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書先生所用齋號，為期較短亦鮮為人知者，包括「冷屋」（1939年昆明西南聯大宿舍，見於〈冷屋隨筆〉四篇）與「且住樓」（1949年上海蒲園，見於〈《宋詩紀事》補正〉題記）。而人所熟知者，則有1941年夏由湘返滬後之「槐聚廡」或「槐廡」，與1952年遷居新北大宿舍後之「容安室（館）」。

「槐聚」亦先生別號。1945年，先生即曾以「槐聚廡」之室名，刊詩數首於《新語》半月刊第四期。半世紀後，復刪定箧中舊稿，結成《槐聚詩存》（1994）一集。先生自謂「槐聚」一名出於元好問〈眼中〉詩：「眼中時事益紛然，擁被寒窗夜不眠。骨肉他鄉各異縣，衣冠今日是何年。枯槐聚蟻無多地，秋水鳴蛙自一天。何處青山隔塵土，一庵吾欲送華顛。」而1942年《談藝錄》自序數語亦可資參照：「海水群飛，淞濱魚爛。予侍親率眷，兵罅偷生。如危幕之燕巢，同枯槐之蟻聚。憂天將壓，避地無之，雖欲出門西向笑而不敢也。」可知先生眼中，人生本已如槐蟻之暫、井蛙之狹，而兵難之際，則更見其逼仄。

顛沛流離之事，於1949年內戰結束後或暫得紓解。但因運動旋來，不免又復「憂天將壓，避地無之」。逼仄之感，亦可見於「容安」此一室名。《容安館札記》第百十四則有〈容安室休沐雜詠〉六首初稿，第一首自註室名之所出：「新寓頗隘，東坡嘗欲築小軒，榜曰『容安』，淵明語也，其意則某竊取之矣。」所用陶潛〈歸去來辭〉「審容膝之易安」一語，明見於《槐聚詩存》〈容安室休沐雜詠〉十二首之一：「曲屏掩映亂書堆，家具無多位置纔。容膝易安隨處可，不須三徑羨歸來」（原稿後二句作：「容膝且同元亮適，不須作賦羨歸來。」另稿（見圖）則作：「容膝聊因無客適，不須作賦羨歸來」）。表面而觀，無非「容膝便安」；弦外之音，則是「見容方安」。《管錐編‧毛詩正義‧第五三則‧正月》論「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一節引王爾德（Oscar Wilde）名劇《無足輕重的女人》（A Woman of No Importance）語曰：「世界偌大」（The world is very wide and very big），然「大非爲我也；在我則世界縮如手掌小爾，且隨步生荊棘」（No, not for me. For me the world is shrivelled to a palm’s breadth, and where I walk, there are thorns），可為寫照。

《管錐編》同節復論宋劉辰翁題〈文姬歸漢圖〉「天南地北有歸路，四海九州無故人」句中，以「無」字反襯「有」字，「正言『無歸路』也」。天地之大而舉步皆溝壑，人世之稠而舉目無親故。孤寂之感，於〈雜詠〉此詩另稿「容膝聊因無客適」一句中更為明顯。客非故人，故無客則室方容膝，人至則身亦難安，言下頗有〈歸去來辭〉「請息交以絕游」之餘響。（參見《管錐編‧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第七七則‧全三國文卷一六》「衆裏身單」一則論「聚處仍若索居，同行益成孤往」、「孑立即有缺陷之羣居，羣居始覺孑立」。）

〈雜詠〉之六再言人情之險：「音書人事本蕭條，廣論何心續孝標。應是有情無着處，春風蛺蝶憶兒貓。」（原稿二句作：「撰論何心廣孝標」。另稿三句作：「應是有情無處着」。）據楊絳〈花花兒〉一文，此詩所謂「兒貓」約於1950左右來到錢府，深獲鍾書先生寵愛。1952年「三反運動」開始，「花花兒」時已兩歲，雖忙於在外爭風打架，但「我﹝楊絳﹞每晚開會到三更半夜，花花兒總在它的活動範圍內迎候，伴隨我回家。」「三反」之後便是「院系調整」，清華改為工科，文學院併入北大，鍾書先生就此調入中科院社科部文學研究所，離開清華，遷居新北大教職員工宿舍「中關園」。「花花兒」卻因難捨舊日地盤，而於本能驅策之下一去無蹤。錢氏夫婦傷心無比，自此不復養貓。詩中所引劉孝標〈廣絕交論〉，有「素交盡，利交興」之語，又謂後者可分「勢交」、「賄交」、「談交」、「窮交」、「量交」，而五者皆當絕棄。文末歎曰：「是以耿介之士，疾其若斯，裂裳裹足，棄之長騖。獨立高山之頂，歡與麋鹿同群，皦皦然絕其雰濁，誠恥之也，誠畏之也。」鍾書先生此刻則身不由主，既無法高隱山巔、與麋鹿同群，竟至偷安市廛、與兒貓為伴，亦不可得。

