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更深入而開闊的教育與學術
續考察今日「二二八事件」的糾葛問題

前言

一年一度的二月二十八日又要來到了；這是1947年該事件發生以後，第六十八個二月二十八日了；也在政府當局正式於1992年推出「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之後，第二十三個年頭了；然而，這個悲劇事件似乎每年仍然在我們社會裡成為不能不引發高度內耗、喧囂一片的騷動焦點，真是讓關心社會發展的筆者深感遺憾。
記得，2007年二月，我曾經寫過一篇題為「請用「透澈的研究」代替「想像」──以「二二八事件」為例，解開當前台灣悲劇的結」的文章；把個人長期研究台灣史，對於這個事件的認知，區分為「島內日產爭奪問題」、「在日本的設計之中」、「在美國設計之中」三部分刊行在網路上；很遺憾的八年過去了，今天遇到王學長邀我來這裡談論的又是這個問題；啊，八年的歲月，我們應該發展與進步的社會就此又是在內耗與混亂中虛度了，為的竟是相同的問題，真是不能不讓人深感遺憾。
個人不是個很有口才的人，相同的題目，雖然獲得了一些新史料，然而，還能有什麼新的說法呢？不過，過去的八年，身在島上親見事態，一年一年地，藍、綠兩方總繼續著與過去類似的對抗，作為教育專業者，今天，我想就由這個專業出發，針對更多的史料，提出一些來自教育上的觀點；給大家參考。〈為了充分顯示中立與客觀，前面提及對立兩陣營，曾將當前執政的「藍」置於前，以下，再提及時，將把「綠」提於前，然後，兩者輪流置前〉

一、 一種教育觀點之出現

綠、藍高度對立的情況，不知道何時才能取消雙方這種互為威脅的心態？這時，我們的教育上，是否應該讓無邪的學子將之直接認知為社會上政治現實的一部分？如實呈現於他們的教科書，也就是，在深入社會的政治對立沒有充分解消前，教科書中應該「兩面俱呈」，甚至「多面俱呈」各種對立的觀點，這是尊重現實，可以減少他們對於社會的惶惑與不滿；為何要逼人「定於一尊」呢？
我們都知道，人文與社會科學的概念都是簡單的，但是，落在現實中呈現為受人關注的問題時，它們的問題就大多轉為複雜的，極少有簡單的答案，甚至可能由於其高度複雜而很難有標準答案的。
讓學界編輯這樣的教科書，是否可行？個人以為應該是可行的，甚至那樣可能會對我們的社會導引出一可貴的進步；對於強調進步與文明的西化派言，那是當代文明中「多元文化」的一種體現；而對於尊重傳統的保守派言，古語中所推崇的「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與「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應該就是這樣的追求；相對的，讓每一位學子在學習這種教材時，都可以發現自己是處於一種相對的位置，自然在教育中就能為社會消解產生極端主義的辯證傾向 。

二、 學術更深入研究之必要
當然，對於我們共同關切的二二八事件問題，上述的「多元觀點」的安排，不應該只是為了息爭而勉強存在；因而，應該此安排並不限制爭議各方繼續深入研究的機會；簡言之，真正深入關切該一歷史悲劇的我們學界，考察今天我們各界對於該事件的研究，自1992年展開以來，主要僅是以同情受害者個人控訴的視角開展的，然而，以教育專業的背景言，當我們處理學子間的衝突問題，不僅是衝突雙方都應該受到充分的考察，並且當時周遭的環境是怎樣影響著衝突的發生，也應該是考察的重點；也就是過去的研究，相對於該悲劇之發生，當時的社會情況是否已經被充分的研究？如果沒有充分的考察與探究悲劇發生時的這兩方面，我們的社會如何能夠由該悲劇獲取深入的歷史教訓而避免當年悲劇之重演？──那豈非我們從事教育者投入個人寶貴心力與巨大社會資源的主要理由？以下，讓我們試著舉例而論之：

