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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03/21 22:51:18瀏覽1637｜回應0｜推薦20 | |
《聯合文學》要在四月號做魯迅專輯，在其生年一百三十年之時，紀念這位思想家、評論家和文學家。魯迅享有大名，於當代也實有極大影響；這點我是認識也賞識的。但是，我想，曾經想成為一位文學家魯迅有些佚事還是值得探討的。以下就是我參加這次專輯的文章： 1921年，中華民國10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外蒙古脫離中國。這一年12月第一個星期日起十一個星期內，每週或隔周，魯迅以筆名巴人，在北京《晨報副刊》，連載逾兩萬字中篇小說〈阿Q正傳〉；時年41歲。 〈阿Q正傳〉的人物，有鄰近城市的未莊地主趙太爺父子、錢太爺父子，有趙家女眷和女傭吳媽，有來往鄰近村庄的臨時工阿Q和小D，有就阿Q自視地位更低下的遊民王胡和尼姑，有城裡的舉人老爺和革命黨人。所有人物大都輕描淡寫，為阿Q陪襯和情節連結；這些人物都在封建社會的各個階級有一定的對待和言行，和果戈爾表現城市工人、小人物處境寫法相同。有評者以為〈阿Q正傳〉是自然主義作品，這當是因為小說中任何人都受外在環境侷限，和自然主義小說的建構策略相近。晚清完全停止科舉考試是在1905年，而武昌革命以及各省響應是在1911年(宣統三年)；所以，從相關的情結看，這小說寫中華民國誕生前六年間，中國農村概況和對於革命的無知。 魯迅在〈阿Q正傳〉之前已寫過狂人日記(1918)、一件小事、孔乙己、藥、明天(1919)、風波、頭髮的故事(1920)、故鄉(1921)等小說，他在寫小說之前也曾從日文接受大量的西方思想且翻譯不少域外小說，對於小說寫作概念、類型和技術，一定會有一定程度的認識和領悟。身為推動中國新文學的主將之一以及中國現代小說的開山祖，他談過自己寫小說是為了「啟蒙」，為了揭示國民的精神「病痛」以引起療救的注意。因此，從〈狂人日記〉開始，魯迅就以反封建的精神要求國民現代覺醒和靈魂改造。基於這種「啟蒙主義」文學觀，他開創表現農民和知識份子這兩大現代文學主題，也對於「他」人的文學觀毫不寬容。但是，這樣說自己「我是小資產階級出身的作家，寫不出真正的無產階級作品。我只能算是左翼方面的一個人」的魯迅，對於中國社會的基礎和底層究竟認識多少，除了自視如尼采超人思想的意識和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絕對主觀，可能大有問題；也因此，〈阿Q正傳〉這篇小說整體讀起來也比較接近現代主義而不是寫實主義。 但是，「未莊本不是大村鎮，不多時便走盡了。村外多是水田，滿眼是新秧的嫩綠，夾著幾個圓形的活動的黑點，便是耕田的農夫。阿Q並不賞鑒這田家樂….至於革命黨，有的說是便在這一夜進了城，個個白盔白甲：穿著崇正皇帝的素….」在〈阿Q正傳〉裡的這些描述，我看，是寫實的。滿清中國到底是因為列強壓迫，國不像國，而在這樣主要的政治理由被漢人推翻；無論如何，當時四億人口中的最大眾，農民，要到日本侵華以及國共內戰後許久，徹底國破家亡，才投入革命，而中國革命最終淪入「改朝換代」的歷史循環。即使在現在，農民的動向還是決定中國可能走向的關鍵；鄉村中國，包括歷史文化，還是值得再認識。鄉村台灣，我想也是需要如此的對待和再認識。 為什麼寫〈阿Q正傳〉，1925年魯迅在俄文譯本序說「….我雖然已經試做，但終於自己還不能很有把握，我是否真能夠寫出一個現代的我們國人的魂靈來….」，1926年以後魯迅自己又因為這小說造成爭議，兩三次提出說明，大底還是「我的小說出版之後，首先收到的是一個青年批評家的譴責；後來，也有以為是病的，也有以為滑稽的，也有以為諷刺的；或者還以為冷嘲，至於使我自己也要疑心自己的心裏真藏著可怕的冰塊。然而我又想，看人生是因作者而不同，看作品又因讀者而不同，那麼，這一篇在毫無“我們的傳統思想”的俄國讀者的眼中，也許又會照見別樣的情景的罷，這實在是使我覺得很有意味的。」 魯迅紀念館的年表說魯迅青年時代也受托爾斯泰博愛思想影響，這讓我想起列寧對托爾斯泰的「評價」；列寧這樣做是要在馬克思主義批評史上提出並解決托爾斯泰的「時代」內容和前後年限的問題。托爾斯泰生歿為1828-1910，1850年代開始寫作。但是，列寧「托爾斯泰創作的基本特徵不是由1861年以前或1905年以後的時期的特點所決定，在他的天才藝術作品和他的學說裡非常突出反映出來的時代，是由1861年沙皇亞歷山大二世廢除農奴制度到1905年俄國第一次革命，這時期的特點所定。」這樣的看法，我認為確實也可以用來認識魯迅寫作的時代。此外，常對中國民族主義者嚴加批判的魯迅，也許忘了托爾斯泰的小說描繪的是鄉村俄國，地主和農民的俄國；這實在也是屠格涅夫、岡察洛夫中、長篇小說的內容和特色。這些作家關注地主和農民的生活因為古老的宗法式農奴制度解體而改變的過程，面對這種混亂他們也在作品中信守俄國中上層家庭中的秩序、完整性和美；雖然這些美好的倫理，在貴族的「父」與「子」間傳承，到了改革後的「孫」輩生活中已經消失了。