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書先生《管錐編‧史記會註考證‧第四三則‧魏其武安列傳》論「逆取順守」一段，頗堪讀史者玩味，茲錄於下： 

「黃生曰：『湯武非受命，乃弒也。……』轅固生曰：『不然，必若所云，是高祖代秦，即天子之位，非耶？』」按《韓非子‧忠孝》云：「湯、武人臣而弒其主，刑其尸，而天下譽之，此天下所以至今不治者也。……人主雖不肖，臣不敢侵也。……孔子本來知孝悌忠順之道者也。……忠臣不危其君，孝子不非其親。」黃生雖儒，而持論則同法家之韓非。〈酈生、陸賈列傳〉賈對高帝曰：「且湯、武逆取而順守之」，語意本《商君書‧開塞》：「武王逆取而貴順，……其取之以力，持之以義」；「逆取」則「弒」爾。班固〈東都賦〉：「攻有橫而當天，討有逆而順民」，則謂：主苟無道失德，則臣之弒僭，名分雖乖，而事理殊允，不忠不順，却天與民歸（When lawful’s awful, treason’s reason）；《後漢書》固本傳章懷註引「逆取順守」釋之，尚隔一塵。《後漢書‧袁紹傳》下劉表諫袁譚書曰：「昔三王、伍伯，下及戰國，君臣相弒，父子相殺，兄弟相殘，親戚相滅，蓋時有之。然或欲以定王業，或欲以定霸功，皆所謂『逆取順守』」（《三國志‧袁紹傳》裴註引此書無末句）；《晉書‧段灼傳》還鄉臨去上表曰：「世之論者以爲亂臣賊子無道之甚者，莫過於莽，此猶『紂之不善，不若是之甚也』。……昔湯武之興，亦逆取而順守之耳。向莽深惟殷、周取守之術，崇道德，務仁義，……宜未滅也。……非取之過，而守之非道也。」蓋凡取雖逆而守能長者，胥可當此語，不限於湯、武，即所謂「成敗論人」也 。然習鑿齒〈晉承漢統論〉以還，斤斤辨正統者有之；《朱子語類》卷八三斥《左傳》之病「是以成敗論是非，而不本於義理之正」，左邱明乃「滑頭熟事、趨炎赴勢之人」；上自劉知幾《史通》外篇〈疑古〉疑湯之飾僞而桀紂之「惡不至是」，下至李慈銘《越縵堂文集》卷一〈紂之不善論〉等，胥不肯逕以得喪興廢定美刺予奪（the cult of success），有韓子、黃生之遺意焉。歐陽修《五代史‧梁本紀》二自言「本《春秋》之旨」，故「不僞梁」而亦「不獎篡」，欲兼顧而不免持兩端矣。《孟子‧梁惠王》齊宣王問「湯放桀、武王伐紂」，孟子對曰：「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韓非嘗師孫卿，而《荀子‧正論篇》曰：「故桀紂無天下，而湯武不弒君。……今世俗之爲說者，以桀紂爲君，而以湯武爲弒，然則是誅民之父母而師民之怨賊也，不祥莫大焉！」是則儒家者流於「受命、放殺」，早有定論，董仲舒《春秋繁露》第二五篇〈堯舜不擅移，湯武不專殺〉即演其旨。據趙歧〈孟子題辭〉，文帝世《孟子》已置博士，而轅固生不知引以張目，當時陋儒老生之專固可想。《全梁文》卷一梁武帝〈浄業賦‧序〉極口爲己分疏，有曰：「朕不得比湯、武，湯、武亦不得以比朕。湯、武是聖人，朕是凡人。湯、武君臣義未絕，而有南巢、白旗之事；朕君臣之義已絕，然後掃定獨夫。」蓋儒家既嚴樹綱常名教，而復曲意回護「湯、武革命」，說終難圓，義不免墮，故敢行湯、武之事如蕭老公者，尚不願以「南巢、白旗之事」比於己之誅東昏侯也。不然，「掃定獨夫」豈非正孟子所謂「誅一夫」歟？何必從而別爲之詞哉！