三、 先由簡單二分法來看──「加害者」方面
這是用簡單的二分法的觀念考察這個重大的悲劇，也就是如果我們對於自身所高度關切的歷史悲劇，可以僅用媒體上報導社會新聞的處理方式，對於願意由該悲劇中吸取歷史經驗的所有受教者而言，那種對於社會新聞的處理方式是否已經足夠彰顯該悲劇的社會意義？一個好的新聞報導人會滿足於那樣的處理方式嗎？
在此，就試以任何衝突中的「社會正義」論之──無論是哪一種正義，包括了有些學者所謂的「轉型正義」，固然是我們從事教育者所應該彰顯而追求的，那確實是我們教育者應該追求的理想；但是，任何一個稍具理想性的教師，在學生衝突時都應該要把兩造找來仔細地詢問調查，然後才加以處理？不能只是僅針對任何一方面盤查，不是嗎？──如果這樣處理衝突的態度都沒有做到，這樣的教師將給予所有相關學生怎樣不平的印象？而這樣的態度可能透過其學生留給整個社會怎樣的「示範」後果？──近二十多年來社會的動盪內耗是否可能與此有關？未來我們是否將還有這樣的二十年可以內耗？──以上是根據幼稚的二元論觀點，對於過去學術研究的成果，所做的考察所見。
作為一個負責的教師，面對學生衝突時，絕對不可能僅要求自己採取那樣偏頗的態度──無論他自身是如何地同情於受害者；因為他不僅是保護者，有著高貴的同情心；他還是學生社會裡的仲裁者，他應該要向所有學生昭示他的公正，他才可能繼續擁有受到學生由衷尊重的社會地位；學生對教師的信任將形塑出它們未來對於社會的信任。
就此而言，今天我們學界對於二二八悲劇的處理，是否足以讓社會所有關懷者由衷地接受他們那原本理想崇高的公正地位？！

四、 由較多元的觀點看──歷史與時代背景
教師所要面對的學生對象，主要是未成年的學子，以及某種師生關係下的成年人；在現實社會中，學界處理該一悲劇的態度，所面對的卻是廣大的成年民眾；那是許許多多的學有專精，社會經驗豐富的關懷者，他們應該是很難滿足於二分法幼稚的處理態度的。因而，我們如果真的要讓一個歷史悲劇成為我們社會共同寶貴的資產而傳承，是否應該不僅重視上述某種師生關係下的受教者，還應該注意到這種態度對於社會更深更廣的影響力，也就是在二分法所注意的兩造之外的問題，從而完善我們的學術探究？
以下，我們繼續以舉例的方式，提示在二分法觀點外，對於該悲劇的研究上，似乎被我們學界長期忽略，未曾深入的重大問題：

一〉 社會生活的情境
對於這一歷史悲劇的公開研究起於1992年，在1947年的島嶼上，當時的社會是個怎樣的社會？我們今天學界所引用的資料主要是受害者提供的個人回憶資料以及當年日本官方所留下的統計資料；個人所見的，由於當時社會資訊流通不自由，自有其侷限性；而日本官方所留下來的統計資料，我們根據當年我台人的實際生活片段資訊與我台民族運動領袖林獻堂先生在其日記中所展示的長期怨言，那赤裸的慨歎──
「余乃囑陳炘告知事糊仔甘蔗之有害稻作，據知事言新式糊仔甘蔗不但無害實為有益，員林郡每甲收十八萬斤，大屯郡每甲收十六萬斤云云。其所言與事實大相對反，毫無採納之意，遂作罷論。」，
由那「據知事言新式糊仔甘蔗不但無害實為有益，員林郡每甲收十八萬斤，大屯郡每甲收十六萬斤云云。其所言與事實大相對反」；顯然，這使我們知道日據期間的統計數據並不可盡信。
此外，應該直接影響戰後初期的史料，是否都已經充分解讀，讓我們足以判斷戰後初期社會的脈絡？例如，就史料所見，日據末期的1943年，我台先民的平均死亡年齡突然提升，由1942年的24.6歲上升到26.2歲，就是一個很應該注意的重要變化；我們從來沒有看到過學界加以充分的解讀──根據個人的探究應該與我們先民所回憶的下列農業的史實有關──
「戰爭期間，日本政府動員許多公務人員，在稻米收穫期間到田間測定收穫量，加以統計紀錄……許多農民為了請求測定收穫量的公務人員幫忙，減少紀錄數量，以便自己能夠多點『私糧』，常常要請客，對這些公務人員禮貌週到，不敢有所得罪。」
「由於謀生不易，加上當時物資管制，我曾經私藏過米。……民間私藏米的風氣其實很普遍，庄裡的台灣巡查也心知肚明，不過，除非被『抓耙仔』密告，一般是不會有事的。」

