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夠在島嶼報紙的珍貴篇幅上長期佔有一塊園地，是讓所有的作家羨慕的‧‧‧
通常那代表著一種權威的地位，在聯合新聞網的母體聯合報系的主要媒體「聯合報」上，權威作家陳柔縉，在核災發生後，發表了一篇題為「日本先生的美好身影」的權威文字，以呼應網上「哈日族」對於日本人種種行事的讚嘆‧‧‧
該文除了權威地教訓讀者日文「先生」兩字，就是中文的「老師」之意，他強調地舉出了若干的例子；主要是透過他強調的所謂
「送東西還是小事，日本老師免費幫學生補習，也非常普遍，」「當然，討厭的日本老師也有，但整體來說，日本老師印象，美好居多。就好像日本時代一樣有許多偷盜犯罪，警察的藤條又是可以橫暴揮舞，但治安很好的印象，卻是一面倒地烙印在台灣人的記憶裡。」「讀著這些回憶文字，我不得不揣測，或許，日本老師正是台灣人喜歡日本的感情源頭」
來為讀者解說「為什麼台灣人那麼喜歡日本和日本人？」
當年的史實，真的是「台灣人那麼喜歡日本和日本人」嗎？
泥人認為該權威作家的論述中，缺乏對於日據時代一般史實的證據，以及當時教師社會角色與經濟地位的根據──作為一個負責的權威，怎能在其論述時，完全忽視了當年的一般史實，以及當時教師的社會角色與其經濟地位的影響，而誇誇其談？
根據泥人的研究，在日據的殖民統治下，當時一般的史實上，「喜歡日本和日本人的台灣人」在當時只是極少數皇民的既得利益者‧‧‧用現在的辭彙言，就是少數的「賣台者」‧‧‧例如，李登輝在1929年入公學校時已經自動改名為「岩里正男」，其父為日本巡查補，家中擔任保正而獲得鴉片販售的特權，在戰爭末期成為報章上樣版的志願兵大學生‧‧‧大約就是那時喜歡日本和日本人的台灣人──就所知，一般台灣人要到1940年前後的皇民化運動，才被迫改姓名──所以說，在一般史實裡，那時喜歡日本與日本人的，只是極少數的部分。
那是我們研究日據下台灣史，由日據五十年，產業進步，但我台人的平均死亡年齡，竟然不升反降了五歲的史實中──誰會糊塗到去喜歡讓自身家族壽命縮短的統治者呢，而可以想見的；也就是二戰末期，台灣總督安藤利吉那著名的自白──
「領台五十年──如今正是要把歷任總督之政治成績單公諸於世的時候，倘若統治甚得民心，萬一敵軍登陸而全岛戰場化，台灣同胞應該會和皇軍合作，挺身與敵軍登陸部隊作殊死戰才對。萬一與此相反，倘若台灣同胞中有與敵人相互呼應，甚至從背後突襲我皇軍，這不是茲事體大麼？而以我個人的看法，我還不敢對台灣同胞寄予絕對的信賴。」
當時著名的新聞記者伊藤金次郎则於引述該史實後，稱
「這是合理至極的擔憂，以為靠臨時抱佛腳式的皇民化運動，就能使台灣同胞於一旦危急之際，採取和日人同樣的行動，這是任何樂觀主義者都不敢斷言的事情吧？……」
的真正理由。
因此，今天台灣人中存在了不少哈日族，我們可以肯定，我們要指出，當年並非如此。
所以說，權威作家所謂「台灣人那麼喜歡日本和日本人」，當年並無普遍的史實。
其次，在教師的社會地位與經濟地位上，我們看權威作家所論述的是
「送東西還是小事，日本老師免費幫學生補習，也非常普遍，」台灣文學前輩葉石濤的安藤老師就是這樣，「對台籍的子弟，當做自己的孩子」，‧‧‧葉石濤自己戰後也成為國小教師，回憶起這樣的日本先生，他甚至用了「偉大」兩個字。」
權威作家引用了戰後曾經任教於國小、李扁路線下成為權威宗師葉某的話；然而，葉某的話一定對嗎‧‧‧葉某應該知道日人教師的社會地位有多高，也應該知道日人教師的經濟地位如何‧‧‧作為獨派親日的宗師，他故意不提當年的日人教師在台灣的優越地位，我們的權威作家也照本宣科，這就是權威作家的全部功力麼？
就泥人所知，只要日人教師是個稍微有些教育愛的人，是個有一點自我批判能力的教師，一面不難知悉日本統治者過去曾經怎樣地攘逐殺戮我台人，怎樣欺瞞壓迫我台人，一面身為殖民統治階級一员，生活在高薪的環境裡，面對著被殘酷壓榨、剝削的台人，只要其稍有良心的召喚，對於台灣小學生多關懷一些，作為自身的救贖，就是相當合理的事──這要對比於我台灣文學家楊逵所認識的日本友人、那有良心的入藤春彦之最終不能不走上自殺之路，就是十分可以理解了‧‧‧
我們的權威作家連這些都不知道麼？
