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華僑與我

民國五十九年十月奉派擔任駐橫濱總領事館副領事，六十一年九月二十八日中日斷交後，改調駐越南大使館三等秘書，次（六十二）年元月十八日前往報到，直至越南淪陷前夕，民國六十四年四月九日倉皇離開西貢，前後共約兩年三個月。這兩年三個月，在我三十八年的外交生涯中，雖是霎那，但卻是我生命中最為光彩的一段時光！而且，也從此與旅越僑賢結下不解之緣。距今雖已三十多年，甜蜜感人的往事，歷歷在目，並深深烙印在心頭，是永遠不會褪色消失的。

報到後次（十九）日許大使召見並指派承辦僑務僑教業務，隨即展開並參與僑社各式各樣的活動。第一個參加的活動是，堤岸自由新、舊村等五個村，在自由學校聯合舉辦的一二三自由日紀念大會，由舊村村長劉練生主持，參加者共有男女村民代表及學生兩百多人，除了紀念自由日外，主要是提醒大家不要忘記早年自大陸或北越逃亡的艱辛，以及自由的可貴。在越南兩年三個月中，先後去參加三次紀念大會，但一直未曾造訪自由村，直到最近拜讀佟京樺先生所寫的「老話我故鄉︱自由新村」後，才知道自由村建築設備的簡陋，也從而了解當年未獲邀參觀的原因。

生長在鄉下農家，從小見識較少，小學時雖曾任鼓笛隊指揮，朝會時都要上台指揮全體師生唱國歌，大學時又當過班代表，但因生性內向安靜，被老師叫起回答問題時，經常臉紅耳赤，在人多的場合更常害臊不安。記得到任後不久某晚，偕同內人參加越南留華大專同學會的例會，突然被邀自我介紹，因上述個性經驗的關係，加上未有心理準備，故事後內人笑著說「不知（我）所云」。後來因經常代表大使館參加僑團活動，每次都被邀講話，最初當然仍很惶恐，但經過一段時間後，因有心理準備，加上事前查閱相關資料，或寫好演講大綱或草稿，臨場又注意聆聽主席或司儀的講話，並設法予以回應，故在西貢工作兩年中，練就了即席演講的技能，不再視上台致詞或演講為畏途。有次許大使應邀參加堤岸博愛中學舉辦的童子軍露營大會，事前先找資料並替他寫了講稿，與會師生聽後均頗動容讚佩。事後許大使甚感滿意，使我深切體會到，演講一定要言之有物，當然事前的準備絕不可或缺。

五月上旬，無意間碰到堤岸成功日報記者范維道先生，在他熱心協助陪同下，利用兩天的時間，先後拜會了西堤十家華文報負責人，分別是「遠東日報」社長朱烈登、總編輯張炳南及廣告部主任葉世材，「成功日報」社長丘  桃、總編輯陳浪影，「光華日報」社長梁甫田、總編輯鄺魯久，「亞洲日報」社長李祥傑、經理顏達峰，「越華報」總經理農立邦、經理馬中德及記者馮樹成，「新論壇報」總編輯鄭滿霖，「新越報」總經理文大寧、業務經理林本鈞，「人人日報社長李榮柱，「建國日報」總經理黃乃芹，「論壇晚報」社長李朝鈞，以及「新聞快報」社長陸抗、邵氏莊等人。從此奠定了我跟各華文報的密切關係。當時越戰正熾，言論雖受限制，但仍是華文報相當蓬勃興旺的時代。當時十家華文報非但是兩百萬旅越華僑每天的精神糧食，更是許多愛好文藝人士投稿宣洩情感的所在。因此，當時一群愛好文藝的青年成立了「中藝文化研究社」及「群進同學友誼聯誼會（文藝組）」等組織。此外，十家華文報的生存與發展，對華文教育的推動，甚至華語歌曲的流行，也有功不可滅的貢獻！

