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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5/25 17:39:28瀏覽1068|回應5|推薦30 | |
我的鄭重呼籲── 致所有真正愛台灣,寫台灣故事的作家,都應該理解真實台灣史‧‧‧‧ 讀到管仁健先生,在他的新作中,為影星舒淇在影展上的言詞辯護;這位在網路上大大有名、出版過幾本暢銷書的先生寫起文章來,無論對什麼大小題目,平素辯才無礙,這次又是洋洋灑灑地把他好像很高貴的一貫同情心鋪陳了出來。作為網路上無數的鄉民霸凌事件之一,個人長年關注與研究台灣史,認為就像管大作家不久與台灣鄉民一起霸凌的「江蕙事件」一樣,「舒淇事件」不過只是一個又可以啟發我們思考網路鄉民問題的幼稚個案,並無需給予太高的重視。 本文之作,乃由於此次管作家的文字,深深破壞了過往他推出大作「你所不知道的台灣」時,所構築起來的那「愛台灣」與「理解台灣」的理想形象,個人因此而想向他與受其他影響的作者與廣大讀者們,提出我個人關於「真正愛台灣,寫台灣故事的作家,都應該理解真實台灣史」的呼籲。 以下,是讓我不能不興起上述呼籲的,管作家該論述的原文: 「甲午戰爭後……,日軍就這樣兵不血刃的進了台北城。 日軍一路南下,完全沒有受到抵抗,一直到彰化附近,才碰到比較有組織的反抗勢力,吃了大苦頭。但彰化人在努力抗日時,請問台北人在做什麼?……。郁永河是因公務在身,所以有55名士兵隨行保護,否則沿路毒蛇猛獸、山匪路霸、番人獵首,很難平安到達,很少有人敢嘗試陸運。至於水運,台灣的河川都是東西向,南北沿岸航線到日治時期才開始。所以那時的人如果一定要從台南到台北,就會先坐船到福建,再轉船到艋舺,這樣還快一點,而且安全。……從歷史看來,日本修築的縱貫鐵路,是讓台灣連成一體的關鍵,否則住在這個島上的人,根本不會有「同胞」的感覺。」 我們的台灣,當時的情況真是那樣嗎?當年的史實究竟如何?例如── 一、所謂「日軍一路南下,完全沒有受到抵抗,一直到彰化附近,」,史實如何? 二、所謂「彰化人在努力抗日時,請問台北人在做什麼?」,史實如何? 三、所謂「郁永河是因公務在身,所以有55名士兵隨行保護,否則沿路毒蛇猛獸、山匪路霸、番人獵首,很難平安到達,很少有人敢嘗試陸運。至於水運,……從台南到台北,就會先坐船到福建,再轉船到艋舺,這樣還快一點,而且安全。」,其史實如何? 四、所謂「從歷史看來,日本修築的縱貫鐵路,是讓台灣連成一體的關鍵,否則住在這個島上的人,根本不會有「同胞」的感覺。」;其史實如何? 由於全文中,涉及錯誤史實或嚴重缺乏基本歷史概念之處,似乎都只是錯誤常識之引用與衍生,本文篇幅有限,顯然難以充分提示其每一真正史實;此將上述前三個問題,都僅做簡答,只對最後一個,這位管大作家強調「從歷史看來」的觀點,加以詳細解說,而呈現其根本錯誤: 一、日軍來到彰化之前,完全沒有受到抵抗?那麼著名的三角湧之役,是什麼? 二、彰化人抗日是在1895年的8月下旬的時間;我台北人當時能做什麼?日軍的武器是近代化、射程可達三千公尺的村田式步槍,有山砲;我台北人有什麼?有沒有聽過八月上旬至八月三十一日,台北有「暗殺樺山總督等主要官員之陰謀事件」之史實?到本年底,則更有北部我義軍會攻台北之役。 三、該段引用郁永河的紀錄,但那是清代康熙年間的台灣,作家不知道嗎?