另外，在多元的觀點下，我們學界為何都忽略當年國府對於台灣產業的接收，也有成功的經驗，例如，對於產業界極為重要的台灣電力公司，當年的接收，那應該就是頗為成功的接收過程，全無人提及，學界只是批判渲染其接收失敗者？請試看當年的下列史實──是否將讓我們可以比今天的許多論述更深入地理解當時接收的複雜真相？
「火雞事件：民國三十四年十二月聖誕節，台電會社的社長松本虎太遣人餽送獎金三萬元與火雞一隻至大正町四條通第一宿舍，希望博得監理委員們之歡心。當時三萬元這數字相當於二百個社員的『月薪』，……監理委員會主管互語曰，『我們來台為國家接收整個電力，起為三萬元哉！火雞收下，錢退回！』，出乎松本社長意料之外。翌晨下令未經監理委員會批准，不准動用會社任何財物。……民國三十四年何應欽將軍受降後，兼任政軍接收委員會主任委員，楊繼曾〈後擔任經濟部長〉兼任副祕書長，他與黃煇〈後擔任台電總經理〉、朱一成〈後擔任台電董事長〉、尹仲容〈後擔任經濟部長〉、沈怡〈後擔任交通部長〉、王崇植〈後擔任行政院美援運用委員會委員兼秘書長〉及黃柏樵等三十多人，成立『正己社』，其意義是正人須先正己，以互相砥礪為目的……難怪台電公司在黃總經理煇領導下，人人一絲不苟涓滴歸公。接收當初，住在宿舍的台電高級幹部，連打破的咖啡杯都不敢拋棄，……後來才知道那是消耗品不必保管。那像早年抗戰勝利時，上海報紙形容當地接收大員的姿態像是劫收，我們台電可沒有染上這種惡習。」

總之，如果沒有充分掌握當時社會的種種史實，我們如何才能充分掌握戰後光復初期當時的社會真實情境？換言之，如果不能適切地度量當時複雜的現實，然後考察當時可能導致社會悲劇衝突的社會期望，怎能深入探究該歷史悲劇的真相？

二〉 社會文化情境
這是今天學界頗為流行的文化衝突觀點，強調日據下教育文化的影響，導致了兩岸文化水準的差距，從而增加了衝突的必然性；然而，理論上說來，似乎確實順理成章，但是，是否還是應該深究其實際情況如何？我們的學界是否已經深入地究明了下列的問題？
1‧教育素質問題
日據下五十年，在其歧視的差別教育下，除了眾所周知，我台籍學生在公學校飽受「體罰」，日籍生在小學校禁止體罰外，我台耆宿楊肇嘉有稱
「那所公學校雖為六年制，但程度極低。是以教學日文為主，即就日文來說，畢業後能講得通的也實在不多。……因為台灣公學校的程度極低，我必須再補習一年，才能跟上別人投考中等學校。」
此外，如我台文學大師葉石濤所稱的「日本帝國以統治台灣四十多年，皇民化的奴化教育也相當奏效，台灣人的反抗意念也很微弱……」
當時的情況究竟如何？