西貢與堤岸原是雙子市，有如匈牙利的布達佩斯。據悉法國統治越南時代，西貢及堤岸各設有五個幫會，即廣肇幫、福建幫、潮州幫、客家幫及海南幫，而且每幫都任命幫長，如西貢廣肇幫長黃允洲、福建幫長張維岳、潮州幫長杜與賢、客家幫長朱介曾、海南幫長馮增科，以及堤岸廣肇幫長梁際飛、福建幫長朱陳造、潮州幫長姚戊、客家幫長余 秋、海南幫長王  茂等。每幫都設有會館（如廣肇幫穗城會館、福建幫二府會館、潮州幫義安會館、客家幫崇正會館、海南幫海南會館，以及明鄉會館、霞漳會館、三山會館及溫陵會館等）、廟宇（如阿婆廟、關帝廟、觀音廟、舊五倫天后宮）、學校（廣肇幫越秀中學及復興、開明、日新小學，福建幫明德中學及福德中學，潮州幫同德、同心、明道、明誠、民生、民強等六校，客家幫正義中學、廣德小學，及海南幫文莊中學、育秀小學等）、醫院（中正醫院、廣肇醫院、福善醫院、六邑醫院、崇正醫院及海南醫院）、義祠（西貢廣肇義祠管理委員會、堤岸廣肇義祠管理委員會、西貢福建義祠管理委員會、堤岸福善義祠理事會、西貢潮州義祠管理委員會、堤岸潮州義祠管理委員會、海南義祠值事會）、體育會（西貢廣肇體育會、堤岸穗城體育會、西貢僑青體育會、堤岸勵志體育會、義安體育會、崇正體育會、文莊體育會及健青體育會）、劇團、音樂社等。五幫之下又有各地方同鄉會及邑校（堤岸同義初級中學【鶴山】、堤岸富善初級中學【番禺】、堤岸啟秀初級中學【番禺、堤岸繼善初級中學【三水】、嘉定富壽樂善初級中學【南海】、堤岸樂善小學【南海】、堤岸仁善小學【新會】、堤岸廣德小學【順德】、堤岸文源小學【東莞】、堤岸正心小學【南海縣九江鄉】等（詳請參閱七、西堤僑團一覽表）。當時各幫下的機構相當多，每年所需的經費自然非常龐大，尤其是醫院及學校開銷最多，除了各機構董監事或理監事主動按月捐獻外，尚須以義賣或投燈等各種方式募捐，所幸當時華僑經濟不差，且多能發揮「取自社會，用之社會」的優良傳統，故絕多機構收支都尚能平衡。

在越南兩年三個月中，除了五幫聯合的活動或各幫較重要的慶典，由許大使或杜公使親自出席外，其餘一般僑團的活動都由我代表參加。因此每週約有三至五個晚上，須參與僑團各式各樣的活動，有時同一晚上要趕兩、三場。當時僑團發出的請柬上，通常都註有：「五時恭候、六點入席」的字樣，當然我都在六點之前趕到，以便接受「恭迎」；可惜當時普遍缺乏守時的習慣，因此我常想請柬上似應加列：「七點儀式、八點上菜、九點摸彩.。。。」的字樣。由於參加上述活動時，大多要等到八、九點才能吃到飯，故當時我都先回家吃點東西後再去參加；又因當時十一點起就宵禁，故偶而不得不在十點半左右告退，以便司機送我回西貢後，又能及時趕回他堤岸的家。由於經常參加西堤五幫公所、醫院、學校、體育會、音樂社、宗親會以及其他各類僑團的活動，因此上報的機會相當多，每週至少有四、五則相關報導及照片，故很快就成了西堤僑社「家喻戶曉」的人物。當初看到十家報紙爭相報導，很感興奮，且頗感榮幸，準備剪下存念，後來發現報導數量實在太多，幾乎剪不勝剪，故只好中輟放棄。