郁來台在1695年,日軍來台,已在兩百年後,我台人口已自清初的不足三十萬人,增至超過三百萬人,建設上已成為中國最進步的一個省份;就合理的論述言,引用兩百年前的郁說,真的合理嗎? 以上,是根據史實,對於前三問題,做出的簡答。 下面,是對於其所謂「從歷史看來,日本修築的縱貫鐵路,是讓台灣連成一體的關鍵,否則住在這個島上的人,根本不會有「同胞」的感覺。」的說法,我們將根據我們台灣的史實,進行較詳細的論述: 一、關於「日人修築的縱貫鐵路」: 對於任何地區,交通建設對於該地的經濟發展都是重要的,由於完整順暢的交通路線,是國家經濟運行的血脈,這是社會中的常識;然而,我們要指出,日本修築縱貫鐵路,當時是為了防禦俄國波羅的海艦隊侵台而趕築,正式完成於1908年,自此開始其運作。 然而,該一血脈主要的意義,主要是對於我先民更有效的剝削與壓榨,以及更有效的宰制,因而,該年我台先民的平均死亡年齡成為日本治理期間,也就是日據期間,平均死亡年齡最高的年份,其平均死亡年齡為27.2歲,充份地顯示了它作為殖民者有效剝削宰制工具的意義──在有效的剝削宰制下,儘管到1939年,產業已進步到我台島的工業產值超過了農業產值,但是該年的平均死亡年齡也只有22.7歲。 那是怎樣地痛苦地「連成一體」啊?! 二,關於其所謂「縱貫鐵路,是讓台灣連成一體的關鍵,否則住在這個島上的人,根本不會有「同胞」的感覺。」 我們要指出,史實絕非如此。在1908年該鐵路完工以前,即日人來台第六、七年,我們台灣先民應該早就有強烈的「同胞」感受了。 那是在1902年前後,當我們台灣先民透過民俗性的「扶鸞降筆會」而自行戒絕鴉片,卻受到日本殖民者強力打壓時,就一定已經有了深刻錐心的「同胞感」了──只是該一偉大的運動,被日本殖民者掩蓋抹殺了吧。 當時的史實是,日軍實行其「台灣住民放逐」政策失敗之後,官方在「一視同仁」的口號下,竟推出其所謂「仁慈新制」的鴉片專賣制;我台人在該放逐政策下,人口已消失了七十萬人以上,如何甘心接受那樣「仁慈」的擺佈,當時的情況是 內務省衛生局長的後藤新平,一面提出報告── 「凡罹鴉片中毒症者,益食多量為足,終致破產廢業,其子孫心身俱心身俱不健康,各種能力均益趨劣弱」〈「台灣島鴉片制度之意見」,1895.12.〉 一面提出針對「憐憫老癖者」的所謂「仁慈新制」── 『嚴禁鴉片吸煙,係至仁至慈之制,……此仁慈新制,係憐憫老癖者不堪目前之苦惱……制定老癮者之特典……』」 暗地裡,官方進行的內部訓令,卻是違背「老癮特典」的── 「凡年滿二十歲以上,有鴉片吸食習慣,且欲繼續吸食者,不論男女,均應發給證明,並不需經過精密診斷」 「對女人之鴉片癮者應特予方便,均應頒發特許牌照,不得有漏。」 我們先民,雖曾長期輕忽滿清禁令,但此時知道殖民當局對日人吸食鴉片之嚴禁,如何能夠接受這樣「仁慈」的新制度? 於是由對岸廣東引進了當時故鄉的戒毒方法;那是簡直能夠完全符合百餘年後,在科學進步下的當代戒毒原則──心理輔導、團體輔導與宗教輔導──的作法;當時,在1898年前後引進,然後,在全台迅速發展‧‧‧至1901年流行全台;當時,降筆會的流行情形,根據日本官方透露的北、中、南各地的史料── 「刻下降筆會盛行,坪林尾為台北幽僻之區亦經設壇鳩款,日前鳩之稻、艋兩處,竟至二千餘元,問其意,則以本壇將著書問世,脫稿之後,應請夙學一人潤色之;付梓既須鉅款,潤色亦應筆資,在在用費,非此無以善後也。