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研院召開院士會議的最後一天，我和院士陳良博先生約好中午在社科中心進行了一場訪談。

1943年出生的陳良博，目前是哈佛大學醫學院退休榮譽教授（Emeritus），也是第一位拿到此頭銜的華人。陳良博曾參與過十家生技公司的創立，其中一家，2002年成立的Synta製藥公司，今年底將有一項治療「移轉性黑色素瘤」的新藥可完成第三期人體臨床試驗，Synta已獲得英商葛蘭素史克（GSK）藥廠8,000萬美元前期權利金，未來藥品在全球上市後，總授權金可達10億美元。  

陳良博也是宇昌生技公司發起人之一，現任宇昌生技及台懋生技創投董事，並擔任美國知名避險基金（Hedge Fund）Caxton Associates的科技顧問，該基金旗下掌管資產達100億美元。

儘管在海外產學兩棲都曾創下傲人的成就，但近年來協助台灣推展生技產業的經驗，卻是他最感挫折的一件事。那天的訪談一開始，還未提問，他已主動將過去五年的心情敘說出來：  

一 

五年前，中研院前院長李遠哲到美國休斯頓參訪，他約我在他下榻的旅館見面，李遠哲要我協助台灣發展生技產業，從那之後到現在，我回台灣的次數不下四、五十次。 

返台後第一件事，就是說服總統、行政院長，及當時行政院副院林信義，台灣應成立三大種子基金，每檔基金各出資50億元，三大基金各別和中研院、工研院，及國家衛生研究院合作，除了政府協助成立之外，民間企業也要拿一部份資金出來投資。 

李遠哲當時找了永豐餘集團總裁何壽川來支持，並規劃由我擔任總經理，但是即使是靠何壽川在業界努力奔走，他也發動關係企業全力支持，最後籌得的資金卻比原先目標少很多。 

這是我第一次所學到的，台灣企業家雖然很有錢，但是對於高風險，且必須長期投資的事業，態度就非常保守。 

這筆資金後來由永豐餘成立的上智創投公司來運作，在現任總經理張鴻仁運作下，上智創投可說是國內最好的創投公司，遺憾的是錢太少，每次投資僅能以100萬或200萬元的數目投入，不能投資大型且長期的計劃，更別想帶動台灣生技產業發展，這件事讓李遠哲、何壽川和我三人都感到很挫折。 

後來李遠哲又提議，再成立一檔大型基金（Mega Fund），資本規模10億美元，於是我又從頭開始向民間募資，這回我向政府承諾，由我負責向華爾街的金融家們籌募其中60%的資金，其餘的40%由政府負責。 

經過一番努力，華爾街的金主們願意投資了，美國知名的AEI主席都願意支持我，行政院國發基金於是發出正式邀請，請這些華爾街投資專家來投資台灣生技業，雙方都已簽下了合作意向書了。 

但不知為何，政府後來卻又完全沒有回音，華爾街的投資人問我怎麼沒消息了？我不知怎麼向他們交待。 

台灣宣稱要發展生技產業，歷年來的產業科技策略（SRB）及生技產業策略諮議委員會（BTC）都講的很大聲，包括張俊雄、游錫堃，和謝長廷都簽名蓋章，他們都表示會全力支持，但是卻從來沒有正式回應，過去五年政府官員奉命發展生技產業，但只在開完會議，公文寫好後，就沒再繼續做事了。 

二 

2006年翁啟惠當了中研院院長，希望能第三度再努力一次，這次總算說服了前行政院副院長蔡英文，願意積極投入，蔡英文卸任副院長職位後，去年我們成立了宇昌生技，成立之前安排蔡英文到美國「受訓」兩星期，並邀請何大一和基因科技（Genentech）公司副總裁楊育民成為宇昌生技的董事。 