越南僑社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取自社會，用之社會」、「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及「富者付費，貧者免費」的大愛精神。這份大愛的精神，在許多旅越僑胞逃亡海外後，已隨著他們的腳步，擴散並瀰漫了世界各個角落！當時我曾應邀參與許多僑團及僑校的募款活動，對各僑團理監事及僑校董監事，尤其是下六省許多僑校擴建委員會委員慷慨解曩，並跋涉長途，任勞任怨的精神與表現，每每深受感動，並敬佩不已。如今許多學校建物可能依舊，但停辦的停辦，改名的改名（如原廣肇幫立越秀中學改名麥劍雄中學、福建幫立福德中學改為陳佩姬中學、以及私立鳴遠中學改為經濟大學等），已失往日的美好光景！此外，有次參加廣肇醫院募款投燈競標時，看見許多僑領熱烈搶標，主燈以兩千多萬越盾的高價結標，確實給我極為深刻的印象，至今仍難忘懷。據悉當年西堤華人六大醫院均已更名，其中五幫公立的「中正醫院」改名為「華僑醫院」，「廣肇醫院」改名「阮智芳醫院」，「福善醫院」改名「阮豸醫院」，「六邑醫院」改名「安平醫院」，「崇正醫院」改為堤岸整型中心，另「海南醫院」被徵用後改為藥廠。如今六大醫院建物雖仍安在，但人事皆已全非，往日花燈競標的情景，恐已無法復現！

越南共和國成立後，各幫會被停止活動，但不久各姓宗親會及各類相濟會，有如雨後春筍，紛紛相繼成立，替代原來的幫會或同鄉會，成為各姓宗親或各地鄉親聯誼互助的組織。在越南淪陷之際，西堤地區共成立了近六十個宗親總會及二十幾個相濟會，其他各省亦相繼成立以幫會為主體的互助團體。當時各姓宗親總會除了發放救助金救濟貧窮，以及發放獎學金獎勵升學外，每年都舉辦春、秋季祭祖活動，藉以增進宗親間的感情；大多活動都假亞東、天虹、同慶、玉蘭亭或八達等大飯店舉行，少則數十桌，多則一、兩百桌，場面浩大，有吃有喝，又有豐富的摸彩獎品，故參加者極為踴躍。值得一提的是，當時西堤五十幾個宗親總會在王爵榮博士的號召下，舉辦了一次規模相當大，而且非常成功的聯合晚宴，以越南教育部長吳克省及許大使為主賓，並邀請他們發表演說。

越南華僑每逢三月二十九日青年節、十月十日國慶日以及十月二十一日華僑節，都舉行聯合慶祝大會。青年節通常由華校高中學生擔綱，各校分派學生代表，在大使館禮堂舉行紀念大會；十月十日國慶日，除了大使館依例於晚間舉辦慶祝酒會外，西堤華僑各界依例於當天上午假大使館禮堂舉行聯合慶祝大會。民國六十二年十月四日晚越南「高雷相濟會」曾舉辦慶祝雙十國慶晚會，另越南留華大專同學會亦於十月七日舉辦慶祝茶會。至於十月二十一日華僑節，例由中華總商會出面舉辦西堤華僑各界聯合慶祝華僑節晚會。上述三項慶祝活動都由中華總商會負責籌備，當時總商會秘書長張文和先生就是最重要的舵手。張秘書長仁慈和祥，知識廣博，記性尤佳，有人稱他是「金頭腦」，也有人稱他是「活的百科全書」。在越工作期間受他指導照顧甚多，後來奉調西雅圖服務期間，曾趁出差之便前往舊金山「少年晨報」拜見他，最主要的目的是敘舊，並藉機聊表衷心的感激。

