這話不對。現在叫技術革命,文化革命,革愚蠢無知的命,沒有他們是不行的,單靠我們老粗是不行的。”1956年5月26 日,中共中央宣傳部長陸定一作了題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報告,政治氣候一下子變暖,作為詩人的陳夢家也被重新“挖掘”出來。
陳夢家覺得他作為一位作家重新出現,應該有一個新的形象。於是,他便刻意與當時並不光彩的“新月派”劃清界限:“我很不願意別人老把過去的 招牌掛在我的頭上,而且這塊招牌對我也不大合適,當時我只不過是喜歡寫詩,和‘新月派’詩人接近罷了。有一些詩人像何其芳等比我更接近‘新月派’,卻因為 他改造了思想,入了黨,而不再給他掛這塊招牌,我雖然沒有入黨,也不能老掛著這塊牌子。”1957年,徐志摩、戴望舒等人的詩選也重新與讀者見面,陳夢家 寫了一篇《談談徐志摩的詩》的文章,發表在《詩刊》上。在當時任作協秘書長的郭小川的日記裡,記有陳夢家當年的一些情況:“到十一時,唐祈說陳夢家正在 《詩刊》談到我的《深深的山谷》,我和丘琴一起去和他談了好一會。他讚揚了我這首詩。到十一時半,我約他們去吃飯,在崒華樓且談且吃,搞到一時半多。陳夢 家極健談,他有他的見解和人生態度,又大罵了一陣劉紹棠,主張在整風中好好整他。”(1957年5月17日)“陳夢家來,談了一下他對右派的看法,他認為 有些右派分子老不滿足。又催我早些看他的編好的詩集······”(1957年7月9日)顯然,在“反右”前的一段時間裡,陳夢家在政治態度上還是比較積極的。此 後,因為政治氣氛的突變,便再也沒有了關於陳夢家的記錄。
1957年“反右”鬥爭一開始,陳夢家應聲落網,他被劃成“右派分子”的罪狀之一是“反對文字改革”。早在 1950年,根據毛澤東關於文字改革不能脫離實際、割斷歷史,應首先辦簡體字的指示,文字改革研究會即開始著手漢字簡化工作。經過數年的醞釀修訂,《漢字 簡化方案》於1956年由國務院公佈。 在1957年有關文字改革問題的“鳴放”中,陳夢家提出:“文字是需要簡單的,但不要混淆。這些簡化字,毛病出得最多的是同音替代和偏旁省略。簡化後有些 字混淆了。”“漢字雖然非常多,但是常用的並不多,普通人認識三千就可以了······有了這三千字,就來研究怎麼教。有人說漢字難學,我說不難,所以難,是教的 人沒教好”。“在沒有好好研究以前,不要太快的宣佈漢字的死刑”。“文字這東西,關係了我們萬萬千千的人民,關係了子孫百世,千萬要慎重從事”。陳夢家的 意見說得很有道理,但關鍵是他沒能正確預測風向。羅隆基當時就曾說:“毛主席是贊成拼音化的,這樣讓大家討論就很難發表意見了······”
陳之所以被打成右派,與其才情、性情、學問均不無關係。論才情,陳是舊時代的浪漫派詩人,天縱英才,風流瀟灑,恃才傲物,不免讓人又忌又 羨;論性情,他的詩人氣質極濃,與制度時相衝突,又口無遮攔,好指點江山、臧否人物。另外,他當時的稿費收入很高,生活條件優越,容易引發“仇富”心理。 據《夏鼐日記》記載,當時陳家中已有電視機,他“幾乎每天都看電影、電視,有時還加評語”。他搜羅明式傢俱,也多在此一時期。趙蘿蕤說“夢家喜歡朋友,對 朋友從不苛求”,事實上陳夢家並不喜好結交朋友,更不會拉攏投靠,因此人緣較差,在群眾性運動中最易落馬;論學問,陳夢家不僅已是蜚聲中外的詩人,更在曆 史學、古文字學、考古學等諸多學科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已蔚然成家,老話講“文人相輕”,在知識份子成堆的地方,往往成就愈高,愈易遭忌恨。