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文學獎具有文學領域之外的特別宗旨，例如，諾貝爾文學獎鼓勵「在文學界創作出具有理想傾向的最佳作品的人」；魯迅文學獎除鼓勵文學創作、評論和翻譯，要「推動社會主義文學事業的繁榮與發展」。在單純的文學創作，聯合報文學獎要「鼓舞全世界華文作家創作有影響力的好作品」，中國時報文學獎要「振興台灣文學發掘優秀作品」；歷史悠久的兩大報文學獎，原來的宗旨似有「反映時代」的精神。但，「反映時代精神」仍然保存於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的宗旨；提倡文學風氣、鼓勵小說創作、發掘文壇新秀及反映時代精神。

 每個時代會有前代甚至於自古以來的承續，會有各自新生的生態現象和意義；混雜表現在整體大環境或分眾的小領域。由於「意義」牽涉「價值」，任何主張都可能在人文、思想和社會科學界起爭議。這種爭議，也發生於人的生活中會有這些學科銓釋規格的限制，而無法解釋清楚或跨越的領域；現代小說和現代小說家的崛起，正因為他們能夠以直覺將這些領域直接描繪。現代小說家的興起，正因為他們對於價值的提出比前兩世紀扮演更嚴肅、更具自覺性；把哲學家和社會科學家的抽象洞察力變得更具體化，使更能直接為人接受。

 1920年代，是一種現代小說的里程；這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的現象，所以，正好可以德國小說家赫塞為例來說明。他在1919年匿名發表《徬徨少年時》，正以和平主義者的態度在保持中立的瑞士自我放逐，這讓愛國的人士震怒；他自己因為疏離了國家和親友也有心理危機。德國小說家托馬斯‧曼認為「這部詩一樣的作品，以一種出奇的正確性描述了時代的精神，使整個年輕的一代為之欣喜為之感激」，對於戰後那整個世代產生震撼性的影響。這部小說一開始就說「我只是想要過一種聽從真正自我指示的生活」；因為他是要在那個時代探討自己以及人道的價值，就同時寫出了當時中產階級社會虛偽的虔誠和對戰爭的曲解。

 談到自我心理探索的文學，我們文學界的理論家和文史家多愛說是受到佛洛伊德學說的影響；事實不然。其他第一批現代小說家，像托馬斯‧曼和法國的紀德，他們對於人類行為的看法，在開始寫作時也不知道有精神分析的學說。關於佛洛伊德，紀德甚至於說「在我看來，我們似乎不必透過他，就可以很容易的發現他的新大陸…這位愚鈍的天才所講的事多少是有繆誤的」。紀德在談十九世紀舊俄時代的小說家時曾說「托爾斯泰是一座高山，而杜斯妥也夫是高山後面壯闊豪邁的山巒」。事實上，杜思妥也夫斯基的小說不僅影響了法國存在主義哲學家和小說家沙特和卡繆，也影響了奧地利的卡夫卡和茨威格。赫塞從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小說《卡拉馬助夫兄弟》中，注意到「歐洲文化的沒落危機和新生之道」。如果從歷史和社會的觀點看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小說，我們還可以說他的小說描繪了俄國解放農奴後流落在城市裡生活的小人物。由此，也可見早在我們文學界認識的「現代小說」之前，小說家已開始跨越狹隘的文學知識、理論和創作角色。

 現代小說不是一種文學形式，而是現代小說家有意識的擔當生活觀察和思想這樣的角色的結果；無論他們是否和同時代的人文、思想和社會科學家擁有同樣的知識和方法，他們的專業是從自己的感覺和感受出發，寫出自己生活的世界。

(本文寫為2010年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評審感言，圖為2010年聯合文學文藝營學員待開幕典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