一九六○年代越南施行新國籍法，絕大多數旅越僑胞被迫加入越南籍；越戰發生後，為鞏固兵源及財政，越南政府便限制人民出國，故華僑子弟想回國升學確實不易，但是許多人還是想盡一切辦法實現願望，譬如說，男生常以偷渡的方式經由香港轉回台灣，女生則以嫁給外國人的名義正式申請出國，另有人則設法取得外國出生證明文件，並向越南有關機關疏通後，主動向有關當局自首，表示係因故非法入境，最後經由司法機關判決，以被遞解出境的方式，順利達成出國的真正目的。因此，當時回國升學的越南僑生相當多，僅次於香港與馬來西亞。為了回國升學，每年報名參加僑生回國升學學科測驗的人數相當多，就我記憶所知，民國六十二、六十三年報考人數都約有六、七百人，六十四年則多達七百八十六人（甲組四四九人、乙組三三七人）。當時考試工作雖係由大使館主辦，但試卷係由僑務委員會寄給，而且監考人員都是華校校長或老師，考完後立即把試卷送由僑委會聘請專家評分，從報名、考試到放榜可說是相當嚴謹公平。當年考試都是借用堤岸啟智中學舉行，六十二及六十三年兩次考試秩序都非常良好，可惜六十四年的考試因砲聲隆隆，被迫延期，最後則因越南淪陷而未曾舉行。

越南淪陷前夕，華文教育可說是相當蓬勃，根據個人調查統計，當時越南全國大小華校至少有三百六十家。華校日多，但師資卻相當貧乏。當時名師固然不少，但所佔比例不高，而且他們多數是在抗日或剿匪期間逃亡越南，因年紀漸大已漸凋零，所幸後來僑生學成後紛紛返回越南任教，成為當時僑校師資的重要來源。但因僑校增多，師資來源有限，故教師素質不高，尤其是下六省鄉的僑校老師，很多只是初、高中畢業生而已。為了提高師資水準，在職進修自是最佳方法之一，因此「越南西堤華校教師聯誼會」乃報請僑務委員會同意資助，聘請當時國立師範大學彭震球教授，以及台北市東門國民小學耿玉潔校長等人前往越南，於民國六十二年五月以及六十三年五月，分別舉辦了「暑期華校教師師資班」及「暑期數理化研習班」，成果豐碩，頗受華校好評。當時堤岸鳴遠中學校長兼華校教師聯誼會主席鄭鴻志神父，以及其他理監事，特別是越秀中學校長巫志雲、啟智中學校長容宜讓、新民中學校長黎銅章、復興小學校長陳潤正、工商小學校長黃繼雄、人愛小學校長吳宏仕、正義中學校長張兆裕、廣德小學校長凌啟鴻、知用中學校長傅式梅及時習（明智）小學校長張女權等人，出錢出力，任勞任怨，尤令人感佩。

當時越南華校大多採用香港集成圖書公司編印的華文教科書。由於教科書定價略高，又須運費，加上進口時海關當局以檢查為由，常加勒索刁難，頗感挫折困擾。西堤華校教師聯誼會乃報請許大使洽經越南教育部長吳克省同意後，成立「越南華校教科書編印小組」，由西堤僑領蔡  章、畢雲照及「西堤華校教師聯誼會」主席鄭鴻志、理事巫志雲、陳潤正、張兆裕、凌啟鴻及黃繼雄等校長組成，定期集會討論有關改編及就地印製事宜。當時參與改編工作的尚有黎銅章校長等多人，改編及印製工作算是相當順利，可惜印製一次後越南即告淪陷，多人的血汗終告白流！

越南僑社人才濟濟，從貧困中奮鬥成功的年輕人比比皆是，更難得的是他們都熱心公益，出錢出力。在西堤兩年中，認識結交不少這類的年輕朋友，因此鼓勵並推薦他們，參加華僑救國總會舉辦的海外優秀青年選拔。果然連續兩年中，有李冠白、盧柏鴻等六人獲得表揚，成為僑社青年的楷模。此外，當時僑校及華文報業生氣勃勃，教師、編輯、記者及作家等優秀人才輩出，學術論作嚴謹、新聞報導翔實，評論公正有力、文藝作品更是優美，因此每年都有多人獲得華僑救國總會「華文著述獎」下各類獎項的榮譽，並帶動了文教界致力研究與著述的風潮。