在這樣的情況下，所謂的「文化差距」「文化衝突」為何，還是可以僅作為一種「義正詞嚴」的必然性來考察嗎？

2‧教育普及性問題
這是我們學界也常常提起用來強調我們島上文化水準高超的問題；然而，由於他們的數據是引自日據官方公開的資料，卻缺乏對於整個日據下教育史的史實理解，因而其中有很大的誤差。
就所知，除了上述的教育素質問題外，日據下的教育普及問題有兩項重要的特色──
其一，是日據下很重視國際觀瞻，在「神國」的自詡下，他們壓低我台籍教師的素質，例如，不鼓勵學生讀課外書，但是重視利用台籍教師催促社區學生，不顧一切就學，其入學率成為教師考績，造成衝高學童就學率的美好數據；
其二，由於廣大的農民生活很困苦，就學率雖高，現實生活壓力，使得出席率不高，輟學者極多，通常讀完六年畢業的時候，畢業班級的人數最多只剩下半數左右。
類似這樣的史實，我們從來沒有看到那些強調文化衝突的學者們給予考察；他們的「文化衝突」論述是否可以信靠？

三〉社會觀瞻情境
這是學界在受害者視角，常義正詞嚴提出的另一些很重要的史實；它們強調著當年國軍來台時的衣裝不整與邋遢印象；還強調著接收者居然變賣工廠機器，真是太太過分了，建立抗暴起義絕對合理的印象──對於當年的批判者言，相應於今天反對黨對於執政者的高度批判而言，當然那些攻擊不能說是過分；但是，我們的學界研究者怎能不透過現象，提供更深入的相關史實？
例如，二戰末期，所有參戰國家，除了本土未受戰爭破壞的美國外，哪一個國家不是民窮財盡的，日本早期的軍容壯盛，到末期也無以為繼；我們當時學徒兵的回憶錄中就對於日本兵與台灣兵曾經有這樣的描述：

「昭和十八年四月我們從高雄出港……船上載有豐田生產的六十台卡車……自動車隊的士兵每人都有一支槍，其中有跛腳的，也有獨眼的，後來我們才知道他們是補充兵……」
「編排在這群大學生當中的警備召集來的另一群新兵，竟是目不識丁的完全沒有受過教育的一群『牽牛囝仔』。……這批完全沒有受過日本教育的新兵，就完全聽不懂日本話。……像這樣的隊伍怎能不出問題來？…當教官喊出『立定』時……不觸怒教官才怪……這些牛仔們被賞耳光……後續…首當其衝的幾個人，已經被拳打腳踢、被修理得半生不死。」

相對於此，再看因雅爾達密約而俄軍來到滿州，據回憶該出自歐陸強國的陸軍，當時也只能是一群「想以電燈點菸」的鄉巴佬；換言之，民間的傳言，固然不會是「空穴來風」，我們學界對於當年的史實，是真的「無力」或是「無意」探究其中曲折，那就是他們所應有的學術態度麼？

