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多元文化與新舊課綱」─先生之言差矣！

      拜讀黃武雄教授的「多元文化與新舊課綱」之時，正是我擔心時局可能「每況愈下」，因而已貼出拙文「給動盪時局中的年輕朋友──關於1970年代晚期的一段深思」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1126870397326852&id=100000117075449&comment_id=1129963967017495之後；由於個人對於當前時局的強烈憂心，讀到先生的大文，更使我「不得不」合盤托出自身本來只想擱置，「存而不論」的某些認知與想法。

本文論述之起始，我要先指出，新課綱並非完美的，例如，先生所稱「原來舊課綱中，「經濟發展與挑戰」的「挑戰」兩字，也被拿掉。原來「討論經濟發展所帶來的社會與環保問題」當然也刪除了。」，就絕非個人所欣賞的處理方式。但是，儘管個人可以體會其可能有著陳文成事件的含冤心境，卻因「茲事體大」，仍覺得有必要就此重要的公眾問題來與其商榷。

個人認為，先生此文中的重大的問題有五；一是對於「多元文化」與「公民社會」的認知。二是關於經濟發展的認知；三、關於教科書中的「台灣主體性」問題；四、關於台灣與世界的互動。五、關於「感慨語」

 其一、對於「多元文化」與「公民社會」的認知。

先生似乎沒有感受到當前時局的異常壓力；竟然把當前社會的問題，以是否「多元文化」來論述；然後，就由所謂「多元文化」，牽連到是否「進步」，以之來論斷問題的是非。然而，這樣的論述妥當麼？當前，社會癥結的問題真的主要是「多元文化與否」，或是其所謂的「世界觀」問題麼？這很像露出水面的冰山一角，也像巨大礦脈的某一個露頭；以我的強烈擔憂言，那是一個巨大的冰山‧‧‧正出現在我們這條輪船的航道前方‧‧‧

其明顯最令我迷惑的，是大家曾經都是左翼知識份子；然而，過去似乎極具批判態度的先生，如今竟把像「多元文化」與「公民社會」，這類應該受到高度批判的西方現代化迷霧的殿軍，毫不批判地就視為「進步的」，似乎只是因為這些「理念」，當初曾具有處理個體與群體、文明與自然對立的意義，就給與無限的肯定；然而，左翼知識份子不是應該時時刻刻批判地對待這些可能脫離現實的「理念」嗎？另一方面，審視先生所強調「進步」的「舊課綱」；那「舊課綱」是「進步」到那個方向去了？真的是尊重「多元文化」與「公民社會」的方向嗎？或許，這只是證明，我贈送給您的，我的台灣史著作，其實您完全沒有翻閱；不過，我真的認為日據下我傳統漢族降筆會戒吸鴉片運動的偉大成功，是多麼值得肯定的社會運動，作為台灣史裡完全可以召喚「公民社會」的那一段珍貴史實，該舊課綱為何竟能隻字不提──或者，對於今天的先生，已經進步到認為「戒吸鴉片成功」不是一種「進步」，且偉大的社會運動不再是「公民社會」裡必要的成份？

然而，對於上述，豈非雖是最稚幼或最保守的理想主義者，應該只要受過基本認識論洗禮的學生，或是讀過傳統文化中所謂「我欲託諸空言，未若見諸實事之深切著明也」之類銘言者，應該都是不可犯的錯誤；個人實在深感遺憾。

其二，關於經濟發展問題的認知：

個人要指出的，是其對於所指責的「新課綱只強調「經濟發展」。……原來「討論經濟發展所帶來的社會與環保問題」當然也刪除了。在新課綱中只留下「經濟起飛」作為重點，並不斷突顯當時政府帶動經濟起飛的功勞。」，其實，關於後段的「經濟起飛的功勞」，不只是史實，也是近十多年來我們島嶼經濟雖不見景氣，卻還能維持某些生活水準的根源，對於我台懂得「吃果子，拜樹頭」傳統的感念者言，顯然應該不是什麼過錯；更何況，我台經濟發展長期遲滯之下，個人雖不滿意將環保議題全刪，確實朝野是否也應該重行強調「經濟發展」的重要性呢。

對此，個人願意藉此提示，個人的觀點，如果我來修改舊課綱，我可能加強其應有的辯證觀點──加入的方式是，可能不更動原標題，但在其末加一問號；即把「經濟成長與挑戰」成為「經濟成長與挑戰？」；而其他內容儘量並不更動。

