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名為Panino Giusto的咖啡店，我遇到邱剛健。

「三個女服務員全部都／有比的女孩子更寬闊和開敞的胸脯／看起來特別的舒適可靠」。如今我在柏克萊讀到他的這首同名詩，卻怎麼也想不起這三個女孩子和她們胸脯。但邱剛健的稀疏頭髮、緩慢語調、莫名的想像力，卻清晰異常。

那是去年的一個春日，我坐在幸福中街的這家咖啡店的床邊曬太陽，他正從鄰桌坐起，準備結賬離去。我們的眼光正好相遇，點頭致意，或許都無所事事，他坐到我對面。他讓我想起某些老華僑，在外漂泊多年，暫居北京以緩鄉愁。

北京的確是他故都。他生於一九四○年的廈門鼓浪嶼，不久隨家人遷居台灣，他說他曾在台大時編輯過一本叫《劇場》的雜誌，在台灣與香港穿梭，編劇、偶爾拍電影，又到了美國…我隨口問他編過哪些劇本，他猶豫一下說，「這兩部你可能聽說過，《地下情》、《胭脂扣》、《阮玲玉》。」

我們的友情就此刻開始。我們時斷時續的見面，喝咖啡、吃水煮牛蛙、在春秀路上短暫的散步。他代表那個我渴望、卻無緣的時代，從六○年代到八○年代，台北與香港經歷一場特別的文藝復興—它既是世界思潮與本土經驗碰撞的結果，也多少緣於用文化表達來抵制政治壓迫與不安。它幾乎是五四運動以來最燦爛的時刻，一代文化英雄也就此誕生。

他對我的這種好奇沒太多共鳴。他可以和我談論他認識的陳映真、劉大任與王家衛，但他對所謂時代精神可沒什麼興趣，他追求的是個人的獨特體驗。所以，當我問起《地下情》、《胭脂扣》與八○年代香港回歸前的焦慮的關係時，他不置可否—他從未這樣想過。在一九八九年夏天聳動香港的大遊行中，他離開隊伍去看樓盤，這或許是投資的好機會。

我們偶爾也談論詩歌與女人，比起電影，這似乎更能擊中他的內心。他喜歡那種極其豔麗的詞句，也試圖從每個女人身上發現性的誘惑。每當此刻，我都內心蕩漾又慌張，被那細微、強烈的感官性誘惑，又焦慮於自身的遲鈍。之於生活，他是個精微的饕餮者，我最多是個收集者。

當我把兩位迷戀香港電影的朋友介紹給他後，或許我們雙方都感到如釋重負。他們三位沉浸在電影與小說的細節裏，我坐在一旁觀看他們的投入。他偶爾抱怨生活之困窘，但他不是那個回到北京安度晚年的老華僑，而要在這裏尋找新機會，他在美國的投資失敗，需要對抗生活的困窘。他熱愛北京城那重疊的歷史，迷戀像引道一樣性感的胡同，但他在香港與台灣錘煉出的感受與技巧，卻在北京蓬勃的影視產業中找不到合適的位置。一些時刻，我看到他在咖啡館裏竭力卻徒勞地與年輕的網路作家探討劇本—投資人相信這樣的小說能吸引觀眾，別和我提那些莎士比亞式的情節。

不過，他從來不是合時宜之人，可能正是這永恆的錯位與焦慮，催生出更強烈的欲望、更敏銳的感受力，即使已七十三歲，他還是一心要拍電影、出版新詩集。

我們的聯繫一度中斷，再知道他的消息時，已是他的去世。我忽然想起去年夏天的一個夜晚，我們同去見一個朋友，從春秀路走到三里屯時，他突然停下來，氣喘不止、手按住胸口，如今才知他之後不久去做了心臟繞道手術。他早知病情卻拒絕認真醫治，似乎總相信命運該由神秘的力量支配。

我的桌上擺著他送的書，除去他的個人詩集，還有卡瓦菲斯的詩，他喜歡這個希臘人的濃情，還有Gore Vidal的文選，他曾鼓勵成為這樣的作家—描述與評論一切…

（作者為北京作家）

三月，在太平洋彼岸，幾百個年輕大學生，占領觀眾的電視機，這個畫面年復一年地重現，人們稱它做「三月瘋」。這是全美大學（ＮＣＡＡ）籃球季後賽，來自六十八個學校的勁旅，為了總冠軍榮耀全力奮戰。

三月瘋不只在校園，而是一場全民參與盛會。電視轉播高收視率，證明了它受歡迎程度。事實上，跟大學籃球季後賽相較，擁有全球市場的ＮＢＡ職籃，在美國僅是次受歡迎的籃球聯盟。大學籃球最後四強賽，收視率超過ＮＢＡ總冠軍賽百分之卅以上。他們單淘汰的賽制，讓整個季後賽高潮起伏，絕無冷場；相較之下，ＮＢＡ球員認真程度參差不齊，很多比賽只需要打第四節最後五分鐘，就可分出勝負。

瘋狂的不只是收視率，從三月上旬開始，將近十分之一美國人口忙著填預測賽事結果的枝狀表（Bracket），對比賽勝負組合，做出自己的推斷。六十四強賽開始總共有六十三場比賽，填這個表還挺花時間的，人們卻樂此不疲。這樣說好了，美國總統大選四年一次，最近一屆共有一億兩千萬人參與投票，而這個每年一度活動，今年在大型網站送進的枝狀表，粗估高達三千萬張，加上在辦公室或是朋友間私下填表，四年加起來的人次比大選的投票數多，也比十年一度的戶口普查回報數高出一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