〈雜詠〉之七復申避客之意：「如聞車馬亦驚猜，政用此時持事來。爭得低頭向暗壁，萬千呼喚不能迴。」（此首初稿無，另稿則作：「偶聞車馬亦驚猜，正用此時持事來。我欲低頭向暗壁，任教千喚不能迴。」）聞車馬而心驚，可知此處容膝而難安。欲向壁而不迴，更顯其「避地無之」之窘。

人事之逼，亦可見於〈雜詠〉之二：「漸起人聲昏曉際，難追夢境有無間。饒渠日出還生事，領取當前倚枕閑。」（此首初稿無。）之十復云：「嚮晚東風着意狂，等閑殘照下西墻。乍緣生事嫌朝日，又為無情惱夕陽。」（此首初稿亦無。）兩詩重言「日出生事」之可嫌可畏，足徵「倚枕閑」云云，當不盡是一枕清夢之閑，而應懷輾轉難安之惴，正如李煜〈烏夜啼〉：「昨夜風兼雨，窗幃颯颯秋聲。燭殘漏斷頻倚枕，起坐不能平。」

「日出生事」一典，殊堪玩索。此事原出《唐才子傳‧卷四‧武元衡》：「元衡，字伯蒼，河南人。建中四年薛展榜進士。元和三年，以門下侍郎平章事，出為劍南節度使。後秉政，明年早朝，遇盜從暗中射殺之。……嘗夏夜作詩曰：『夜久喧暫息，池臺惟月明。無因駐清景，日出事還生。』翌日遇害，詩蓋其讖也。」先生 1942 年〈題某氏集〉一詩，即曾有句云：「元衡日出事還生」，以「達宦而詩工」之武元衡比汪精衛，以「日出生事」之詩讖兆示不祥。彼時之「日出」，顯喻「日出之國」。〈雜詠〉二詩之「日出」、「朝日」，則不免令人想及彼時高唱入雲之晉西北民歌〈芝麻油〉官定個人崇拜版。無論如何，「日出」所生之事，縱不是臨頭大禍，亦絕非纏身瑣務。又，「嚮晚東風着意狂」一首，若已早見於 1954 年《札記》初稿，則其與 1957 年「壓倒西風」之莫斯科講話無干，即無疑義。但此首成於何時，既尚無法斷定，其隱筆微言之可能，亦似不當一概抹殺。（《槐聚詩存》之編年不無可議，譬如〈尋詩〉一首，見於 1954 年《札記》手稿第百二十一則，《槐聚詩存》即列於 1949 年下。）

〈容安室休沐雜詠〉諸詩始於1954，其時《宋詩選註》工作尚未開始，肅反、文革亦皆為後來之事，按理此際應屬清靜安閒之「休沐」期。但排山倒海之苦難未至，詩中竟已山雨欲來風滿樓，滿是世路險巇、人情澆薄之警。楊絳嘗云：「錢鍾書和我都『脫離政治』，歷次運動都不積極。……我們只是『不靠攏』，從來未表示過入黨之求。不愛開會，勉強應景。對一切運動存戒心。我們覺得政治運動總愛走極端，一切運動都運動過頭。」（吳學昭，〈錢鍾書為什麼沒有被劃成右派〉，《大公報》2010年11月7日）即使後來「大鳴大放」期間，二人亦因此幸未自投羅網：「我們兩個不鳴也不放，説話都正確。錢鍾書説：『難得有一次運動不用隨聲附和。』我們從未參加過『大合唱』。」（同上）當然所謂「脫離政治」（apolitical），絕非「精緻和麻木」（伍國語）、「蝸牛與鴕鳥」（余杰語）、「烏龜哲學、鴕鳥政策」（葛紅兵語）、「摒斥歷史感唯恐不徹底；躲避對民族的文化、社會乃至命運的關懷有如躲避污染」（劉皓明語）等無異直斥鍾書先生未能「拼得一死」之粗暴評論所可概括。綜觀《管錐編》中，舉凡政治神教、國家暴行、禍世學說、殺人義理、吠日遠犬、射影短狐……，乃至制義取士與焚書坑儒之同為愚民術等等，皆或有曲諷或有直刺。欲為《管錐編》詳作「鄭箋」者，當可爬梳出始終一貫之灼知定見，亦可體悟鍾書先生之所以「脫離政治」，蓋清醒耳。然既明睿如此，向敬政治運動而遠之，此時又所畏何來？