當年院系調 整時,陳夢家由於口無遮攔,被迫離開清華,去了社科院考古所;豈料考古所的官僚作風更讓他難以忍受。陳夢家到了考古所後,反對政治掛帥,批評當時學術界的 行政領導是“外行領導內行”,甚至反對學習馬列。當時考古所所長尹達是20世紀30年代投奔延安的老革命,並無多少學術貢獻,但因政治出身好,名正言順做 了一把手。陳夢家為此很反感,曾質問當時的副所長夏鼐:“你是否有職無權?”意在譏諷尹達。這些話,在政治氣氛寬鬆時可能無所謂,但到了非常時候,就有可 能轉化為“定時炸彈”,成為消滅一個人的罪證。在1957年批判陳夢家的文章裡,就有一篇西北大學歷史系學生的來信,說陳夢家在西大講學期間,“惡毒攻擊 我們敬愛的郭院長(郭沫若)”,攻擊革命烈士聞一多“不洗澡,不換衣服,身上臭得要命”。陳是聞一多的學生,兩人關係親密,開個玩笑是有的,絕對談不上 “攻擊”;對“郭院長”的學問,以陳的性情,譏諷幾句也是有的,但絕對稱不上“惡毒”。
自1957年7月13日考古所第一次反右運動大會開始,對陳夢家的批判就沒停下來過。鄭振鐸在當天的日記裡有記錄:“下午二時半,到考古研 究所,參加對右派分子陳夢家錯誤的討論會。首先由我說了幾句話,然後由陳夢家作初步檢討。瑣碎得很,全無內容。王世民加以比較詳細的揭發。石興邦予以根本 的駁斥。大家一致不滿陳的檢討。近六時,我先走,因為要招待外賓也。(熱,晚上有大雷雨)”“瑣碎得很,全無內容”,由此可見當時陳夢家自我檢討之艱難; 可見那種唾面自乾的自我作踐,對一個清高出塵的知識份子而言,是多麼大的痛苦和煎熬。而“熱,晚上有大雷雨”看似閒筆,卻又像當時政治空氣的隱喻。陳、鄭 二人算是朋友,對文物、舊書有著共同的嗜好,但政治風向變幻莫測,二人也只能形同陌路,以求自保。
當時寫文章批判陳夢家的,有很多都是大名鼎鼎的學者,王力、夏鼐、翦伯贊、唐蘭等人都寫了長篇批判稿,有的還火藥味十足。如唐蘭就曾撰文《右派分子陳夢家是“學者”嗎?》,不僅在學術道德上將陳夢家定性為“偷”“盜”,更站在政治的制高點上將陳夢家一舉打倒:
在大鳴大放期間,向黨進行惡毒的倡狂進攻的右派分子陳夢家是“學者”嗎?不是的。他是“冒牌學者”,實際上是一個十分熱衷、不擇手段地拼命向上爬的野心家,是一個善於投機取巧,唯利是圖的市儈,是一個不懂裝懂,假充內行,欺世盜名的騙子。“陳夢家在三反運動時是大老虎,黨和政府沒有追究既往,他應該改過自新。但在院系調整後,他轉入了考古研究所,相反地把尾巴翹得更高了。幾年來,他似乎很努力,很忙,據他說是“社會主義熱情”。但忙的是什麼呢?忙的爭權利,當把頭,捧這個,拉那個,搞小圈子,挑撥離間,打擊人;忙的東跑西跑, 沽名釣譽多寫東西,多拿稿費;忙的買房子,買明代傢俱;裝著熱心戲劇,搞鬼把戲”。
陳夢家在完成了甲骨學巨著《殷虛卜辭綜述》後,用稿費在美術館附近的錢糧胡同買了18間平房,此舉使不少人眼睛登時變紅,於是謠言四起,舉 報信不斷。據胡厚宣先生回憶,當時科學院的領導也曾動員他和張政烺先生出來批陳夢家,胡先生明確表示“不幹這種缺德的事”,張先生也沒有答應。他們不幹, 但有願意幹的,特別是那些有野心的人。批陳開始後,曾做過陳夢家助手的李學勤當即寫了《評陳夢家殷虛卜辭綜述》(載《考古學報》1957年第3期)。文章 不僅尖銳地質疑了陳夢家的學術成就,在文章的結尾,逐漸演變成人身攻擊:
