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1789年8月26日，法國大革命期間，國民議會通過的〈人權和公民權利宣言〉，簡稱〈人權宣言〉。 

五都選戰進入催票的最後決戰，社區裡常見用腳踏車、機車和小貨車擔當的小蜜蜂宣傳車到處亂闖，候選人的工作人員或樁腳也開始展開第二波攻勢，將海報、帆布或掛或貼進入鄰接大街的巷弄。再過幾天，大街小巷的空中、家家戶戶的電視、廣播都會日夜轟轟作響，大家就會聽到候選人或助選人吹牛、開支票；每屆任期，民眾只有這時候才會貼切的看到後來再也看不到的總統、縣市長、各種民意代表(看到了就表示你正大難臨頭)；也只有這時候這些後來根本就不理或不代表你的達官顯要，喊你親愛的父老和兄弟姐妹。

五都選戰進入最後40天的時候，民進黨認為年輕人和中間選民就是影響選舉結果的關鍵。美國期中選舉，共和黨頻傳捷報，衝擊民主黨選情，國民黨文傳會表示：台灣經濟復甦力道明顯，有信心五都選舉可得到多數主流民意及理性中間選民的支持(值得注意的是這種論述把中間選民分出理性和非理性，以及以認同經濟復甦為理性標準）。 

年輕選票，以經濟興衰為標準，事關生存，相對理性和非理性，都是可以理解的。美國的民主黨本質是親近民眾的政黨，本次期中選舉卻遭民眾和年輕選票唾棄，正因如此。

中間選民，出自中間選民理論（中位數選民理論」），相關「賽局理論」。這個概念最初出現在英國經濟學家Duncan Black的論文〈集體決定的原理〉(On the Rationale of Group
Decision-making, 1948)和美國公共政策學者Anthony Downs的著作《民主政治的經濟理論》(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 1957)。大意如此：在單一議題的意識型態光譜上，兩位候選人競爭的單一選區選戰中，選民都會去投票，而且選民的議題偏好是呈現「單峰」型態的前提下；如果選民知道自己的偏好，也知道候選人的政見與立場，那麼立場位於全體選民偏好「中位數」位置的候選人，將會擊敗立場位於全體選民偏好其他位置的候選人。

台灣中間選民，我看，並不是參加這樣單純的賽局；這因為台灣的中間選民並不這樣單純，包含有中產階級的概念。中產階級在革命的年代是小資產階級，在現代社會是一種社會階層。在現代社會中，這種階層擁有較安定和較高所得，而能有一定程度的經濟獨立，例如各種專業人士、學者、知識份子，或大企業、公營機構、政府部門的中級管理層、中小型企業東主，或中學、小學、幼稚園校長、教師、護士等。他們不像上層社會享有巨大財富無後顧之憂，也不像下層社會時常可能潦倒前途茫茫。他們位居中間，養尊處優騎牆觀望。台灣選舉，在五都這樣的規模，特別是兩黨都提不出甚麼像樣的經濟議題，到了投票前夕的狂熱中，地方政治選舉的議題單純，也會在中間選民的思維中再消失另外的大半。

馬總統當選前給民眾司法改革的期待不僅落空，今年在台中還誇張的顯現警察和黑道掛勾以及在台北的法官收賄、嫖妓問題。上一次總統大選，兩岸來往，對於中間選民而言，除了是政治議題也是經濟議題；馬總統沒能把握當選時兩岸的熱烈氣氛和想像，快速西進，統獨不急不緩回到老路，當然會讓許多中間選民產生各種失望。特別因為在過去兩年，世界的政經濟版圖更顯消長。完全喪失東西冷戰期間作為前鋒要角的台灣，也許統獨政治議題失去準頭，但在經濟因素新增了內容；有些中間選民會憂慮無需共產黨登陸，台灣的價值就會被陸商買光光。這樣的憤怒，也許是台灣中間選民中最詭譎難測的。因此，這次中間選民如何抉擇，如何影響勝負，真要選後才能弄清楚。 

又，本文開頭所說的兩黨所說的中間選民，主要是說那些在民調中尚未表態的遊離票（Swing Voter）。這種中間選民，指的是在當次選舉中沒在選前決定投票意向的人。這些人並非某位候選人或政黨的堅定支持者(鐵票)，他們最後的立場依賴投票前夕的宣傳、議題和或有的突發事件。因為台灣的民主選舉和民主政治常是兩回事，這樣中間選民的發生和決擇，是無奈的，也就難免非理性。因此，中間選民最終還是會被愚弄，也就愚弄了選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