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應該覺得榮幸，從事新聞工作，能近距離持續觀察「生技產業」，而非「生物科技」的發展，這兩者的差別，讓我見識了科學與企業的交集與矛盾。 

一位朋友在研究機構當公關，他最常面對的挑戰，是如何把研究成果，轉換成記者能看得懂的新聞稿。 

這位公關朋友抱怨，每回為了一則新聞稿，他須往來奔走於行政大樓與研究室之間，請發表成果的專家們用更簡單的方式再講解一次，最後經過雙方折衝協調後，新聞稿才正式對外發表。 

公關朋友說：「如果不經重新翻譯，讓專家自己提供新聞稿的話，很可能整篇稿子只有兩行文字帶過，不然就要記者自己去找英文期刊來看。」 

我自己的經歷，有一回訪問美國東岸的華裔教授，對於我的提問，他一板一眼的回答：「你能不能重新定義這個問題，究竟是要問A，還是問B，這兩者差別很大的，如果不能界定清楚，我很難回答你。」 

這是我還是菜鳥記者時遇過的例子，當時我一時語塞，心虛的想落荒而逃，在這位教授看來，我連他領域的ABC問題都分不清，怎麼訪問他？ 

接著我遇到另一位來自加州的科學家，向我推薦這位科學家的，是一位創投界的朋友。 

朋友告訴我，這位專家在美國化學領域有相當傑出的成就，但之前的經驗，讓我對頂尖學者的訪問相當畏懼，腦子裡浮現的，又是一位白髮蒼蒼，光定義問題就可以花一小時的老學究。 

有一次，這位加州科學家回台開研討會，我硬著頭皮撥通電話到中研院宿舍，他願意和我閒談一番，見了面時我相當驚訝，這位外表黑瘦，年紀只有五十初頭的科學家不和我談科學，他跟我談的是生意經，談的是他的研究一旦應用到產業界，未來的市場有多大就有多大。 

這位來自加州的科學家，後來和台灣的互動愈來愈頻繁，直到2006年當上了中研院的院長，他的名字叫翁啟惠。 

有一年為了採訪專題，我特地到加州聖地牙哥走了一倘，聖地牙哥是美國生技產業重鎮，此行也到了翁啟惠任職的普利克研究院（Scripp Institute），及他和另一位創業家張念慈合辦的Optimer生技公司。 

聽當地台僑描述，翁啟惠在聖地牙哥有相當高的知名度，當年史普利克研究院為了提振自身在美國化學領域的地位，重金將翁啟惠從其他大學禮聘而來，當時還被聖地牙哥視為年度大事。 

坐在翁啟惠的辦公室裡，他用很簡單的幾句話介紹他最新研究重點，接著又提到他的研究已經在Optimer生技公司裡展開臨床試驗。 

說實在的，對於翁啟惠的研究，縱使我之前已做了很多功課，當時聽他講起來還是很困惑，所幸他也看出我的困惑，講到市場進展時，我的興趣才逐漸高昂。

我問翁啟惠：「為何你的研究能符合商業的需求」？他相當不以為然的回答：「我的研究從不以服務商業為目的，是這些商業自己從我的研究中找到價值。」

後來幾次聽翁啟惠闡述他的觀念：研究應該以服務社會為目的；研究成果如何造福人群？科學家有責任幫忙產業界來解決問題。 

翁啟惠的這些論點，對於他這樣的應用化學專家而言，應當是天經地義的吧？

但是我發現，不只是台灣，連生技產業最發達的美國，對於科學家和企業家之間身分差異，以及價值認同，並不如翁啟惠所想的那麼容易區隔，兩者之間的衝突也經常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