陳夢家並未拿出任何實在的成果,與他的傲慢自大相稱。陳夢家這個人自命甚高。比如說,在書裡的第20章,陳夢家忽略了很多其他學者的研究和理論,只是收錄了他自己的想法······我們不應該接受這種竭力鼓吹自己的態度。
經此一役,陳夢家徹底倒下,不但被剝奪了發表學術論著的權利,已經在《考古學報》上連載六期的《西周銅器斷代》也被大批判文章所取代,沒了下文。…………
劃成“右派分子”後,對陳夢家的懲罰是“降級使用”,妻子趙蘿蕤受到過度刺激,導致精神分裂。他曾經一度被下放到河南農村勞動,種田、踩水車等等。1960年,由於夏鼐的關照,他得以借調到甘肅整理新出土的“武威漢簡”,並在那裡幹出了一番成就,這也許是不幸中之大幸。
作為陳夢家的朋友,三十多年後,著名史學家楊寬先生還痛心地反問道:“為什麼在政治上對他進行陷害的同時,還要貶低他的學術著作的價值呢?事實上,(《殷虛卜辭綜述》)學術著作的價值是有目共睹的,歷史將作出公正的評價。”
考古學家的隕滅
被貶蘭州後,陳夢家又投入到了漢簡研究之中,並以驚人的毅力和才華,完成了《武威漢簡》和《漢簡綴述》兩書。在蘭州呆了兩年後,60年代初 期,政治氣候回暖,陳夢家又被召回考古所,《漢簡綴述》也得以出版。正當他準備大展身手的時候,“文革”卻爆發了。1966年8月,“死老虎”陳夢家在考 古所作為“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被重新揪出來“批判”“鬥爭”。夏鼐八月九日的日記記載:“今晨廣播中共中央關於‘文化大革命’運動的決定,並且連續 廣播幾次。這是指導性的革命綱領,是當前運動的方向盤。整天街道上有鑼鼓聲,各單位送喜報,歡迎黨中央這個偉大的文化革命綱領。所中今天起成立了監督小 組,‘三反分子’及‘右派分子’(夏鼐、牛兆勳、林澤敏、陳夢家)每天上午勞動,下午寫檢查。晚間大雨。”
8月的北京,烈日當頭,陳夢家被強迫長時間跪在考古研究所的院子裡。有人往他身上吐唾沫,有人往他身上扔髒東西。他的家被抄,他苦心收藏的 那些明清傢俱、古玩器具、豐富的藏書,被一掃而空;他們夫婦的房子住進了別人,“甯娘子的象牙床”也被紅衛兵小將們佔用,陳和妻子被趕到一間本來是車庫的 小破屋裡居住。此時,趙蘿蕤的病情更加嚴重,曾兩次發病,但是送不進醫院。
與陳夢家一起被打倒的還有顧頡剛、侯外廬等一大批專家、學者。考慮到顧先生藏書太多,政府特意安排他住在一套200平方米左右的平房裡。“文革”一開始,就被人以征服者的姿態,住進了原屬於顧頡剛先生的一間正房,並在院子裡搭起了廚房······
8月24日傍晚,在被“鬥爭”了一整天後,陳夢家離開考古所,來到住在附近的一位女性朋友家中。一整天非人的折磨與侮辱讓他幾乎出離地憤 怒,並產生了一種可怕的絕望感,他告訴朋友:“我不能再讓別人把我當猴子耍了。”這時,考古所的一些造反派又跟蹤而來,在他的朋友家中,強行將他按跪在 地,對他進行又一輪的叱駡和毒打。隨後,這些人把他押回考古研究所。
那天晚上,陳夢家被關押在考古所裡,不許回家。事實上他已無家可歸,妻子瘋了,房子被占了,家被抄了······那個晚上,想起這麼多年走過的坎坷 路,他感慨萬千。自美返國之後,接二連三的運動讓他沒過過幾年安穩日子,特別是在被打成右派後,他的右派帽子就一直沒有摘下來過。他成為千夫所指的罪人, 沒有朋友,更沒有學生,曾經相濡以沫的妻子幾成陌路。(“文革”結束後,三聯書店曾約趙蘿蕤寫一本約10萬字的關於陳夢家的書,趙拒絕了,“我實在沒那麼 多的話可說,5萬字都寫不出”,最終只寫了篇千字文。很難想像,這對夫妻曾是燕園裡的那對讓人豔羨的情侶······)那個夜晚,鄰近考古所的東廠胡同有至少6個 居民被紅衛兵活活打死。拷打從下午延續到深夜,淒厲的慘叫聲在胡同裡久久回蕩,鄰居們不忍聆聽,只好用枕頭捂上耳朵。