據說早年西堤文教界被刺身亡的，有逸仙小學校長簡繡山以及成功日報社長郭育栽二人，另大使館新聞專員鍾 道則被刺重傷。究竟何人所為？是否如一般人所說的，係華人民運份子的作為，因都未抓到兇手，故難判定。我在越南工作期間，也發生知用中學數學老師李樹恆先生被刺身亡事件。當時聞訊後，我立即趕往知用中學校園，並代表大使館向死者家屬表示慰問之意。事後有人說，我當時立即趕往現場，是非常危險的舉動，因可能被誤為是死者的同夥而遭殺害。事實上，當時即刻前往慰問，只是出於職責，也是出於同胞愛心！何況，反對恐怖暴力又何懼之有？

在西堤服務期間，另一件令我至今難忘的，是有次參加堤岸某國際獅子會慶祝成立週年餐會中，被邀與當時名記者何健行先生合唱「滿江紅」，不料事後不久，何健行先生竟以草書寫下「滿江紅」全文，並裱成長軸贈我留念。如今每睹那字體飄逸，穩健有力的長軸，總不禁想起他那高兆（身字旁）的身影，更彷彿可聽到他的高昂歌聲！多年未見，但知他身寄美西，健筆依舊，不減當年，除衷心祝福他健康快樂外，但願不久將來重逢，能再合唱「滿江紅」！

民國六十三年八月五日獲升任二等秘書，同月二十一日內人蕙芳在台分娩，生下長子，取名書翰。西堤華校教師聯誼會主席鄭鴻志神父等人獲知我晉升及內人弄璋後，率先在華文報上刊登道賀啟事，接著各地僑團、僑校紛紛響應，在各華文報上刊登賀聞，前後約三個月，大小多達一百多則，確實相當感人。這不僅是旅越諸僑賢賜給的無上光榮，也是中西外交史上罕見的記錄！事後堤岸「光華日報」記者張  權先生將自各報剪下的大小賀啟一百十數張，以及另以粉紅綢布加印的賀啟多則，送交我保存留念（請參閱：五、南越賀啟剪報）。此外，另有若干僑領送給金箔打造的匾額留念。每次看到這些珍貴的資料，總不禁喚起我的回憶，往事歷歷，如在眼前，雖然物換星移，人事已非，而且很多僑賢已乘鶴而去，但是他們的身影仍深烙在我心中！

