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正方／準備好了瞭解整個歷史嗎？

2016-08-12 04:58 聯合報 王正方

http://udn.com/news/story/7340/1890315

電影「大審判家」劇照。圖／安可電影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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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審判家」是二○一六年德國電影展的最佳影片，也獲得導演、劇本、男配角等獎項，同時得到柏林、多倫多影展等許多重要國際影展的邀請。

「大審判家」的主題嚴肅、步調緩慢、沒有美女俊男、不使用特殊效果或電腦合成技術，劇本根據真人真事編成，主角是位糟老頭子。影片的開場樸實無華，但數分鐘後觀眾就會不自覺地隨著導演的鏡頭，亦步亦趨的進入劇情。

一九五○年代的西德，訂定憲法、確立民主制度，經濟成長的步伐穩健而快速。當時的檢察總長弗立茲．鮑爾，剛正不阿嫉惡如仇，積極追查阿多夫．艾許曼的下落；此人是歐戰時惡名昭彰的納粹劊子手，奉希特勒之命處死了上千萬的無辜猶太人。鮑爾獲得情報，艾許曼隱姓埋名，躲在阿根廷。

雖然西德徹底執行民主制度，但國內還有許多思想頑固、守舊或仍在緬懷希特勒的人，位居要津。老鮑爾意圖拘捕艾許曼回德國受審的工作，便屢受阻撓。他想出另一條途徑：與以色列合作，然而這是違反國策的叛國行為。當時西德的情報主管嚴密監控鮑爾，掌握了鮑爾年輕時同性戀行為的證據，暫時秘而不發。

密訪以色列兩次，爭取到對方的合作。鮑爾堅持拘捕艾許曼後，一定要引渡到德國的法蘭克福公開受審，讓全體德國公民認識納粹的真相，瞭解他們犯過的罪行，這個自省過程對德國的未來太重要了。以色列先同意鮑爾的要求，在阿根廷順利逮捕艾許曼之後，由於美國、西德、以色列的領導人有其他政治算計，艾許曼在以色列受審判罪，執行死刑。

情報單位蒐集到鮑爾助理的性愛照片，要他出面告發鮑爾私通以色列的「叛國行為」，助理百般掙扎，以自動投案來保護老鮑爾。老檢察總長繼續追查其他納粹劊子手的蹤跡，數年後鮑爾促成法蘭克福的奧其維茲大審（Auschwitz Trials），西德人民在電視上看到整個審判過程。

「大審判家」的製作嚴謹，導演深諳電影藝術的竅門兒，許多關鍵性場面，他處理得舉重若輕，主線與旁線的安排錯綜有致，男主角、男配角的表現具說服力。最珍貴的是本片的深意：年輕人準備好了來瞭解整個歷史嗎？

鮑爾在影片中說：「德國以自己的經濟奇蹟為傲，這裡是歌德、貝多芬的家鄉，但也是希特勒、艾許曼的家鄉。正如同有日也有夜，民族歷史有光明也有黑暗。相信我們的年輕人已預備好了，去認識德國整個的歷史…。」

面對自己的歷史黑暗面需要極大的勇氣。如今世間有過多的懦夫，繼續保持他們的愚昧、固執、頑冥的自欺欺人！否認南京大屠殺的存在、說慰安婦是自願的、竄改教科書，侵華戰爭合理合法…，更有等而下之的助紂為虐者；刻意掩蓋日本殖民政府屠殺原住民的史實，以阿諛醜陋的言詞來詮釋：將「日據」改為「日治」等，全力蒙蔽愚弄下一代，這樣便能穩住江山，永世掌權下去？

勇者無懼，清楚認識了整個歷史，便從黑暗中走向光明。每個國家都需要一位伸張正義、鍥而不捨的弗立茲．鮑爾。

（作者為電影導演）

教育怎麼了？讓孩子只剩標準答案、無法看清問題全貌

2016-08-09 14:43

http://udn.com/news/story/7063/1883327

標準答案是思考最大的敵人

書名：《勇敢地為孩子改變：給台灣家長的一封長信》
作者：楊照
出版社：時報出版
出版日期：2016年8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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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問我：「『思考』到底是什麼？為什麼我指控台灣的教育使得孩子不會『思考』？」卑之無甚高論，「思考」不過就是「多想一點」的意願與習慣。

我女兒三、四歲的時候，聽到我和她媽媽談話中說到「沒有錢了」，她理所當然地反應：「那去提款機領啊！」我們都笑了，一方面是笑她怎麼會知道可以從提款機裡領出錢來，二方面也是笑：「唉，真是孩子，她以為沒有錢了只要去提款機領，就一定會有錢。」

因為她是個孩子，她看到的、她熟悉的，就是我們每次沒錢了，都去提款機領錢，而且每次都能領到錢。所以她知道的，就是提款機可以領錢。

「思考」不過就是不停留在「去提款機領錢」，而進一步想：「為什麼提款機裡會有錢？為什麼我們可以從提款機裡拿到錢？提款機裡的錢到底是誰的？」這個道理很簡單，然而難的是讓這樣的道理變成習慣。總是不滿意於表面的答案，總是進一步問，要嘛問：「為什麼這樣？」不然就問：「那再來呢？」