五、結語──關於「衊華問題」
總結以上的觀點，最後我想歸結在當年的一個重要問題上，那就是「衊華心態」的問題──迄今應該仍然可能影響我們的島嶼。
就所知，日本近代史的發展，自從其「明治維新」領先於中國，且在時局中獲得了甲午戰爭與日俄戰爭的勝利之後，就高度地自大起來；同時，也發展出了極為強烈的衊華心態；這種心態不但表現為著名的「三月亡華」，更曾經透過皇民化教育，在摧折我台籍生的族群自尊與由衊視而「解救」與「領導」中國人的觀點下，塑造我台籍生的「衊華心態」；在那當年，中國的社會中固然確實有其悲慘的黑暗面，但就當年的史實言，1919年五四文化運動所迎接的西方新教育已經彭湃地進入了舊中國，並且國民革命的巨潮，更在1924年把「兒童本位教育」明白地寫入了的朝氣蓬勃的「中國國民黨黨綱」中；全國師範教育都開始本著該理念推動中國教育的發展；而相對的，日本本土雖也有兒童本位教育的試行，但是，在我們島嶼台籍生的公學校中絕對沒有那種兒童本位的教育存在；日本憑藉著先進的武器裝備在中國大陸上任意進出之際，中國教育對於人文主義的追求並未落後；而1931年以後，日本的學界已經開始被其自大的國粹主義所籠罩，逐漸失去了原有的理智能力，我們島嶼的教育遂只能繼續喘息在那樣的非理性指導之下，他們真的有資格「衊視」被日人壓迫的中國人嗎？
史實確實是那樣的，日本官方高度衊視中國，受盡日本欺壓的中國人自然產生反日的言論與行動；1935年，日本以武力威脅中國當局，使得中國政府對人民發布「睦鄰令」──「不准人民讓鄰居日本人不開心」，同年，福建省主席陳儀竟受邀在所謂「始政紀念日」，來台參加紀念其侵台四十周年的「博覽會」，顯示當時的中國政府，真是充分有理由被「衊視」，但是，中國人的教育，既使後來隨時代需要而強調國防，對比於當時島嶼教育，應該並非落伍的。
在個人對於二二八事件的關懷中，曾經發現極為不幸的衊華兩例，都發生在高雄：一是年輕的高雄中學畢業的台大學生余仁德在法庭上的表現；一是高雄市三青團書記長王清佐與議會副議長林建論在議會公開的言論。
前者，當時一台大陳姓學生與余同時被關在拘留所一室，余先一步被檢查官訊問，陳姓學生回憶當時的衊華情況是──
「他是高雄中學的學生，曾經跟日本人一起念書學習過，所以是充滿日本精神的秀才，背過整本英日字典，瞧不起中國人，被軍事檢察官訊問時很不合作，還罵檢察官，很不禮貌。檢察官問了他20多分鐘，然後檢察官把鉛筆丟在地上。接著換我被叫去了。感到事情重大的我就很客氣地回答他的問題，態度也很溫和，不到兩分鐘，就誠懇地對我說你可以回家了。……」
後者，是三月二日下午，炮兵中將司令彭孟緝對於幾位高雄市菁英在市府召開的會議上具有高度衊華性的言論：
「你們的要塞砲，能不能放響？我們還很懷疑。你們中國軍隊能不能作戰？我們也還很懷疑？你們還是躲在營房裡好，地方上的事不可以問，否則困死你們！餓死你們！解決你們！」

由上述兩例中，我們可以相當清楚地感覺到這些菁英們衊華態度之高漲，我們不知那是否真的就是所謂「日本精神」所致？然而，以我們今天的理性來考察當時他們的這種態度，不只是在務實上看，那種辱罵的衝動，在任何狀況下，實在都不可能是有效處理問題的態度；另由理性上看，對於時代可能的變化，這些精英簡直魯莽而毫無全盤考察的能力，因而，才會出現如此無知的非理性作為──似乎他們真的只會記誦答案而後魯莽奉行的樣子？
最後，個人還有一聯想，是否這種非理性的傾向，竟可能是他們難以避免犧牲之重要根源？因為，我曾經讀到過著名的社會關懷者柯旗化對於當年二二八的回憶，其中也透露著類似的衊華訊息，那是他回到高雄家中，夜晚聽到槍彈嘶風的聲音，竟不知當時，時局嚴峻，民軍公開揚言將「火攻」壽山要塞，社會之凶險已拉高到怎樣的程度，卻嘲諷地描述為中國兵膽怯──
「可能偶而有人由山下向山上挑釁地開一兩槍，而龜山上的海軍部隊就日夜不停地向山下開槍掃射。」
「抵達家門後，日夜都可聽到從附近龜山陣地朝下面田野射擊的槍聲。可能是膽怯的中國兵為擺脫恐懼感，不斷地盲目射擊。」

個人讀著這樣的史料，我想到，當年我們有多少先民的無辜犧牲，可能是由於這樣跡近無知、非理性的衊華心態而造成的啊！

作為一個沒有黨派背景的民間研究者，感謝貴會之邀約，使我在這個重要的歷史問題上，有這樣一個發言的機會；個人對於台灣史的關懷與研究起於近四十年前，動機來自處身於師範教育體系中，對於當時國府教育的省思，也就是早在我們島上關於1983年前後「台灣結」與「台灣意識」之政治性爭論之前起步；因而，難免個人的觀點與往後由上述政治爭議流衍出來的統獨觀點有相當的不同。
這也是何以個人頗為敝帚自珍地，企望自身的研究成果得到呈現的機會，它若能夠提供給今天學界參考，至盼它或將能夠有助於處理我們社會當前簡直接近『內戰』而糾結內耗的諸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