那個晚上,陳夢家更是聽得不寒而慄,他想到了死······陳夢家悄悄寫下了遺書,吞下大量安眠藥片自殺。由於安眠藥劑量不足以致死,他活了下來。 夏鼐在日記中記下了其中一些細節:“上午赴所,見通告牌上有紅衛兵通告,謂我所右派分子陳夢家自殺未遂。聽說:昨天中午下班後,他到東廠胡同的一蔡姓寡婦 家(其丈夫死于1963年,據雲曾於死前托孤于陳),被所中左派群眾揪出示眾,他自殺以抵抗運動,犯現行反革命的罪,還在遺書中污蔑群眾侮辱了他,所以自 殺。所中開全所大會,‘文革’小組報告此事,並對犯錯誤的三反分子、右派分子等警告。”日記中的蔡女士不知何許人,陳在遺書中說“群眾侮辱了他”,也許指 紅衛兵把他和蔡女士的關係作了侮辱性聯想。
何偉後來曾採訪過陳夢家的弟弟陳夢熊,後者回憶道:“他吃了安眠藥,不過沒能成功。他們把他送進了醫院。第二天我趕去他家,他們的門上貼了 批判夢家的大字報。我進屋看到紅衛兵已經守在那裡。‘好得很’,他們說,‘你這叫自投羅網’······”陳夢熊被毒打了一頓,因單位來人接應,他被暫時放了回 去。“那是個極其危險的時候,”陳夢熊說,“你一整夜都能聽到他們的聲音,他們不停地敲門和打人。夢家在醫院住了一陣子,但醫院很快把他給轟出來了,因為 他的背景問題。大概過了一周,他就自殺了。有個跟他們夫婦倆住在一起的保姆,我想是她發現他的。我當時沒法去他家裡,因為我自己也在被批鬥。沒有辦過任何 喪事。”
9月2日,陳夢家再一次自殺。這一次,他選擇了自縊,一種更絕望的死法。
據曾負責看管陳夢家的考古所工作人員老楊回憶,當陳夢家第一次自殺未遂後,考古所就派了一些年輕的考古學家去專門看管他。那麼,陳夢家是如 何自殺成功的呢?老楊回憶:“有一天,陳夢家走了出去,經過了這扇窗戶······過了幾分鐘,我們覺察到他走出去了。我們沖到外面,但已經太遲了。他上吊自殺 了。”此時,一位“自絕於人民”的詩人之死,已激不起任何漣漪。夏鼐九月三日日記:“聞陳夢家已於昨晚再度自殺身死。”九月五日日記:“所中召開‘聲討陳 夢家畏罪自殺大會’。”雲淡風輕,不多著一字。
“文革”結束後的1979年,考古所為陳夢家舉行了追悼會,在這年1月25日出版的《考古》雜誌第1期第19頁有一則報導:“黃文弼、陳夢 家、顏誾先生追悼會在北京舉行”,文中稱,陳夢家先生“一九六六年九月三日被林彪、‘四人幫’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迫害致死,終年五十五歲。”往事如煙,誰 還記得當年那位才子詩人、飽學之士陳夢家呢? “………
陳夢家,才子而生當亂世,這是他的不幸。陳先生寫詩的生涯雖只有短短六七年的時間,大半輩子都在搞古文字和古文獻,但他卻寫出了那個時代最漂亮的詩歌:
沒有憂愁,
也沒有歡欣;
我
總是古舊,
總是清新······
也許有天
上帝教我靜,
我飛上雲邊,
變一顆星。
這多麼像他一生的讖語。
來源: 《同舟共進》 (博訊 boxu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