可見「逆取順守」一說，早已淪為歷來史家以「成敗」 論「正統」的方便法門。歐陽修《新五代史》以「不沒其實」為由，既不貶後梁為「偽」，亦不奬後梁之「篡」，乃云：「於正統則宜絕，於其國則不得為偽」 （《歐陽文忠公文集‧卷拾六‧正統論下》），雖自謂就事論事而不失《春秋》「褒善貶惡之旨」，於「正統」似乎仍難自圓其說，終不免錢氏所評的「欲兼顧而不免持兩端」。

儒家「正統」論的此一矛盾，法家早有批判：「湯、武人臣而弒其主，刑其屍，而天下譽之，此天下所以至今不治者也。」以韓非以來兩千二百餘年中國改朝換代的歷史證之，則「大丈夫當如是」 、「彼可取而代之」的「翻身」野心，確皆可以「成王敗寇」之歷史「規律」 （錢氏所謂「the cult of success」）、「逆取順守」之道德「法則」 （錢氏所謂「When lawful’s
awful, treason’s reason」）作為文飾。而一朝一黨之在位或下台，也皆可以其得道失道籠統作結而一鍋端之。

實則歷代掌政者與篡逆者皆心知肚明Theda Skocpol等所謂只要壓制武力尚稱健全，則失民心者未必亦失天下的「槍桿子出政權」論，而古來高扯革命義纛者，也都深悉一旦成事，「槍桿子寫歷史」易如反掌。顯然，與日本「萬世一系」的法統穩定性相較，中國的「天下至今不治」，「逆取順守」的「正統」論確實扮演了一定角色。

傳統史家為解決儒家 「正統」論的內在矛盾（「受命」vs.「 放殺」），除歐陽修「不偽梁、不奬篡」的「兩面兼顧」外，亦有「一概不理」者，乾脆繞過道德或「應然」，而僅以事實或「是然」對待「正統」。然此亦無異於避「正統」而不言，或乃至廢棄「正統」觀念。譬如司馬光便持此態度，視「正統」論「皆私已之偏辭，非大公之通論也。臣愚誠不足以識前代之正閏，竊以為敬不能使九州合為一統，皆有天子之名而無其實者也。雖華夏仁暴，大小強弱，或時不同，要皆與古之列國無異，豈得獨尊奬一國謂之正統，而其餘皆為僭偽哉！……是以正閏之論，自古及今，未有能通其義，確然使人不可移奪者也。……正閏之際，非所敢知，但據其功業之實而言之。」（《資治通鑒‧卷第六十九‧魏紀一》）既不作「正統」的價值判斷，便只能要求讀者自從史實中汲取教訓：「臣今所述，止欲敘國家之興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觀者自擇其善惡得失，以為勸戒，非若《春秋》立褒貶之法，撥亂世反諸正也。」（同上）

反之，若稍以《春秋》之法以觀「正統」，摻入道德或「應然」，便頓時可見「成王敗寇」不但只是蓋棺而不論定的小道捷徑，且進而可為一切「為達目的，不擇手段」（the end justifies the means）者張目。大儒朱熹便有見於此：「是以成敗論是非，而不本於義理之正。」

歷史的功用，畢竟仍在 「借鏡」，既要有勸有誡，便脫不了褒貶，離不開價值判斷。然此價值判斷的標準，顯已無法再以捉襟見肘的「正統」論為基礎，而須借助於現代政治學的「合法性」（legitimacy）概念。後者涉及體制功能健全與否的問題，形式也有「傳統型」（traditional）、「魅力型」（charismatic）、「法理型」（rational-legal）等等之分，遠較純屬「義理」的「正統」複雜，於政治、歷史的解讀亦適合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