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二○○七年的夏天，我初抵挪威定居快滿兩個月的事。

記得是七月底星期六的早晨，老公睡到自然醒，起身逕往浴室去；我仍賴在床上，等他盥洗回房後，也要起身梳妝打扮的，然後沖杯咖啡，倆人一起共享週末的悠閒。

時間拖得甚久，我正想探個究竟的當兒，只見老公跌跌撞撞地走進房，踉蹌地在床上躺了下來。「我身體很熱，」他對我說：「頭很暈。」我趕緊拿出溫度計，幫他量了一下。「三十九度！」我嚇了一跳，再度量了幾次體溫，依然是三十九度上下的高溫。老公突然發高燒，自然也沒胃口。「我很抱歉，」老公滿懷歉疚的神情對我說：「我要繼續躺著。」「你好好休息吧！」我對他說完，隨即關上房門，讓他安靜一番，希望熱度晚點會自動退去。

那時的我仍不諳挪威語，僅憑老公買的一本以德文解釋的挪威文課本和光碟，在家自修學習。德語是我們倆剛開始溝通的共同語言，挪威語在語法上較接近德語，比德文簡化許多，而且在文字上介於德文和英文之間。雖然我當時仍無法聽懂、流利地說挪威語，卻可以閱讀百分之五十左右的挪威文。所謂的語出同源，我在學習挪威語上，就由德文與及英文兩者間得到深刻的體驗。

老公生病，儘管我對挪威的風俗民情一竅不通，但是我曾在德國工作求學住了四年；挪威的新生活，除了必須克服語言因素的唯一障礙之外，對我而言根本不成問題。我獨自用完早餐後，就出門到附近土耳其人開的蔬果店，打算多買一些水果，以便給老公補充足夠的維他命。店裏的老闆見我獨自一人前往時，不禁問起老公為何沒來。「他發高燒，」我以僅會的挪威語告訴他。當他得知我才剛到挪威不久時，若有所思地對我說：「您有其他家人在挪威嗎？」「沒有，就只有我先生。」「這些柳橙的表皮有點損傷，」他說著：「就送給您，拿回家榨汁給您先生喝，希望他早日康復！」對他這突如其來的心意，我相當受寵若驚，但我當時的挪威語能力，不足以表達我內心的感動，只能微笑地對他道聲謝謝，之後即快馬加鞭地趕回家去。

整個週末，老公的發燒居高不下，他連躺在床上兩天，除非必要，他完全無法下床。若不是我密切注意、按時給他補充自行打的果汁和水分，並且熬燕麥粥拿到床前強迫餵他吃一些的話，他根本是在昏睡中。我擔心他是否得了肺炎，要他去就醫，卻因不巧碰到週末，挪威家庭醫生制度下的診所全部休業中。老公病焉焉地說，等到星期一門診開始時，他就立刻去現場掛號。儘管我心急如焚，卻也莫可奈何。老公昏睡之際，我除了繼續隨時給他灌水以外，找出一本「Lommelegen」（Pocket Doctor，口袋醫生），兀自坐在家中客廳裏，吃力地研讀其對各種發燒症狀的描述、推測的疾病與相關應變之道。

好不容易捱到星期一早上，我攙扶著老公、走到離家不遠的家庭醫生門診中心前，卻見大門深鎖，其上貼了一張通知。老公讀完後，無力地低語咒罵著。原來門診中心搬家了，要幾個星期以後才會在新地點再度營業；如有急需的病患，必須到奧斯陸市區的「Legevakt」。Legevakt形同臺灣醫院的急診室，患者要先領取號碼牌，在一旁等候；等號碼牌顯示輪到我們時，在服務台由醫護人員詢問病情之後，幫我們決定分發到那一科就醫，然後要我們繼續等待，直到呼叫我們的名字為止。

老公痛苦不堪地坐在沙發上，雙手撐著高燒多日的頭殼，恨不得可馬上輪到他。對生病的人而言，一小時半的等待，簡直是度日如年。終於叫到老公的名字，被人引入走進重重的迴廊，來到一位女醫生的辦公室，老公躺在床上，回答醫生的問話。醫生檢查完後，要求老公當下立刻辦理住院手續；如果不願住院，家中必須有人能定時盯他吃藥和給予充分的水分。老公執意選擇後者，醫生就以英文跟我再三交代相關事項，開了藥單和病假單給我們之後，祝福老公及早康復。

如此戲劇化地結束了我與挪威醫療制度的初體驗，深感這兒的醫療體系並非如臺灣所報導的那麼神話；如果自身的命不夠強韌的話，倒楣的人早已命喪黃泉。是否也因為這個震撼，讓我八月底學校語言班開課後，義無反顧地拼命學挪威語？每個週末幾乎足不出戶地翻著好幾本字典，在書桌前努力寫完每一篇老師所指定的作文題目，篇篇獲得老師的青睞。最後，老師也破例地讓我參加考試，通過後同時上白天和晚上的兩個語言班。我以一位中文為母語的臺灣學生，於八個月內通過類似英文托福考的挪威最高語言能力測驗，讓老師相當以我為榮。

我在挪威生活四個月以後，即逼自己改用挪威語和老公溝通；一開始困難重重，也曾為此顯得自己的愚昧笨拙，惱羞成怒地對他發飆。然而，促使我如此堅持學好語言的動機，應該就是出於對老公的一份「愛」吧！因為如此地愛他，希望自己不要成為他的負擔，日常生活皆能得心應手，不用處處依賴他。突破語言的關卡後，我開始積極閱讀挪威的傳說、童話等文學；如果不是因為愛他，我又何必如此饑渴地要瞭解挪威的人文歷史呢？我愛他的方式，只不過是以異於傳統的實際行動，默默無言地來對他表達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