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敬的網友們

這本是悲劇事件發生前，感到某種不祥，我匆匆寫出的文字；寄給畏友永祥兄，往來幾天，未料到已有悲劇事件發生；然而，仍然希望整個社會不要過份動盪啊‧‧‧故仍貼出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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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動盪時局中的年輕朋友

──關於1970年代晚期的一段思索

看到某些報章上，把您們說成島嶼的「希望」；又有某些報章把您們說成是一群「屁孩」；讀著那樣兩極性的說法‧‧‧讓我不免回想‧‧‧

給您們一些「敝帚自珍」的意見。

日子過得真快，高中生的歲月，離開我已經近五十年了；

那時曾經走到西門町，怒目與巨幅廣告對峙，也對不停走馬燈的越戰新聞生氣；曾經由於踢球很容易踢破球鞋，而很早由西方人的鞋模不同於東方人而懂得「本土化」的意義；我想自己今天是完全可以理解這些孩子的行止的；那就是年輕人的成長歲月。

然而，時代是變了，當年是資訊匱乏的社會，我們是各自摸索的，是匱乏的，是單純的，因偶然的機緣而彼此相遇；聽過讀書會之名，並不知是怎麼回事；在課本上讀過革命，有些嚮往；在我們身邊的時空裡，絕對沒有今天許多聳人的影音資訊，‧‧‧不過，高中畢業以前，因與同學閱讀舊書攤的課外讀物而自行啟蒙；畢業之後，因當年存在思潮的影響，先在友人家中演出荒謬劇，後在當時台北南門長老教會演出具控訴性的表現主義戲劇，「一個現代孩子的夢」‧‧‧因而，我想，自己雖鬚髮皆白，卻由於自身從來不是乖乖牌的學生，所以，似乎還不難想見您們的心境；為何社會要把您們的作為做兩極化的評價呢。

這是我在此時寫作本文的一大理由──我記得年輕人成長的內在驅力有多大，我認為那是一種實存的生命現象，不應該被過份地「誇示」或是「污名化」。

 然而，更讓我勉力完成本文的近因，是我看到高中生走上街頭，讓我想起了，七零年代晚期，一次自身遭遇白色恐怖的經驗，與我個人對其所曾做的反思；我想提出來給與今天所有意圖走上街頭的年輕朋友做參考──

 首先，讓我再介紹些自身的相關過往，希望有利於我們彼此的溝通；我是1948年生，如前述，當年是個很平凡，喜歡踢足球、釣魚、象棋，喜歡大自然，不鬧事，功課中等，家中相當自由的中學生；並不特別聰慧的我，像是「把課本當課外書，把課外書當課本」似的，當然不可能順利升學；所以，1972年，我才考進入師大；就在那年，遇到友人的「台大哲學系事件」，由於對自身理念的執著，當年，個人曾經公開對國府進行割腕且刎頸的堅決抗議。台大醫院的醫生說，「我運氣太好」，居然活了下來；如今我長期研究台灣史。這是我的過往。

解嚴後，曾有野黨的記者要訪問我，我拒絕了；我向她解說，怕自身的作為，對年輕人有暗示性；我不希望我們的社會走到那個地步；然而，今天，我看到高中生走上街頭，個人的心頭深感沉重；不幸的命運暗影，竟似已日益逼近我們的社會，我想我不得不似有若干冒險地主動把自身那段故事與對於那故事的長期思考，完整地托出，因為，個人深深希望我們的社會不要走進過份悲情的悲劇道路。

 一、  我的那段青年故事

我現在要提及的那段經驗，記得應該是發生在1977年中壢事件之後，1979年美麗島事件之前吧；那時我已經師大畢業，分發在台北市立忠孝國中；我的過往，使我自知負責的管區警察與學校的保防系統應該都會注意我的行止；不過，我不只是熱切地參加學生的各項活動，在課堂上仍堅持自身對於社會現實的批判態度，並且在中壢事件的前夕與師大友人還曾一起去中壢感受當時許信良所掀起的「護黨風潮」‧‧‧是在那樣的大環境之下。 