杜思妥也夫斯基更進一步，看到廢除農奴制度不僅根本改變了建立於原先地主基礎上的俄國貴族制度，也改變其他各階層的處境，廣大的人民群眾的命運發生同樣重大的變化，甚且還洞識到農奴制度廢除前那些在俄國生活中消極、有害和不協調的社會經濟及道德趨勢，在廢除後更加極端發展。但是魯迅只能看到「史太林先生們的蘇維埃俄羅斯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在世界上的任何方面的成功」(答托洛斯基派的信,1936)。 此外，我看，每週或隔週連載的〈阿Q正傳〉，按魯迅自己的說法，當是寫得有點倉卒，「我常常說，我的文章不是湧出來的，是擠出來的。聽的人往往誤解為謙遜，其實是真情。」；編輯先生除了催稿，對於內容也許多少也參與一些建議或引導。無論如何，我不能認同阿Q精神是中國獨有的；「找一個似是而非的理由令自己好過一點」，是任何民族、國家裡的任何人的「合理化」心理機制。 在魯迅寫〈阿Q正傳〉的這一年，日本小說家介川龍之介(1892-1927)以大阪新聞社海外視察員的身分去中國旅行四個月，先後遊覽上海、杭州、蘇州、南京、蕪湖、漢口、洞庭湖、長沙、開封、洛陽、龍門、北京等地，以後寫了一本暢銷書《支那遊記》；以「支那」的稱謂取代「中國」是當代自認西化成功的日本，為了去除曾經漢化的恥辱而輕蔑中國的最高表現，在他筆下中國充斥墮落、污穢、娼妓以及陳腐且又自命不凡的知識分子。無獨有偶，影響中國當代新感覺派的日本作家橫光利一（1898-1947），在名為《上海》的小說，不僅把上海寫成亞洲的巨大垃圾場，而中國就像一艘堆滿糞便的船。1905年12月，留日中國留學生在東京集會反對日本〈取締清韓留日學生規則〉，至於要怎樣具體反應，出現分歧。革命烈士秋瑾等一派主張全體罷課回國，汪精衛等一派主張忍辱負重繼續求學。當時的《朝日新聞》說中國留學生是「放縱卑劣」的一群，革命烈士陳天華留下〈絕命書〉，在日本大森灣投海自盡。追悼會上，秋瑾宣判反對集體罷課回國的魯迅等人死刑，還拔出隨身攜帶的日本刀大聲喝道：投降滿虜，賣友求榮。欺壓漢人，吃我一刀(永田圭介,秋瑾——競雄女俠傳,2004)。魯迅這類留學日本的中國人，看中國和介川龍之介、橫光利一的態度完全一致，因為這一類的中國知識分子擁抱日本文化，把日本視為成功西化的範本，排斥非希臘系下的東方文明毫不留情。如此渴望西化，和當代留學歐美的中國知識分子，殊途同歸。第三世界的知識分子，將自己的國家描繪成反現代、反理性、反道德、無政府、冷漠無情、一盤散沙，呼應西方現代主義者，例如艾略特（T.S. Eliot,1888－1965）那樣把中國描述成野蠻異國，並隱喻為那些正在等待文明西方來征服的無限開闊的亞洲；都是所有帝國主義尋找侵略的最好理由。值得回顧的是，堅信科學和理性的橫光利一，後來喪失了「新感覺」成為日本軍閥的附庸，而體弱多病的介川龍之介終究需要面對消逝的民主、浪漫大正年代，苦惱昭和時代的日本軍國主義和資本主義，精神恍惚而自殺。 中共建國以後，由於毛澤東要以魯迅為樣板，民國以來的各種言論均遭禁止，只存魯迅一家，好讓大家認同傳統中國真是無藥可救，非毀滅不可。但是，就在幾個星期前，我無意中在台北街頭遇到一位89民運後流亡海外的大陸作家，談起魯迅，他就說自己是讀魯迅長大的，讚美魯迅是真正硬骨頭，還順口背誦魯迅自嘲詩給我聽「運交華蓋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頭。破帽遮顏過鬧市，漏船載酒泛中流。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躲進小樓成一統，管他冬夏與春秋。」(魯迅日記,1932)。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去年新學期開始，江蘇，浙江，山東，山西等地中學語文教材，原先二十多篇，包括魯迅小說：藥、阿Q正傳及散文：紀念劉和珍君，全部消失。這當是因為魯迅已經過時，或許也是太危險。其實，毛澤東和魯迅相互不認識，而且關於魯迅如果還活著的問話，毛澤東先後講過「我看魯迅在世還會寫雜文，小說恐怕寫不動了，大概是文聯主席，開會的時候講一講。」(同文藝界代表的談話,1957,毛澤東文集第七卷)；「以我的估計，魯迅要麼是關在牢裏還是要寫，要麼他識大體不做聲。」(毛澤東答羅稷南,魯迅與我七十年,魯迅之子周海嬰,2001)。 在魯迅冥誕一百三十年回顧魯迅的文學生涯，我想他這樣的自述比較有意思「我一個人不能樣樣都做到，在文化的意義上，長篇巨制自然是需要的，但還有別人在；我是斬除荊棘的人，我還要雜感雜感下去」(馮雪峰,關於魯迅在文學上的地位──給捷克譯者寫的幾句話,1936)。我以為魯迅因為雜感太多沒寫成文學的長篇巨制，而在非常大量的雜文中也就難免自顯阿Q的姿態和精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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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創作｜文學賞析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