線索在於1955年肅反期間北大一份以「背靠背」方式蒐集之知識分子政治排隊材料。此文件後來由高等教育部上報，以《北京大學典型調查材料》之題，編入中共中央辦公廳機要室《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會議參考資料》，並於1956年1月之全國會議期間，印出發放與會者作為參考。其中提及北大部分「政治歷史複雜並一貫散布反動言論」之反動教授，特別點名鍾書先生：「如文學研究所錢鍾書在解放前與美國間諜特務李克關係密切，和清華大學所揭發的特務沈學泉關係也密切，曾見過『蔣匪』並為之翻譯《中國之命運》，還在上海美軍俱樂部演講一次。在解放後一貫在散布反蘇反共和污蔑毛主席的反動言論，1952年他在毛選英譯委員會時，有人建議他把毛選拿回家去翻譯，他說『這樣骯髒的東西拿回家去，把空氣都搞髒了』，污蔑毛選文字不通；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簽訂時，他說：『共產黨和蘇聯一伙，國民黨和美國一伙，一個樣子沒有區別』。他還說：『糧食統購統銷政策在鄉下餓死好多人，比日本人在時還不如』；當揭發胡風反革命集團第二批材料時，他說：『胡風問題是宗派主義問題，他與周揚有矛盾，最後把胡風搞下去了』等等反動言論。」

罪證之首，即清華美籍傅爾布萊特學者（Fulbright Scholar）李克（Walter Allyn Rickett）夫婦分別於1951、52年以間諜罪下獄一案。李克與錢氏兩家之交往，雖未見於鍾書先生文字，但楊絳嘗於〈回憶我的父親〉（1983）文中言及其夫人：「美國友人賓夕法尼亞大學的李又安（Adele Rickett）教授」。李克於1955年獲釋返國後曾撰一書，題為《解放之囚》（Prisoners of Liberation，New York：Cameron Associates，1957；中譯本《兩個美國間諜的自述》，北京：群眾出版社，1958），亦未提及錢氏夫婦。書中敍述中國友人處，概以假名稱呼，以免牽連無辜。然書中第二章，則顯然以《百家姓》為代碼，描繪與吳（Wu，即周一良）、趙（Jiao，即錢鍾書）兩位教授夫婦在家餐聚之景。胡志德（Theodore Huters）之《錢鍾書傳》（Qian Zhongshu，Boston：Twayne Publishers，1982）於此曾有證實。對話中，「趙」教授有此語譏評校中「政治討論組」：「沒有討論；只有沒完沒了的廢話。他們所謂的邏輯，根本就是胡扯。那些東西真能氣得亞理斯多德在九泉之下也難瞑目。整套馬克思思想都是如此。徹頭徹尾空無一物。幼稚，簡直就是幼稚。」（That’s no discussion; it’s a talkathon. What they call logic is sheer nonsense. Why, it would make Aristotle turn over in his grave. That goes for all this Marxist thought. There’s absolutely, nothing in it. Puerile, that’s what it is, puerile.）（參見謝泳〈錢鍾書與清華間諜案〉，《二十一世紀》2009年8月號；范旭侖〈錢默存因李克案遭受禍難〉，《萬象》2010年1月號）鍾書先生當知，此等反動言語，李克當時若從實招來，難保不有大禍。

「污蔑毛選」更可當殺身之罪。據楊絳《幹校六記》，此一「黑材料」，鍾書先生初始似無所知，直至文革初期，「有幾人聯名貼出大字報，聲討默存輕蔑領導的著作。略知默存的人看了就說：錢某要說這話，一定還說得俏皮些；這語氣就不像。有人向我通風報信，我去看了大字報不禁大怒。……我立即把這事告訴默存。我們同擬了一份小字報，提供一切線索請實地調查；兩人忙忙吃完晚飯，就帶了一瓶漿糊和手電到學部去，把這份小字報貼在大字報下面。第二天，我為此著實挨了一頓鬥。可是事後知道，大字報所控確有根據：有人告發錢某說了如此這般的話。這項『告發』顯然未經證實就入了檔案。實地調查時，那『告發』的人否認有此告發。紅衛兵的調查想必徹底，可是查無實據。默存下干校之前，軍宣隊認為「告發」的這件事情節嚴重，雖然查無實據，料必事出有因，命默存寫一份自我檢討。默存只好婉轉其辭、不著邊際地檢討了一番。」《我們仨》書中亦提及鍾書先生調至翻譯毛選委員會後，但求「『無功無過』，他自以為做到了。饒是如此，也沒逃過背後扎來的一刀子。若不是『文化大革命』中，檔案中的材料上了大字報，他還不知道自己何罪。」

「不知自己何罪」，而非不知自己獲罪，可見鍾書先生早懷惴惴之感，其來有自。〈毛詩正義‧第五三則‧正月〉此數語，皆言「不自由」耳，正可為彼時之「容安」作箋：「國治家齊之境地寬以廣，國亂家鬨之境地仄以逼。此非幅員、漏刻之能殊，乃心情際遇之有異耳。……蓋斯世已非其世，羣倫將復誰倫，高天厚地，於彼無與，有礙靡騁，出獄猶如在獄，逃亡亦等拘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