某天早晨，到達學校時，我發現氣氛詭異，訓導主任早已抵達，似乎已經工作很久了的樣子；我正狐疑，負責業務的雷小姐才告訴我，校園內出現不少「共匪傳單」，已經上報有關單位，已經進行全校查察，正在研究中，所以，大家都在焦慮裡──在那白色恐怖「知匪不報，與匪同罪」的年代，那種事情確實是「人人自危」的大事；不知只是我的過敏嗎，我覺得那天在校園裡遇到的其他老師，對我的眼神都與往常不同‧‧‧甚至似乎有人在自己背後，指指點點，交頭接耳，‧‧‧究竟那些要命的傳單，是誰帶進來散播的？全校師生都有可能啊‧‧‧總之，那兩天壓力頗大的，我曾易地而處地試想，如果我是別人，若知道了我曾經有過偏於赤色的背景，遇到這樣的事，雖然平時可能還友善的，怕也會懷疑我這樣的傢伙吧‧‧‧而上級的體制壓力大到某個程度，體制下的成員是否可能就會有人因承受壓力的能力較差，而自然不難出現懷疑與犧牲別人而求自保的現象‧‧‧那樣的感受，極為深刻，不是誰個人的錯；是來自真實的心理學的客觀認知。

所幸，那次的運氣似乎真的不錯；竟讓我想起國中四樓的校舍，在當地乃是四面四線道大街完整切割成一區塊的最高建物，且就我所知，校舍頂樓由於只有近腰的矮牆，若學生活動並不安全，所以，平素都是上鎖，並不開放；於是，我建議校方上頂樓查看，若也有傳單；我們全校就都可免除嫌疑了。好佳在，該一事件後來也就以其為「空飄傳單」而獲得結案。

 二、  我對於複雜現實的省思

真是運氣好，否則，會不會導致犧牲那一位師生或那些師生呢？我不知道；但是，我曾仔細地省思了若干相關的問題──

首先，這應該是當年一個「白色恐怖」，也是「內戰」的典型例子，真是一個可怕的情境！記得以研究拿破崙戰史而著名的軍事學大家約米尼在其名著「戰爭的藝術」中，作者在描述世上各種戰爭時，就曾經特別指出「內戰」是所有戰爭中最慘烈的一種戰爭形式；因為該戰爭的原因，已經滲入民族國家的內部，往往造成內部強烈的不信任；倘若陷入其中，將惡性循環，很難脫離；我們的社會是否應該及早理解這個問題的嚴重性，及早消除可能使我們再度落入該不幸陷阱的所有作為？ 

其二、對於民主國家中的群眾運動，我產生了一個想法；一如個人所提及的，每個人對於事件的認知與詮釋難免有不同，加上個人的身心狀況也可能不盡相同；尤其，我們知道今天精神醫學上的種種棘手症狀，在全球先進國家中，很有成為流行病的趨勢，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之下，如我前及的個人承受壓力的能力，是否應該成為值得我們重視的問題？因為，我想到，該事件幸好沒有牽涉無辜，倘如所及，該案沒有我個人那「福至心靈」的念頭，其巨大壓力實頗可能帶給學校真實的恐怖效果，相同的，在熱烈的各種群眾運動中，是否也可能存在著另類讓人失常的壓力？面對震天價響的各種社會議題熱烈動員的大環境，我們是否應該充份考慮自身所處的時代境地？

其三、我們的教育，是否真有極大的問題？作為一個高度關懷教育問題的知識份子，個人認為我們的教育最大的缺失是缺乏成長與反省的觀念。

    以下，先談成長的問題。

我們的教育設計只注重與先進國家接軌，高唱民主多元，卻沒有從教育本質上考察問題；教育的本質，不能只看其「不變」的部份；可能更應注重其「成長」的部份。那是人類在成人以前，不只是身高體重會不斷增加，且人的思考能力應該也要成長，由鞏固而堅韌；通常肉體的變化是自然而然；但思考能力卻是需要啟導的；我們的學校教育原本應該讓逐漸脫離家庭單純環境的孩童，逐漸感受到社會的複雜而形成面對複雜的能力。簡言之，家庭中的思惟方式應該是較偏於是非、黑白二分法的稚幼模式；學校教育應該逐漸讓年輕學子在是非黑白之外，逐漸懂得應該如何開闊地面對人生廣袤的灰色地帶，進而探向色彩的人生；如果忽略了這類本質性的問題，以為高唱民主多元，就能夠與先進國家接軌，個人認為那是無知、其努力是不可能成功的。可能這也是當前我們社會內部高度對立，很難合理發展的重要原因。