除了參加西堤僑團僑校活動外，當年我年輕好動，經常在建國日報總經理黃乃芹主動或被動的安排下，「冒險」下鄉訪問。黃乃芹先生是我台大外文系同班同學黃乃漢及黃雪蘭兄妹的二哥，他熱心開朗，交遊廣闊，又因工作關係對越南情勢，以及越南中、南部僑社人脈相當熟悉，故多次下鄉訪問都由他一手策劃安排，譬如說，幾點鐘自西貢出發，在哪裡吃午餐，又晚上投宿何處，都蒙他精心安排，主要是為了避開越共出沒的時間與地點，以期訪問能平安順利。除了安排行程外，乃芹兄也常臨時客串，當起我的粵語及越語翻譯。在訪問各地的活動中，有幾件事至今印象仍極為深刻：其一是﹑每到一個地方我們總是先拜碼頭，請求當地僑領安排並陪同我們去拜會當地省長、縣市長或郡長，一則促進他們對我國的了解，再則增進他們跟當地僑胞的感情；其二是，每到某地一定儘可能拜訪當地所有的僑團及僑校，優先次序由他們自行決定，一則表示大使館對各僑團的重視，二則表示大使館平等看待各個僑團僑校。通常拜會僑團僑校時，都採取座談方式，除彼此介紹認識外，也討論相關議題。記得當年訪問永隆、芹苴、美荻、東川、沙瀝、巴川、薄寮、朱篤、隆慶、嘉定時，當地重要僑領都聯袂出城歡迎，甚至洽請當地警方派車，在渡頭或路口迎接後，浩浩蕩蕩引導入城，偶而會先繞城一周後，先去拜會當地政府首長，接著才去參加當地僑團的聯合歡迎茶會，而後再一一拜會各個僑團及僑校，晚間則參加各僑團聯合舉辦的宴會，通常地方軍政首長都會應邀參加。此外，每次訪問離去時，各地僑領也會熱情相送，通常送到郊外或渡頭，有如十八里相送，確實相當感人。有次前往豐盈省烏門郡參加當地育英小學擴建落成典禮，事前只通知他們我們準備自西貢出發的時刻，沒想到他們竟根據出發時刻推算我們可能抵達的時間，並約同芹苴僑領一行三十多人，前往渡頭等候歡迎，因我們途中臨時訪問另一僑校，害得他們炎夏穿著西裝在渡頭多等了兩個鐘頭，不禁使我們深感抱歉與不安。次日該校全體董、監事與師生列隊歡迎郡長與我共同剪綵時，有一位七十多歲的長者含淚地告訴我說，他到越南四十多年，首次看見祖國官員前往訪問，故深受感動。當然，那感人的場面也是我畢生難忘的！就我記憶所及，在越南兩年三個月中，我先後前往守德、邊和、古枝、定館、隆慶、美荻、頭頓、沙瀝、東川、丐冷、丐禮、永隆、芹苴、烏門、永平、朱篤、嘉定、巴川、薄寮、朱洋、從義等二十幾個省市訪問。其中芹苴、邊和、頭頓、美荻及朱篤等地曾多次往訪。

當年「冒險」下鄉訪問，經建國日報總經理黃乃芹先生親自撰文報導後，有如滾雪球般，其他各地僑團紛紛希望我也能撥冗往訪，後來建國日報記者陳鎮南及遠東日報記者張浙倫二人，也主動加入我們下鄉訪問的行列，而且事後認真撰稿，連同照片大幅報導訪問活動的詳情，故很快地我又成為越南下六省僑社「家知戶曉」的人物。當時蔣經國院長經常下鄉探取民情，我在越南也不時下鄉訪問，故有華文記者戲稱我有蔣院長的作風。由於訪問報導甚多，故下鄉訪問時，常有年輕朋友告稱，曾在報上看過我的照片。越南淪陷後，也有人寫信寄由外交部或中央廣播電台轉交，請我協助申請返國或代尋逃亡海外的親友。後來奉派前往美國西雅圖服務時，曾碰見前大勒幫長麥景生，沙瀝光強體育會長黃文部以及名記者張冠昌等人；另在德國漢堡服務期間，曾碰見前旅居越南美荻，現住德國北部奧斯納橋的一大批僑領，包括陳恆才、陳德發、黃文采等人。真是有緣天下何處不相逢！

早年越南華僑為了促進相互了解，並增進彼此團結，曾定期舉辦籃球錦標賽。這項活動一度成為越南全僑每年的大事，但後來因戰火連綿而被迫停頓，直到一九七二年巴黎停戰協定簽署後，才逐漸恢復過來。民國六十二年到任不久，即於二月八日前往嘉定省薰南小學參加南部東區第二屆團結杯籃球賽開幕典禮，後來又二度參加在邊和及頭頓召開的第三屆團結杯籃球賽籌備會議，經多次斡旋努力，終於促成邊和邊英體育會同意接辦，並恢復舉行。此外，民國六十三年八月十八日前往芹苴訪問時，臨時應邀出席南區西部第七屆團結杯籃球賽籌備會議，終使該項比賽如期在永平省隆重登場，並順利完成。眨眼間，越南淪陷迅已三十三年，往日全僑團結的景象能否再現，恐怕只有蒼天才能回答！ 