不幸的事實是，我們的教育非但不教孩子問：「為什麼這樣」「那再來呢」，甚至建立了徹底僵硬的機制，阻止他們這樣問。這項恐怖的機制，就是永遠都要有標準答案的考試。標準答案是思考最大的敵人。人一旦啟動了思考，就必定呈現差異，必然從不同方向、不同層次去問問題、找答案，也就必然有個人的選擇。為什麼提款機裡可以領錢？這麼簡單的問題，一路問下去，可以牽連出多少相關問題來，願意問到多深、多廣，每個人的好奇與選擇，一定不一樣。

那麻煩就來了，有不同的方向、不同的選擇，就沒辦法考試。或者更關鍵的，就沒辦法統一打分數。因而我們的教育中絕對不能問孩子：「一個人沒有錢了怎麼辦？ 」讓他們去思考、去探究。有孩子會從技術面去看錢放在哪裡、如何領出來；有孩子會從收入面去看人究竟如何賺到錢；有孩子會從支出面好奇人到底怎麼把錢花掉了；有孩子會從社會公平面好奇為什麼有些人總是有錢，有些人總是沒有錢……。唉，這樣就沒辦法考試了。

所以我們的教育體系中，就永遠都只能停留在要孩子記得，沒有錢了，第一，去提款機領；第二，去銀行櫃檯領；第三，找找抽屜裡有沒有忘掉的零錢……，我們一定要列出標準答案來。沒有標準答案的，就被排除在教育範圍以外，這樣的教育，和思考絕對是徹底相反的！

於是，這種教育教出來的人，面對任何事情，也就都以為可以有簡單的標準答案，固執地認為大家都應該接受這個標準答案，而且拒絕去多想一點，想得更多、更深些。從一個角度看，他們和三、四歲的小孩沒有兩樣，沒錢了就去提款機領嘛，有壞人就趕快把他殺掉嘛！他們拒絕問：「把他殺了，然後呢？ 」他們拒絕去想：「為什麼把他殺了就能解決問題？ 」「為什麼會有人跟我們不一樣，能夠對完全無辜的孩子下手？」「如果這種人和我們有完全不一樣的價值觀、生命觀，那為什麼對我們有效的嚇阻手段，也會對他們有效？ 」「發洩強烈的集體暴力殺人衝動，會讓這個社會更安全，還是更危險？ 」……。

他們拒絕去想，而且痛罵不接受他們的標準答案的人，但沒辦法，就像不想為什麼提款機會有錢，不會讓人可以永遠能領到錢一樣，不思考、阻止別人思考，無法讓這些根本的問題，就此消失。

美好的社會建基於人民有看清問題全貌的思辨力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 」老子的這句話，點出了一件很簡單的事實──有人怕死，有人不怕死。說得更清楚些，拿死來威嚇，對一些人有用，對另外一些人沒有用。

這麼簡單的事實，卻進不了很多台灣人的腦袋裡，根本的原因，是他們對於人的理解與想像力，太有限了。他們習慣將自己投射為「所有人」，自己怕死，就理所當然相信所有的人都怕死，以為死刑就能嚇阻所有我們不願意看見的行為。

最艱難的，在於人的多樣性，尤其在於人的處境的多樣性。死刑有沒有嚇阻效果？抱歉，不會有、不可能有那麼簡單的是非答案。真的答案永遠都是：對有些人、有些行為有嚇阻效果，對有些人、有些狀態沒有。這也就是為什麼不能衝動地依個案立法的原因，法律必須考慮所有的人、所有的狀況。

還有人記得陳進興嗎？當年陳進興逃亡時為什麼給台灣社會製造了那麼大的恐懼？ 因為他們三人犯下的案件太嚴重了，嚴重到一定會判死刑，陳進興的兩個同伴又先後在圍捕過程中被警方擊斃了，於是還在逃的陳進興，就進入了一種「奈何以死懼之」的狀態了。最重的刑罰不過就是死，多殺一個人，多殺十個人，都是死刑，於是他的選擇就會是，不惜一路殺人來取得讓自己可以多逃亡一天、多活一天的機會。死刑非但沒有嚇阻他殺人，反而助長他殺了更多人。

還記得台灣「嚴刑峻罰」時代「綁架唯一死刑」的法令嗎？結果呢？仍然有人綁票勒贖，只是唯一死刑使得綁匪沒有了讓肉票活著回去的動機。如果被抓到了，不管肉票是死是活，他都是死刑，如果把肉票殺了，他反而可以降低被抓到的風險。這樣的唯一死刑，製造了多少撕票的悲劇！

