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國應該要日本向台灣人認罪」之一──敬致可敬的馬總統與網路大評論家海兒。 

本文是中間選民泥土在五都大選前，就網路上無知的大評論家海兒的一篇名為「「中華民國」憑什麼要日本道歉？」的文章而寫的──時在日本首相公開向韓國人道歉之後‧‧‧

 該文，當時泥人僅見於聯網，是只有一兩位網友推薦的文章，本來是不想批評的；最近，偶見該文竟然至少分貼在「聯網」「台灣國辦公室」「台灣茶黨」「台灣主權為第一」‧‧‧等不下十個重要的網站‧‧‧竟似是一篇重要的文章，‧‧‧同時，今天看到馬總統去訪問慰安婦‧‧‧

這讓泥人想起，如果真愛台灣的話，不僅應該關心戰時的慰安婦，更要關心我們日據平時的我台灣先民‧‧‧應該也要求日本政府對我們在日據下，非戰時的台灣人賠罪‧‧‧

謹此，就想應該以本文提醒我們可敬的、一意結好於我們台灣人的馬總統‧‧‧同時提醒網上的大評論家們‧‧‧可悲的、我們可敬的台灣先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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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針對日本來台後，統治台灣五十一年，我台人歷年的人口數據所顯示出來的，在那日本殖民者所留下的數據裡，非戰時的時期，隨著在產業數據逐步上升之同時，我們台灣先民的平均死亡年齡竟然明顯下降的基本數據資料‧‧‧

翻開日本台灣總督府主計室所留下，在1946年12月印行的「台灣省五十一年來統計提要」的資料中〈見本文前圖版，原件〉，我們就可看到五十一年中，我台先民的歷年平均死亡年齡以1908年27.2歳為最高，以1931年的21.5歳，其五十一年平均死亡年齡還不到24.5歲──為何社會產業進步，我們先民的平均死亡年齡卻下降而無法上升？為何啊‧‧‧難道是我們先民會不想活下去麼‧‧‧

讓我們對應此悲痛史實的真相‧‧‧那是‧‧‧

日據初期，清廷因為對台灣有不忍其受戰爭蹂躪，怕他被糜爛的可能性而割讓台灣給日本，李鴻章所痛言的「澎湖先已殘破，台防亦斷不可支‧與其糜爛而仍不能守，不如棄地以全人」〈見於當年李鴻章與板橋林家花園主人林維源書，轉引自「李鴻章傳」，學生書局，頁278〉，正是；豈料日本卻暗藏著「殺戮攘逐」的政策，意圖將我島上先民全數趕走，移民日人於台灣；當年的日本談判馬關條約的全權大使陸奧宗光有「關於台灣島嶼鎮撫策」，日本文明派大師福澤諭吉有所謂

「關於處置台灣的問題，如在前號所論述，目的應該限定於土地；以期掃蕩全島，其如土人可以不放在眼中，由日本人經營一切事業。……這樣做或者會使該島民等相率他去，以至全島空虛……現在內地正困於年年增加的人口……我寧可希望島民自行逃走他去。」

他們並未如國際法上的規則，四處貼出佈告，立榜安民，讓締約國國民周知其兩年內的自由選擇權，卻利用了交接時期的社會不安，進行他「殺戮攘逐」的「禽薙政策」；因而，當年來台的第二任總督乃木希典就任後，對於屬下有所謂「誤會說」

「官民之中，往往有誤會以為日本政府意欲使台民遷出，而代之以內地人民，或以為綏撫方針於國家不利，有出言論，或出諸行為者，以此殊屬違背帝國政府之大方針，切宜加以注意。」

也曾自白其屬下官民，對締約國人民的非行：

「台灣由於戰勝之結果而行接收，以兵馬臨之，砲煙彈雨方收，內地人接踵而來，其多數倚藉戰勝餘威虐待在地人民；物品之買賣，以至借貸，往往背理枉法，利己損人，毫不為意；至文武各官，亦聞有以職務上之威力臨之；一旦有不從命者，或稍有涉嫌犯罪者，即行縛捕拘禁，甚至加以鞭笞者；於是雖告以非法，訴其無辜，而終不能免者，相率啣之；弱者徒自畏懼，強者遂至反抗。……」

以上日人的行徑，至少造成了我台先民近六十萬人消失的慘劇‧‧‧此期間，條約的國籍自由選擇權還有效，真是悲慘。

其次，是在1897年初，日人以恩准的姿態，發布命令，表示由於「尊重民俗」而美稱為「緩禁」，而准許我台先民吸食鴉片，殖民政府以專賣鴉片，很「好心地」為我先民「服務」；於是在島上就形成了如下的「一國兩制」的型態；對於日本人用嚴禁之法令，對我台人則「恩准」，其嚴禁者，如下：