    次談反省能力的問題。

這應該也是一具本質性的問題，任何個人在生活中，都會有自我整理與考察的傾向，那應該是人類腦部天賦機制中很重要的一個部份，它促使我們心智成長；也就是儘管人類有自我中心，自我合理化的心理機制，同時我們也有自我省察，自我統整的糾錯能力；它使得我們逐漸自然不受稚幼的二分法侷限，使得心智的成長成為可能；由二分法的獨斷，轉向懷疑，等待累積足夠的生活經驗而後建立自身不同於二分法的，可以面對繁複世界的、更為鞏固而堅韌、可以承擔、可以負載所有苦難的人生態度；因而，連長久受到西化派學者詬病的我傳統經典中，也強調著所謂「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或「從父之令，焉得以為孝乎」之類的自我辯證能力，在我們今日一味強調「快樂學習」的教育中，是否太少這類的可能與「快樂」無關的反省能力地培養了。

    三談如果上述兩方面未能獲得適切的啓導，我們如何能面對社會上往往複雜的「真相」？

原來，有的名詞是「理念」性的，就以教科書上確實強調了的「程序正義」的重要性來看；那強調「公開透明」的「程序正義」，其實，應該只是在民主法治論述上的「理念」，是學者們為了建構自由民主的理想而設想出的中介概念；在現實社會中可能並沒有一必然對應的存在。就現實言，例如，在我們的社會現實裡，官方考慮要調高工人的基本工資，若採用「公開透明」，符合「程序正義」的方式，一定會受到資方勢力的強烈掣肘，很難讓工人的處境獲得較多的改善；請問，這時這種「程序正義」，真是一種理想的「正義」形式嗎？顯然不是。

    也正因此，坦白地說，最近您們跟隨著大哥哥、大姊姊們而提出的所謂「黑箱」問題，可能因而值得您們仔細思考。請試想，如果執政者的每一件重要作為，都被要求「公開透明」，那麼何須定期勞民傷財地動員社會舉辦選舉？每次大選後，所有的野黨都以這樣的態度動員人民對抗政府，有哪一個政府能夠充分發揮其能力呢？ 

三、  結語─談談關於「民主政治」 

最後，我想跟年輕的您們，談談在我省察所見到的「民主政治」。

個人在師大時專業的科目就是「公民教育」，由於那是黨國體制的時代，所以，我就讀的科系有一字之差，叫做「公民訓育系」；不過，如前述，從來我不是個乖乖牌，所以，我曾經自行相當深刻地考察了民主政治的實際。

我建議大家先以前述的成長的觀點，來看史實中的民主政治。

大家應該知道古雅典的「民主政治」是建立在「奴隸制度」上的政治制度；由於奴隸把自身的勞動成果提供給奴隸主，免除了奴隸主本來生活上的大部份負擔，使得他們擁有更多的自由空間；在人類的歷史進程中，那是古雅典城邦政治的一種特殊型態；隨著古希臘文明作為西方文明的母體之一部份而被流傳下來；在人類四五、千年的文明史上，前後加總，它大約只有五百年左右的發展史；我們應該怎樣看待它與思考自身的處境？

其一、為何數千年文明史中，民主政治，曾經斷裂數千年？

其二、說它是一種「民主政治」，但若由主要的勞動生產者言，那也可說是一種「奴隸制度」？

其三、近五六百年來，西方民主政治的發展，乃是隨著其殖民主義而發展的，他與過去著名的雅典文明的異同，似乎值得我們考察。

關於「異」的方面，主要在於「人民做主人」與「基於被治者之同意」之觀念，已成為社會中重要的理念，似乎至今已成為「實存」的，不可質疑的「現實」。

關於「同」的方面，明顯的奴隸制度雖已很少被提起，但是在那些先進的民主國家，都擁有著巨大的財富，具有與雅典文明類似的奴隸主可以在生活中無須負擔太多壓力的地位──如果沒有過人的巨大財富，高度的民主是不可想像的──這或許也是當前先進國家簡直不容許其霸權地位受到任何威脅的原因。