其人去未幾日,又見大稻埕亦建一壇矣‧‧‧‧惟台中降筆會於近被罪,基隆降筆會幾被封禁‧‧‧‧」〈「降筆閒話」,台灣日日新報,1901.7.26〉 「近日台中縣下降筆會流傳妖言,蠱惑民心,地方之害不一而足……彰化辨務署拿獲西門街黃拱振者……台中辨務署拿得……三名……其中黃拱振稍有學問,雖以教師謀生……」〈「台灣日日新報」,1901.7.27〉 「改煙人數,中路關夫子之靈感……聞除苗栗一邑大約一萬五千人,而中路總計煙癮之家則約近四萬人額數。。試即此言之,三分已達其一耳。現各地支署日日收還阿片鑑札,頗形繁忙…………」 「台中縣廢煙者達16,874人,謂係受飛鸞降筆會之影響。」 「扶鸞會〈即:降筆會,又稱扶鸞降筆會〉之戒煙風氣頗盛,在明治33、34年〈1900、1901〉當時,勢如燎原之火。明治34年,南北信徒,大見增加‧‧全省戒煙情形如下:台南、鳳山、東港、阿猴、蕃薯寮、大目降、麻豆、鹽水港、及嘉義九所,‧‧依明治34年九月底調查,戒絕煙癮者37,072人中,由飛鸞降筆會戒絕者達34,370人‧‧。」〈「日據下的台政」,第一冊,頁351〉 當時在戒吸鴉片上,不僅在各地方出現了鴉片短銷、官煙退銷,更造成了世界戒毒史上輝煌的歷史一頁;那是當時的史料所顯示的── 「嘉義紳民假外較場王爺宮為神壇降乩之所,為戒煙人等尚無房屋可棲,各庄運送竹、木、茅草,已助蓋造之需,今日肩挑背負者,更覺接踵於途,現已堆積如山矣。」〈「預蓋齋房」,台灣日日新報,1901年6月27日〉 「降筆會戒煙盛行的地方,一般經濟都變得很好,如修築很好的堤防、道路沒有一戶滯納稅款。蓋鴉片癮者戒煙後,當比戒煙前可減少有害無益之煙費支出,可改善其家庭生活。」〈轉引自「日據初期台灣之降筆會與戒煙運動」,王世慶著,台灣文獻〉 這樣的社會運動,由客家人引進,使我全台「不分閩粵族群」的「台灣人」,為了不肯臣服於共同的悲慘命運而向殖民者抗爭的偉大運動,雖然,最後由於日人的大力動員的打壓而失敗了;然而,在那對我台灣人一體剝削宰制的工具完成以前六年出現的,曾經讓我先民如此地結成一體而榮耀的偉大戒絕鴉片的史實,怎能被那造成我先民被殖民者一體剝削的史實所取代呢? 管大作家筆下,曾經寫出了許多動人的台灣小故事,表現著他似乎高度地「愛台灣」,然而,他真的「愛台灣」嗎──為何竟然不知道這樣重要的史實?只是因為他的「愛」是膚淺的?是由於他個人的不幸家族遭遇?有人說,更可能是由於宗教信仰的緣故,例如,當年的基督徒就是日本警察動員來共同壓制上述降筆會的對象;因此,作為虔誠的基督徒,他不可能讀到這樣的史實;是真的嗎?回想當時我先民該戒毒運動受到了日警強烈的打壓,當時我台降筆會的主事者,曾經提出下列義行可風的抗辯文: 「堂中施行之事,以降筆造書,勸戒洋煙為主,其書中所引證者,皆是善惡應報之事,使民人不敢為非,……若戒煙一事,又屬顯然之利益也;至於堂內供職之人,皆為行善起見,各皆自備飯食,並不敢取分文,……未知身犯何罪,律犯何條,誠令人不解也;倘政府強欲加之以罪,私等有殺身成仁之美,政府有妄辱善民之名,雖肝腦塗地亦無恨焉。」〈堂主李緝庵於1901.4.被捕;但該信仰流傳,成為熱潮〉 雖然,其中所及種種態度,可以說真是讓我們不能不肅然起敬,然而,那些偉大的歷史典型們實在只是基督眼中的異教徒啊!──是否,雖在今天,對於管大作家言,就像當年的荷蘭人在日本德川時代,公開支持幕府剿滅天主徒一樣,無論如何,儘管,管大作家讀過我先民這段偉大的歷史,可還是其自身的宗教信仰與現實利益比一切漂亮的理念,都更重要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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