「販鴉片煙圖利者，首謀者斬，從者三等流刑……誘食者絞。從與知情提供房屋者三等流刑……官吏知而不舉者，與之同罪。」

「將鴉片煙或其吸食器交給軍人、軍屬或來台日本居民者，處死刑。知情而提供房屋者，亦同。」

其「恩准」與「緩禁」者，則對我台民，專賣鴉片，分為福、祿、壽三等級，絕無因吸食死刑者，有之，則私販、私吸之罪；而其「恩准」之命令如下。

「凡年滿二十歲以上，有鴉片吸食習慣，且欲繼續吸食者，不論男女，均應發給證明，並不需經過精密的診斷。」

「對女人之鴉片癮者應特予方便，均應頒發特許牌照，不得有漏。」

然而，我先民對於前述已對自身族類進行「殺戮攘逐」，使我同胞消失數十萬人的殘酷統治者，怎會無知地信任其如此突來的「恩准」，於是我先民就在隔年開始引進了我閩粵沿海的「降筆會運動」，那是當時流行於他們故鄉的，很有現代意義的戒煙活動，其中一如當代最先進的戒毒方法，其中正包含著宗教輔導、心理輔導、團體輔導三方面；據日人當時的資料，其時成功的情況極為可觀‧不僅可見到如下的社會覺悟的報導──

「嘉義紳民假外較場王爺宮為神壇降乩之所，惟戒煙人等尚無房屋可棲，各莊運送竹、木、茅草，以助蓋造之需，今日肩挑背負者，更覺接踵於途，現已堆積如山矣」

「扶鸞會（按：即降筆會，亦稱扶鸞降筆會）之戒煙風氣頗盛，在光緒26、7年當時，勢如燎原之火。光緒27年，南北信徒，大見增加……全省戒煙情形如下：台南、鳳山、東港、阿猴、蕃薯寮、大目降、麻豆、鹽水港及嘉義等九所，光緒27年7月，當時鴉片癮者64,929人，……戒絕煙癮者，37,072人中，由飛鸞降筆會戒絕者達34,370人。」

還有如此經濟上的成績：

「降筆會戒煙盛行的地方，一般經濟都變得很好，如修築很好的堤防、道路，沒有一戶滯納稅款。蓋鴉片癮者戒煙後，當比戒煙前可減少有害無益之煙費支出，可改善其家庭生活。」

豈料我們推動禁吸鴉片的降筆會，竟會受到日警的嚴厲取締，以致於我降筆會負責人對日警曾有如下的鏗然的抗辯書

「堂中施行之事，以降筆造書，勸戒洋煙為主，其書中所引證者，皆是善惡應報之事，使民人若知警省，不敢為非，大有關於風化；若戒煙一事，又屬顯然之利益也；至於堂內供職之人，皆為行善起見，各皆自備飯食，並不敢取分文，豈邪術師巫、惑世圖利者，所可同年而語哉。……未知身犯何罪，律犯何條，誠令人不解也；倘政府強欲加之以罪，私等有殺身成仁之美，政府有妄辱善民之名，雖肝腦塗地亦無恨焉。」〈下附貼圖版，為我先民抗辯書全文！〉

然而，最不幸的，是日人最後竟用扼殺我台民傳統的醫療制度的方法，提出以「管理」為名的「台灣醫師免許規則」，規定所有執業中醫都需通過日人之考試才准予執業，而應考資格必須行醫十年以上；試想在那我台人每年平均死亡年齡不到二十五歲的時代，行醫十年的要求，將扼殺了多少醫師，傳統醫療體系中醫師當然不足──既然要考試，何需如此高的應考資格？──而由於醫師嚴重不足，我台灣先民當然就不能不在病痛時，更多地求助於那麻醉性的萬靈丹──鴉片‧‧‧不論是肚子痛、頭痛、牙痛、胃痛、神經痛、月經痛‧‧‧真是利害的、文明的日本人啊‧‧‧

正由於日據下只有這樣一次中醫師認證考試，所以，到他投降的時候，我們島上的中醫剩下不到一百人‧‧‧

當年發生過這樣的事情，如此缺德的日本人不需要對我們台灣人認罪麼？韓國人比我們悲慘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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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taiwanonline.cc/phpBB/viewtopic.php?p=40849&sid=5ef00ec9a1f483dd8e9744cbcd5362cd

下附貼上述網址，原作者「海兒」之文──

「中華民國」憑什麼要日本道歉？

日本首相菅直人在8月10日上午召開內閣會議後發表談話，內容包括：「正如我們在『3．1獨立運動』的強烈抗議中看到的那樣，當時的韓國人因違背人民意願的殖民統治和國家、文化被掠奪而痛苦不已，他們的民族自尊心受到了嚴重傷害。」，強調：「一百年前的8月簽署了『韓日合併條約』，從此開始了對韓國長達36年的殖民統治。就歷史上對韓國的殖民統治給韓國帶來的諸多損失和痛苦，再次表示痛徹反省，並由衷地表示歉意。」，同時，菅直人也表示將歸還在日本殖民統治時期，通過朝鮮總督府運到日本，目前由日本政府保管的《朝鮮王室儀軌》等文物予韓國，以表達日本的誠意。