就所知，日據五十年裡，日人教師在台的薪資，都加發五成薪；不止於此的，是台人教師只有成為乙種教諭的資格；也就是台人只能成為低薪的低級教師，而只有日人教師能夠成為高級教師，即不只高薪，並加發五成薪；日人在台的居住，都配有良好的宿舍，而我台人的居住都是最差的房舍；至於，教師升級的機會，更是多由日人教師壟斷‧‧‧在曾經擔任日本公學校教師的文學家吳濁流的名著，「亞細亞的孤兒」中，我們就可以讀到一些‧‧‧
況且，被懷念的所謂「好老師」，除了被提出來的幾個外，究竟又有幾個呢‧‧‧
是否就像一位參訪古廟的士子的故事所示：
某士子在知客僧得意介紹廊邊的眾多還願匾額時，不發一言，似頗失禮；其書僮頗以為怪，出寺後問士子原因；彼一笑說，「那古廟多少年了，若只留下那些還願的匾額，應該還有多少人是苦求而未能如願的呢‧‧‧」；僮始恍然。
真是讓泥人感慨呀──試想，聯合報的權威作家不談這樣的史實，只說「日本老師正是台灣人喜歡日本的感情源頭」，那是怎樣的心態呀‧‧‧
泥土有感而作
此外，該文所及的
「就好像日本時代一樣有許多偷盜犯罪，警察的藤條又是可以橫暴揮舞，但治安很好的印象，卻是一面倒地烙印在台灣人的記憶裡。」
史實僅是「藤條橫暴揮舞」嗎‧‧‧？
日據下根據「犯罪即決令」，不僅是日警不需將普通案件送法院，可直接由地方警官、警察以暴力處置我台人，因此，派出所前常有我台人被打耳光或罰跪的斥責場面；所以，日警在台灣通稱「大人」，有在地方喜慶婚喪活動裡坐首席的地位；據稱，他們對於偷竊之類罪行，其處置是可以切手跺腳而後示眾的‧‧‧
試問，如此嚴刑峻法之下，無人敢於輕試，地方治安何能不好‧‧‧
泥土又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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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柔縉：日本先生的美好身影
日本大地震，震出台灣人的心底，對日本別有的感情；不同於台灣之於任何國家，也不同於任何國家之於日本。
為什麼台灣人那麼喜歡日本和日本人？大家都有這樣的疑惑。我並沒有脫口而出的答案，不過，老一輩台灣人的回憶裡，普遍有一個他們稱為「日本先生」的美好身影。「先生」是日文「老師」的意思。
醫學博士楊孔昭在回憶錄說，念台南二中時，他愛畫畫，中村老師會送他「外面買不到的畫圖用品」，鼓勵他，可惜老師因病早逝，但「現在眼睛閉合起來」，仍會浮出那「慈祥的」身影。
送東西還是小事，日本老師免費幫學生補習，也非常普遍，台灣文學前輩葉石濤的安藤老師就是這樣，「對台籍的子弟，當做自己的孩子」，下課後還補習到五、六點，不取分文。葉母過意不去，過年時，買了一大箱香腸，要葉石濤拿去送給安藤老師。師母有意收下，老師在屋內聽見，卻走出來罵人，很生氣把那箱香腸丟出去。葉石濤跟老師解釋是母親的謝意，安藤老師說：「幫你們補習，是我應該做的事，請你把香腸帶回去。」葉石濤自己戰後也成為國小教師，回憶起這樣的日本先生，他甚至用了「偉大」兩個字。
十九世紀末，日本開始在台灣開辦新式學校，一般台灣家長並不了解教育的重要，或迫於貧窮，無法讓孩子就學，於是日本老師負起了遊說勸學的工作。統一企業前董事長吳修齊一九二六年小學畢業，末永猛校長「再三」到家裡拜訪，勸他的父親讓吳修齊繼續升學。前台灣省建設廳長、台肥董事長朱江淮說，他的父親是家鄉大甲公學校的老師，父親有位日籍同事志賀哲太郎，對勸學之事特別熱心，常自動戴著斗笠挨家挨戶跑，令他的父親非常佩服。志賀老師也提供清寒學生文具，補助他們學費，學生生病，也會去家裡慰問，當地人稱志賀老師「大甲的聖人」。
當然，討厭的日本老師也有，但整體來說，日本老師印象，美好居多。就好像日本時代一樣有許多偷盜犯罪，警察的藤條又是可以橫暴揮舞，但治安很好的印象，卻是一面倒地烙印在台灣人的記憶裡。
日本時代，各階層的台灣民眾都會接觸到各色日本人，禮貌往來有，但能深入彼此生活圈的並不多。能發生感情的，日本老師屬最大宗了。
林務局退休官員陳繁首出身屏東，他的回憶裡，戰爭結束，日本人等待遣返的期間，同學們還去幫日本老師種菜。宜蘭名醫陳五福趁著早坂教授有家庭禮拜時去拜訪，他目睹教授親自拿拖鞋給客人，並親自整理客人的鞋子，他在回憶錄寫下「其體貼、親切及細膩的心思，令人感動」的句子。
讀著這些回憶文字，我不得不揣測，或許，日本老師正是台灣人喜歡日本的感情源頭。（作者為作家）
【2011/04/01 聯合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