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1945 年光復以來，六十多年，臺灣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大變化。雖然影響臺灣社會最鉅的變化是政治民主化和經濟起飛，但由於全世界戰後民主化的國家不知幾凡，經濟躍進的國家也在所多見，有些比臺灣更富戲劇性，如以色列、日本和中國大陸，在世界的大範圍裡，臺灣的民主和經濟成就並無特別之處。

戰後六十多年，臺灣社會有兩件事物，無論是從中國歷史和文化的縱坐標，還是世界舞台的橫坐標角度，各以價值觀的正負面呈現出特殊性，有典型意義，值得深入研究。兩件事物中，價值意義負面而被視為反面教材的，是族群衝突；意義正面而成為典範的，是慈濟。

然而，臺灣輿論習慣上只將慈濟看成一個普通宗教團體，只是規模夠大，或是一個實施所謂「企業化經營」的、有效率的慈善團體，如此而已。

如此解讀，距離慈濟應有的定位和她能弘揚的文明意義，距離實在太遠。慈濟就其「外在」的「硬體」而言，是規模：她是華人世界最大、世界佛教界最大、全世界最大的慈善團體。這樣一個「三大」的慈善團體，竟然誕生和成長在小小的臺灣，光是這一點，就使慈濟具備了縱坐標的中國意義和橫坐標的世界意義。

慈濟更重要的意義，在於她內在的「軟體」本質：富於原創、超越西方的人道主義實踐，及其所蘊涵的 人文 價值：「大愛」—— 這兩個字可以概括慈濟所做的一切。慈濟是一個宗教團體，但慈濟雖「始於宗教」，卻並不「止於宗教」，而是超越宗教，慈濟的「大愛」理念和實踐，具有在人類生活的各個層面普及推廣的普世意義。

這就是替慈濟定位和研究「大愛」之意義所在：因著「大愛」的人文價值，就近，定位慈濟關乎樹立臺灣的人文「軟體品牌」，即臺灣的「軟實力」，乃至「有臺灣特色的中華文化」軟實力；就遠，探討並進而弘揚「大愛」，是為豐富和更新「普世價值」的人類文明。

觀察和詮釋慈濟，不妨從三個角度著眼：宗教、NGO、影響力。

宗教角度：做為佛教的一個宗門，在東方，慈濟是一場佛教的宗教改良運動。

NGO角度：做為一個慈善機構，向世界，慈濟形塑出一個獨特、新型的NGO（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非政府組織）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