促進僑界團結當然是重要工作之一。尤其是，下六省各地僑社人數都不多，但僑團卻是林立，甚至常見同一僑社設有幾所僑校，彼此競爭較量，可惜因都財力有限，經營維持均很困難，但是為了面子，彼此一直苦撐著。有鑑於此，乃大力鼓吹團結，建議先將學校合併。事經一年多的努力，終於促成了朱篤原有的四間僑校，於一九七四年二月五日正式合併，改名為「聯華中學」。後來，芹苴及美荻等地僑校雖相繼醞釀合併，可惜不久越南變色，故未及看見結果！越南僑社重視華文教育，是一項非常珍貴的傳統。越南淪陷後，原旅居越南的華僑逃亡世界各地，非但改變了各地僑社的結構，也改變了各地僑社的作風，越南華僑固有「取自社會，用之社會」的美德，已蔚成當今全球各僑社的主流，如今各地中文學校林立，更是旅越華僑的偉大的貢獻。

一九七五年自越南返國後，至二○○四年退休之間，我曾再三次奉派出國工作，前後共約二十年。第一次前往美國西雅圖，後來轉往南非；第二次派往德國漢堡，後又轉往巴哈馬；第三次前往越南河內。在西雅圖期間，曾碰見不少越南華僑，異地重逢，自然倍感親切，除碰見前述麥景生、黃文部及張冠昌等人外，曾特地前往溫哥華，探訪前堤岸信義小學校長劉鏡生及福德中學教務主任駱青峰等人。此外，又兩次接待並安排越南出身的監察委員王爵榮博士與前旅居越南的西雅圖華僑舉行座談。在德國漢堡期間，除碰見現住德國北部奧斯納橋的陳恆才、陳德發及黃文采等一大批前越南美荻華僑外，並有幸與前堤岸越秀中學校長巫志雲（住德國南部）、前越南劉關張宗親總會副會長關湖（住瑞士）以及前福綏新民體育會副會長劉東山（現住瑞典）等人取得聯繫。此外，又專程前往巴黎探訪前藩切幫長許步雲先生，並前往德國中部科隆探視前堤岸尚德學校校長趙鵬志之長公子趙偉雄及其家人。

自越南返國後不久，奉派擔任簽證科長，雖與越南歸僑業務無關，但私下與當時的「越南歸僑小組」則有極為密切的聯繫。那時許大使尚在台北，故與立委阮樂化神父、朱陳造、林典修、李業生、許步雲、林杏、劉義旺、朱以仁、陳慶利、侯 和、鄭福東以及劉練生等時有聚會往來。自南非返國後，奉派接任領事事務司副司長，掌理護照、簽證及僑務，當時政府正實施「仁德專案」，故遇越南華僑申請返國定居案件，莫不在法令許可範圍內，盡力支持或提供協助，因此當時與「越南歸僑小組」執行秘書成陳慶利先生，以及其他成員鄭福東及劉義旺等人時相往來。後來自巴哈馬返國後，奉派接任領事事務局副局長，因當時越南初見開放，且「仁德專案」又告結束，涉及越南歸僑事務較少，但仍經常應邀參加「越南歸僑協會」舉辦的慶典活動，尤其是自河內返國退休後這四年來，惠蒙名譽理事長梁漢沾、理事長李培徽、副理事長洪  鼎、劉  漢、監事長葉清松、秘書長沈  發，以及其他理、監事如葉細鳳、鄺少真、黃瑾瑜、黎潔萍、李雅梅、利  蓮、陳關照及陳敬騰等先生女士不棄，繼續邀約內人與我參加歸僑慶典活動，內心感激之情確不知如何言喻！

人生如畫，畫如人生，塗滿或留白，任由個人抉擇。拉雜寫來，滿紙感激與辛酸，只希望留下些許記憶。但願前旅居越南的諸位僑賢從上述畫中，能尋獲過去的光榮，並探求美麗的未來。如是，則「永遠的Ｐ秘書」之願足矣！    （寫於九十七年七月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