宇昌成立後，我又遇到了過去從沒想到過的問題：台灣的生技公司，大股東的資金進來後，卻吝於將公司交給專業人才去管理，這也是台灣企業特有的現象吧。 

台灣的企業慣性，出錢的人最大。幾家生技公司董事會，已由學術界請來專家擔任技術董事，但是民間股東們卻經常繞過董事會，透過臨時股東會的召開掌握大小事情，連秘書的薪水都要由股東會來決定，或許台灣公司法規定董事長要負最高責任，許多生技公司董事長在專業不夠的前提下，對每一筆資金運用顯得過度緊張。 

去年「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通過，這只是第一個俢法的開始，接下來希望生技公司董事會及股東會的權責能再定出更妥善的法規。 

談到法規，衛生署臨床試驗法規更是落伍，在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FDA）擔任主管的台灣專家林秋雄，和陳紹琛，過去十年每次回台灣不斷勸說，他們也講的很煩了，衛生署主事者心態不改，法規跟不上時代腳步，到現在新藥第一期人體臨床試驗從未在台進行過，很多高階醫材廠商也不願意在台灣申請新產品查驗登記。

 三 

不過，就算法規環境很進步的日本和德國，他們的生技產業也做不好，這又涉及到另一個課題。 

這幾年，美國生技產業發展的有聲有色，許多州政府都想在自己的土地上發展生技產業，有一陣子俄亥俄河流域周遭六個州的州長一起開會，這六州每年獲得國家衛生研究院（NIH）的研究預算比加州還多，但卻未能成立任何一家生技公司。

他們找我討論了兩次，後來找到的原因是：這六州的大學教授們，在校園外創業的風氣並未形成，相同的問題也發生在德國和日本，因此兩國生技產業發展不夠成功。 

美國生技產業最蓬勃的三大重鎮─舊金山、波士頓，和聖地牙哥，學校教授在外開公司的風氣很普遍，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或者史丹佛大學的教授們要是沒在校外開公司，還會被懷疑是否沒本事。 

紐約則相反，這裡是金融中心，學校和醫學院教授們反而更自命清高，大家都想拿諾貝爾獎，並不作興在校外開公司，因此也很少聽到紐約有任何知名生技公司。

以麻省理工學院來說，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很開放，翁啟惠在麻省理工學院拿到博士，他回台灣中研院之前，在美國曾有三度開公司的經驗，翁啟惠的老師，諾貝爾獎得主George Whitesides更參與了16家生技公司成立。 

我所任教的哈佛大學，教授創業的風氣是近二十年來才興起，我自己也是在取得終身教職的資格後，才敢在校外開生技公司，現在我開過的生技公司已有十家，最重要的幾家公司，是我和另一位日裔諾貝爾獎得主利根川進共同成立。 

這三個生技重鎮的教授在外開公司，不限於理論或應用學科，也不管是物理還是化學，大家都有志於成立生技製藥，或是醫材公司。

得過諾貝爾化學獎的李遠哲，基於社會觀感，並沒打算以他的學術成就來開公司，但是依我來看，他的研究至少能成立十家生技公司，衛生署長林芳郁在心臟科具有相當高的權威，一旦他卸下署長職務，也夠資格成立一家具競爭力的醫材公司。 

但台灣的教授不僅欠缺校外創業的風氣，連社會大眾觀感，及法令規章對此也頗為反對，教授的研究成果應該透過產業化來造福社會，他們每天花兩小時協助公司處理研發與技術問題，也能擴展教授們的視野，進一步找到新的研究課題。 

除了教授在外開公司的風氣十分保守外，另一個相對的課題是，台灣的企業家多半不願意針對教授的研究成果，進行長期投資，台灣若無法接受以十年時間所進行的長期投資，那麼台灣生技產業將永無成功希望。 

四 

和陳良博訪談結束後，我遇到中研院任職的另一位朋友，他說近年來政府高倡生技產業，讓不少學者無形間產生了很大的壓力，不少人選擇進入學術殿堂，寧願兩袖清風卻能免受世俗的干擾，他們原本縱情於純粹知識的追求，現在卻擔心拿了政府研究預算後，必須經常面臨立法院追問：能不能在明年開始賺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