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不遇賦〉是西漢董仲舒的作品，寫人生機遇難得與悲懷，繼而自勉以道德自我完成，如果連董仲舒都自認士不運，則千古的其餘人等都算是在地上爬的蜥蜴蟑螂了。後來司馬遷也有〈悲士不遇賦〉，算來他是比較有資格自嘆不遇的，終究遭遇了不人道的待遇。但陶淵明又做了〈感士不遇賦 並序〉，則不禁令人遐想，陶公寫得的終究是田園詩，還是士不遇厭世詩？

其實，士不遇的作品也算是漢族文學的重要領域，亦即是士人的普遍官宦心理學，但我想探討的是，士不遇哀嘆的終究是自己，還是眾生？而這當然是天壤之別的初衷動機。士人一定都會說，我乃悲天憫人耶，願意赴湯蹈火，但不可得也，嗚呼。但好像這也只是冠冕皇堂的場面話，人終究還是有濃厚的英雄主義，最好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大權獨掌，萬方聽命，成管仲之志，就齊桓之業，名留青史，萬古流芳，如果不可得，只能當龐大體制裡的一顆螺絲釘，我就不樂意了，哀嘆啊，士不遇啊。

士人會有這種官宦英雄心態也是必然的，因為書裡向來灌輸的無不都是帝王將相的文功武治（其中很多還是假掰的），歷史何來以「人民」的角度出發過？歷史課本告訴我們，文景之治是個盛世，卻沒告訴我們，當時是地主壟斷利益，農民要「賣田宅，鬻兒女」來繳稅（見〈論貴粟疏〉），閨女連一衣服都沒得穿；而被譽為大漢天威的漢武帝，司馬光則直言他繁刑重斂，百姓疲敝，起為盜賊，「是其所以異於秦始皇無幾矣。」（見《資治通鑑》）

所以士子真正應該悲遣的不是不能賣入帝王家，不是自己不能出將入相，而是哀哀人民百姓，而如果有心，不管在哪個位置，不管是不是當頭，都可以為人民出一份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