多思考一下，如果殺童的兇手不是當場被捕，而是逃亡在外，會怎樣？還會希望訂定「殺童唯一死刑」的法律嗎？如果真的訂了這樣的法律，你不怕嗎？殺一個是死刑，殺兩個、殺三個反正也都是死刑，這種法律實質上讓一個殺人犯後續的殺人行為變得毫無代價，變相鼓勵他殺了一個人之後，就可以不受限制多殺幾個。

法律可以這樣訂嗎？純粹因為現有的偶然條件，不全盤考慮不同情況下的不同後果，這樣的論理竟然會帶給社會安全感？ 父母站出來要求「殺童唯一死刑」，萬一真的訂了這種法律，你們不擔心下一次有一個殺童兇手流竄在社會上，反正殺一個是死，多殺幾個也是死的情況出現？那時候不會後悔希望法律有什麼辦法讓這樣的人不至於在絕望中濫殺？

●本文摘自時報出版《勇敢地為孩子改變：給台灣家長的一封長信》

經濟／台灣亟需建立包容性成長觀

2016-08-10 04:01 經濟日報 經濟日報社論

http://udn.com/news/story/7338/1885092

新政府就任兩個多月以來，出口終於終止連17黑，稍微擺脫陰霾，但內需消費及投資持續低迷，經濟大環境仍表現不佳，由於時日已久，大眾漸趨習慣麻痺，大家對於經濟成長能否「保1」的關心憂慮，似乎不若以往；倒是勞資爭議與年金改革爭議日日見諸媒體，牽動無數人心。低薪苦勞的勞動條件、受薪階級承擔絕大部分政府稅收、退休保障不足及職業間的不公平性等種種現象，使得台灣社會充滿嚴重的被剝奪感與階級、職業間的對立情緒。

今日的台灣，可說是既患寡又患不均。我們既希望改善勞動條件以鼓勵生育、提振內需消費，又擔心因此提高企業成本，影響生產與出口；我們既希望有可以帶來更公平分配的所得稅制，又擔心高稅率影響留才、攬才。種種矛盾，不一而足。台灣的經濟成長至此，已無可避免必須要調和這種種矛盾，為此，我們需要有一套具長遠性、永續性的經濟成長觀，並據以凝聚全民共識，不因政黨輪替而有所改變。

一個逐漸進入已開發國家的經濟，不能僅為了產值、出口、利潤而努力，也須顧及利益的分配分享與人民未來發展機會的創造。這正是包容性成長的要義。包容性成長的概念，最早由世界銀行在2006年提出，強調經濟在快速、持續成長的目標下，必須同時可以創造具有生產力和優質的雇用條件。亦即，這樣的成長必須具有包容性，以保障人人可有均等獲得的機會。因此，包容性成長提供了全體與個體機會的增加與能力的強化，藉此在減少不均度的情形下推動成長。

過去，包含台灣在內許多開發中國家的經濟成長觀，都是在追求速效、對抗貧窮。包容性成長的觀念則提醒經濟成長過程的重點已經有所不同，未來必須從減少貧窮轉移至促進具有整體包容性的成長，重點在於創造人人可及的機會，以維持經濟的持續成長。

根據世界銀行的定義，在包容性成長下，經濟政策不應僅關心每人平均所得提高，也應致力於降低分配不均，因為所得與非所得不均度的提高，都是造成機會不均等的原因，也都可能危及經濟成長。其強調的不均度，不僅在傳統工資、所得等貨幣性的衡量，還包括非貨幣衡量的教育、健康、性別平權、政治參與、文化差異、社會地位等。說得庸俗些，就是「把每一個人當人看」。

在台灣，目前連可以貨幣衡量的所得不均度都仍在惡化，遑論非所得的不均度的降低。當我們爭論一例一休、七休一、基本工資等問題的時候，背景還是視勞動為生產投入要素的一環，在將本求利的前提下算計「合理的」勞動「成本」。政府的經濟政策，即使關心就業，多也僅止於「增加就業機會」的多寡；這些都還離包容性成長的觀念甚遠。睽諸近日最熱門的經濟新聞，在出口衰退減緩、新政府力促投資之下，今年全年經濟成長率「保1」似乎又重燃希望，這固然不壞，但似乎是與勞動條件、年金改革相互獨立而平行的事件。這說明了我們的經濟成長觀仍屬傳統、老舊，尚未進化到包容性成長的境界。

要達成包容性成長，政府不能像過去一般自命為推動經濟成長的唯一要角，未來的政府，除了要開明活潑，更須與公民社會合作，與私部門及公民團體攜手，才可創造更繁榮的經濟成果，以同時解決寡與不均的問題。

近年來，包容性成長的觀念已在國際間蔚為風潮，這不啻是資本主義發展多年後，面對種種弊病的反思與解決之道。我們享受了多年的資本主義好處，卻也身陷其弊害中，已到不得不正視與解決的時候。如何建立包容性成長的經濟成長觀來確定各項政策方針，並藉以調解爭議，應是新政府無可迴避的當務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