對於這樣的處理，先生數十年前就早以思辨能力著名，當知朝野對立本是社會常態，問題的根源應該是除了利害關係作祟外，就是雙方眼光每每只知維護己方；造成了把所謂「人民內部矛盾」，原本政團間的衝突上升到「敵我矛盾」的狀況；對於地位崇高的先生言，那真是「必要之惡」嗎？不是應該幫助它們不僅止於對立，應更盼望它們能在辯證中發展社會嗎？

其三、關於台灣的主體性問題。

先生大文中，居然如此背書──「在舊課綱中，並看不到所謂的「台獨史觀」。泛政治人喜歡製造名辭，亂扣帽子，真令人啼笑皆非。舊課綱有台灣的主體性，這點無庸置疑。」與並有所謂「講台灣史，可以不好好談原住民與來台漢人早期的接觸嗎？」──您不是歷史學者，也沒有豐富的台灣史方面的著作啊，怎麼能夠說出「無庸置疑」，且更提出了您認定「舊課綱好好地談了原住民與來台漢人早期的接觸」，這樣的論斷？──不過，細看您所謂的「舊課綱『有』台灣的主體性」──想想，「台灣主體性」的問題，在課綱中應該是其內容「有、無」的問題，還應該是其程度「多、少」的問題？怎麼可能出現「全無」台灣主體性的教科書？真的只要「『有』台灣的主體性」，該課綱就可獲得先生的「無庸置疑」嗎？

  此外，我要根據個人家史來「質疑」先生對於舊課綱之「無庸置疑」的「台灣主體性」；個人幼年曾經居住原民的南澳鄉，對於原民處境長期同情，對於原漢關係，素來重視，此攤開今天被污名化的原漢關係，請所有真正關心「台灣主體性」的朋友公斷。

我家第十一世祖彥璞公，生於1604年，卒於1661年；墓在台灣南路頭，土名瀨口窟仔；以當時言，個人很懷疑我們來台的先人，有威脅原住民的能力；更不要說稍早郭懷一起義之時，原住民獲得荷人的武裝，曾有殺戮了我農民與其婦孺至少六、七千人之記錄；我們自身的先人倘死於出草、馘首，今日卻要我們做後人的，接受祖先欺凌原民之烙印，我們如何能接受；更何況，個人研究台灣史，知前人已明顯發現日人伊能嘉矩之所謂原民「口碑」所述迫遷，與荷蘭古地圖顯示的定居情況，有嚴重不符之虛假；換言之，我台學者的學術研究，已顯示出日人蓄意偽造「口碑」的史實，顯然是為了建構其據台初期侵台攘逐殺戮我台人七十萬人行徑之合理化基礎。我們如何能不置疑而忍受？請問，先生所斷言「舊課綱好好地談了原住民與來台漢人早期的接觸」，「舊課綱」對此，有如何談論嗎？

其四、關於台灣與世界的互動問題。

先生所謂「在第一主題「早期台灣」第二章，把「說明⋯漢人、日本人與原住民的接觸，進而敍述荷西及鄭芝龍時期台灣與世界體系的互動」，整段刪除。」；前面我已以自身的家史，不僅論述了被汙名化的漢、原關係，也敘及了日本學者在其中所扮演的扭曲腳色；應該是漢人和原住民重要的重要接觸，「舊課綱」中有嗎？為何可以不提先民的這些冤屈？若是不提這些令我台人窩囊的悲情，何不「眼不見為淨」地全部刪掉？

至於，您所及「荷西及鄭芝龍時期台灣與世界體系的互動」問題，我也願意提出我的認知，以那皇民化時代被表揚、在舊課本中出現的「濱田彌兵衛事件」的教材為例，謹此訴諸公評──個人認為，該故事之始末，若要成為教材，至少要日、荷雙方觀點並舉，但今日只知誇大濱田之武勇，卻忽略其理性上的粗率，在教育上，絕對是一錯誤；以下簡述若以其為教材，應該強調下述三方面：

一〉        說明濱田的武勇背景──日本傳統武士道，簡直鼓勵盲動，有所謂「或許死得沒有價值，是犬死或狂死，但不可恥。死就是目的，這才是武士道中最重要的。」「『武勇的品德須有狂質』……這種認知與我的覺悟如此不謀而合。打那以後，我決心更要發狂。」與「我曾在嘉瀨殺過犯人，那真是格外爽快的心情。對殺人感覺厭惡，大概是精神病的前兆。」；甚至，就所知，直到1868年，法國軍艦被日人突襲死傷十餘人，法軍威脅賠款與肇事者受死刑；幕府接受威脅，且請外國使節參觀切腹之刑，該法艦艦長，觀禮至半，要求停止行刑，幕府遂改死刑為流刑；可以作為不知、無備者，極可能被日人武勇震懾之一例。