其四、上述民主政治的發展似乎真的與國家經濟發展密切相關，那麼無論我們當前或未來，容忍或是不容忍哪一位執政者的「黑箱」，是否我們對於上述的自身成長與反省能力的處境，以及當前我們整個社會在上述人類文明發展史上的處境，都應該利用時間，及早深入的考慮──

最後，祝大家青春活力，永不衰歇。

               忍不住，「敝帚自珍」的嘮叨者  郭譽孚敬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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譽孚：

你的文章當然可以貼出去啊？我還以為你已經貼了呢。

至於我的覆信，您看著辦吧。我自己不很習慣在網上說這類話，同時我的話是朋友聊天，也不夠完整精確。

倒是對於大作，我本來還有另一個意見的。您關於「民主政治」的說法，一方面強調民主參與已經被視為一種「權利」，另一方面強調民主政治需要某些（經濟）條件。關於「權利」，我認為是民主體制最強的理據：我們確實有權利參與所在的政治共同體的決策。關於「條件」，我不清楚您要得出甚麼結論，不過我想指出，民主在起始時限於菁英、有權者，但是民主制度似乎是一種「擴張的圈子」：它似乎有一種不斷擴大的自然趨勢，把原先被排除在外的人，逐漸包納進去。我認為，這也是民主體制一個重要特色，一個值得推許的特色。

匆匆

 永祥敬上 

From: ham.a0237@msa.hinet.net

Sent: Thursday, July 30, 2015 8:16 PM

To: sechin

Subject: Re: Re: 郭譽孚老毛病了 

永祥 

今天看報，那年輕人啊‧‧‧

我還是想把我這篇文章貼出去，不知您現在有無意見？

另外，您的回文，我附在我文後貼出可以嗎？ 

譽孚敬白

 >>>>> Original Message <<<<<

From: sechin

To: ham.a0237@msa.hinet.net

Sent Date: Sat,25 Jul 2015 10:24:28 Asia/Taipei

Subject: Re: 郭譽孚老毛病了 

譽孚： 

昨天要評論一篇文章，我得花時間準備，回信就遲了，請原諒。 

文章讀了兩次，也觸動了我這一兩年來的一些疑惑。我時時提醒自己，無論看到年輕人怎樣的錯誤，都要避免直接「在立場上」苛責年輕人，原因是我也年輕過，我犯的錯誤一點也不更少────可能只是因為當時環境的高壓，才讓我稍有節制吧？但我也不能鄉愿；我尤其憎恨老人討好年輕人。 

但是不談立場，年輕人分明另有嚴重的錯誤，其中我尤其在意的就是「我與真理同在」與「我是受壓迫者」這兩種意識。這兩種想法最糟的結果，就是對自己的放縱寬容，以及對論敵的上綱敵視，拒絕溝通與妥協。您當然知道，這種絕對主義───特別是道德性的絕對主義───是年輕人的特色，實在無可避免。但我們老人如果不把這些話說出來，我們豈不是也不忠於自己，不忠於自己活過來的經驗，不忠於一生的思索積累？ 

所以，我很喜歡您這篇文章，特別是「其三」下面的那三點。如果您需要我的額外意見，我是這樣想的：如果我被迫對年輕人說話，我會強調：年輕人要珍惜自己的富裕、幸福處境（我受不了有人說「台灣鬼島」（好像是李敖還是郭冠英說的，結果被年輕人學了去），更要尊重跟自己想法不同的人。

當然，如果在學運場合說這兩點，大概會換來哄堂大笑吧。我就只好訕訕摸著鼻子下台吧。

永祥敬上 

 Sent: Tuesday, July 21, 2015 7:31 PM

To: 錢永祥SechinYSChien

Subject: 郭譽孚老毛病了 

永祥 

真是近五十年的歲月，看到自己寫出的文章 

才知道，自己的脾性難改 

很希望您能給我意見。 

譽孚敬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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