菅直人選在東北亞局勢因為「天安艦事件」而陷入戰爭陰影籠罩的此刻，拿「韓日合併條約」一百年作文章來向韓國展現和解的善意，毫無疑問的，是鑒於在冷戰結束後，隨著韓國與中國關係的正常化，讓中國有機會利用日、韓之間的歷史恩怨見縫插針，造成在冷戰時代美、日、韓三國共同對抗共產勢力擴張的同盟關係出現裂痕，而中國對於近年來屢次挑起東北亞局勢緊張的朝鮮，又表現出有意無意地放任與袒護，已然讓日本感受到唇亡齒寒的威脅，所以日本乾脆先下手為強的拉攏韓國，以鞏固美、日、韓三國的同盟關係，進而在達成「聯韓制中朝（中國與北韓）」的戰略目的。

菅直人如此的戰略思維，雖然說其出發點完全是基於維護日本的國家利益使然，但對於一直深受中國武力威脅的台灣來說，美、日、韓三國同盟關係的鞏固，自然會使得目前正陷入於伊拉克與阿富汗戰爭泥沼中的美國，因為日、韓的和解，而有較多的餘力來對付中國這個在近年來逐漸顯露出其軍國主義傾向的競爭對手，無形中也就提高了台灣安全之保障，自然應該是抱持樂觀其成的態度，是以，馬政府的外交部發言人陳銘政對此事表示：「日本對二戰的反省動作，對維持區域和平與安全，有非常重要的示範作用。」，還算是一個相當中肯的回應。

但是，根據統派媒體《聯合報》8月11日一篇提為「二戰殖民豈止韓國『為何不跟中華民國道歉？』」的報導卻指出：「外交官員私下不滿表示，日本在二戰期間殖民的國家豈止韓國，日本如果真有誠意，就該對二戰期間所有遭到日本迫害的國家道歉，才能讓周遭國家真正感受到日本的誠意與善意。中共外交部發言人秦剛昨晚對此也表示，希望日本在『中日聯合聲明』等四個政治文件基礎上，積極推動中日關係健康穩定發展。」(註2)，卻是顯得東施效顰、不倫不類，又自取其辱！

因為，姑且不談自1912年中華民國建立以來，日、中兩國的衝突原因究竟孰是孰非，中華民國從1937年開始對日本展開所謂的「八年抗戰」，儘管日軍勢如破竹地席捲中華民國大半江山，但是並沒有如同日本對韓國一般的加以併吞，而只是如同美國在2003年入侵伊拉克推翻海珊政權樹立一個親美政權一般，另扶植汪精衛成立了一個親日的「南京政府」。

儘管其被視為日本的傀儡政權，但在汪精衛個人「一面合作、一面對抗」的政策之下，仍然有相當程度的自主性，除了日本之外，承認汪政權並建立外交關係的國家及政府還有德國、意大利、匈牙利、羅馬尼亞、丹麥、西班牙、克羅地亞、斯洛伐克、保加利亞及維琪法國政府。汪精衛政權還以和平交涉的方式逐步取消各國在中國的租界，例如1943年3月與日本簽約收回蘇州、杭州、天津等八市的日本租界，7月收回上海法國租界，8月收回上海英國租界，十月宣布廢除不平等的《中日基本條約》(註2)，可以說遠比之前在蔣介石治理下內戰不斷、列強租界分割、不平等條約依然故我的中華民國還更有尊嚴得多，真不知道日本何時對中華民國進行殖民統治，而必須要道歉？

如果說日本曾經對台灣進行殖民統治而必須向中華民國道歉的話，那更是荒唐到了極點，因為台灣是大清帝國在「甲午戰爭」中被日本打敗割讓給日本作為賠償的，在中華民國建立時台灣已經是日本的領土，而不是中華民國的領土，更不要提，在1935年日本總督府在台北舉辦「始政四十周年紀念台灣博覽會」時，當時中華民國福建省主席陳儀來台參觀博覽會後，大為震驚，甚至說出：「台灣同胞，能夠在日本人的統治之下生活，實在是很幸運」的話(註3)，特別是相對中國多年戰亂下的停滯不前，令陳儀深省與反思。之後陳儀再派人到台灣考察，於1937年出版《台灣考察報告》，建議福建學習台灣經濟(註4)，如此的史實，真不知道中華民國有什麼臉要求日本道歉？

更不要提，中華民國在1949年以後已經失去了中國大陸的江山，在日本於1971年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唯一的合法政府後，中華民國對日本來說已經不再具有代表中國的資格，而馬英九更是將台灣去主權化，宣稱台灣與中國「不是國與國的特別關係」(註5)，如此一個自甘矮化為中國一個「地區」的「中華民國」，憑什麼要日本道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