二〉        說明荷蘭當時的特殊國力──今日是歐陸著名的小國，當時北荷為德語區，屬新教，南荷為法語區，屬舊教；曾經合作抗西班牙，但後來南北分立，與英國聯合對抗西班牙的是北荷；1588年戰勝西海軍後，繼續發展海洋力量；但其主要發展的是商業，曾經大洋中的航運，荷船達八成，英國則走向工業革命；由於它只有商業貿遷，無其它產業，使得其首府阿牡斯特丹，1620年初起時，人口十萬人，財富累積驚人，但是百年後，其人口仍僅二十萬人，完全不能與歐陸其它大城之發展相比；因此，他與後來完成工業革命的英國之國力，完全不能相比──荷蘭恰是第一位晉見中國皇帝的外國使節；它同意對中國皇帝「跪拜」的儀節，中國誤以為此可為通例。

而日本自德川開府以來，偃武修文，以「餓不死」的方式，休養生息；1633年又實施「參覲交代」，把所有大名的家眷都遷到江戶做為人質，他們與其從僕所需的民生品，招來許多商業活動，該地很快地就超過了五十萬人。

三〉        對粗率、乏理性的作為進行應有之批判──1628年，濱田來台之船上不僅有台灣土著，且隨船達470餘人，更有大批武器彈藥，在港口被荷蘭總督查獲；無論「大航海時代」如何蒙昧，沒有事理可言，但已被查獲，實可說其行為過於粗率；後來，濱田冒險一搏得手，造成日荷雙方互質赴日；但抵日後，日方竟一反前約，將人質與船員都下獄，並關閉荷蘭商館。‧‧‧真是威風。然而，考察前述資料，倘荷人改為更有實力的英人，這段行險僥倖的歷史，恐怕早已被改寫了。

個人所知，舊課綱中「濱田彌兵衛事件」的教材，絕非如此處理；以教育專業言，其歌頌日本武士之蠻橫粗率，絕不是我們社會應該發展的方向；刪掉何須惋惜。

其五──關於「感慨語」

──我沒有資格為「新課綱」背書，但是，我必須指出「舊課綱」的重大缺失。

最最後，也是黃教授大文最讓我難耐的部份──是先生那所謂的「手握大權的大人們，放手吧，他們不是別人的政治工具，就是因為他們不想當政治工具，才挺身出來抗議。是你們想把他們當政治工具，才有今日的抗議與永遠的傷痛。記得冠華最後的吶喊嗎？記得嗎？⋯」，如此煽動性之言詞；先生真的完全不知道這樣的言詞可能帶來給整個社會的是怎樣的衝擊與動盪？

媒體是一社會教育的重要管道；曾為專業教育工作者的我，認為在媒體上發言應該謹慎；您在教育改革上曾經具有相當崇高的地位，李遠哲也比不上您，然而，您竟然如此粗率；這樣真是很不好啊‧‧‧

雖然我自認為頗理解、體諒先生，但是，我無可選擇，我愛這社會，所以我必須批判先生。我們曾經在山城社區並肩對權勢作戰，我主持社區刊物，處理您的稿件，可以感到您多麼珍惜羽毛；沒想到多年之後，我必須為公眾事務與您對壘；請原諒我，我們都是為了自身的理念，希望年長的您能夠理解。

又，由於這是當前急迫的公眾事務，不像當年我專文批判您的「童年與解放」，「人本教育札記」的編者黃女士電話給我說，您不希望拙文刊出；由於那文沒有急迫性，我就沒有堅持〈關於該文可見於http://classic-blog.udn.com/h1234567am/2579583〉；這次，雖然，可能這又是一篇很少人會看到的文章；我仍然把它寫出來了，但是，這回我把它貼進無遠弗屆的網路世界。

因為，我是這樣急切地，如您所知地，鍾愛著我們的島嶼社會。                              

感謝先生的推薦，我也使用了Albert Tseng 對新舊課綱用心所做的對照:

                                                                                                                懷念那段曾經比肩的美好歲月的

                                            郭譽孚於汗漫居燈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