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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08/01 22:43:16瀏覽228｜回應0｜推薦2 | |
| 安徽學者孫小著嘗以〈《管錐編》中的「文革」話語與「文革」憂思〉（《山西大學師範學院學報》，2000）一文，就鍾書先生有關國計民生之「『文革』憂思」詳加論證，指出先生雖「以文學名世……卻對經濟問題極有興致」。
《管錐編‧左傳正義‧第五八則‧昭公二十八年（一）》論「惟食忘憂」一節，孫氏評曰：「此處之論已將『飲食之欲』視為人生的頭等大事，而「文革」當年為了進行上層建築領域的革命，不僅使國民經濟處於停滯和凋弊的狀態，且也忘記了經濟是社會的基礎這一常識。因此之故，錢氏一方面特別引出了費爾巴哈（注意：是馬克思恩格斯肯定的唯物主義哲學家費爾巴哈）有關『必先腹中有物』云云，另一方面則又極有針對性指出：不僅不能『以愁腸而盡廢食腸』，而且『唯有食庶得以憂，無食則不暇他憂而唯食是憂矣。』 [1：240] 換言之，發展經濟，解決吃飯問題才是治國安邦的正道和當務之急。」 孫氏又舉書中〈史記會註考證‧第五七則‧貨殖列傳〉論「崇勢利」、「若水之趨下」、「錢」、「治生産」、「歸於富厚」、「求富」、「貧賤足羞」諸節，綜論如下：「鍾書先生在那個理想高於一切的時代力排眾議，毫無隱晦地稱許司馬遷『言利』的合理性和正當性：『遷據事而不越世，切近而不騖遠，既斥老子之「塗民耳目」，難「行於」「近世」，復言：「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壤壤，皆為利往」。是則「崇勢利」者，「天下人」也。遷奮起直筆，著「自然之驗」，載「事勢之流」，初非以「崇勢利」為「天下人」倡。《韓非子‧觀形》曰：「鏡無見疵之罪」；（班）彪、（班）固父子以此〈傳〉為遷詬病，無乃以映見嫫母之媸容而移怒於明鏡也。 [1：382-383] 』在舉國上下『鬥私批修』的『文革』當年，錢氏卻力主『崇勢利』者為『天下人』也，其用意為何不言自明……可以這樣說，《管錐編》中對「言利」說的肯定既表達並論證了現已被視為常識的一種觀點：對物質經濟利益的追求是人們的一種不可遏止的正當追求。」 此外，孫氏復引〈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第一六則‧全漢文卷一八〉「貧則奸邪生」、〈第一四七則‧全晉文卷一一三〉「錢可醫貧」等節，以徵先生對「空談革命、鼓吹精神萬能而置工農業生產於不顧」之「文革」弊政，有此於當時尚屬大逆之鍼砭：「民眾之病源於社會貧窮，因而要醫民眾之病，首先就要發展社會經濟（『病出於貧，欲醫病，當療貧。』）」。 孫氏此文著眼於「『文革』憂思」，故其申述〈全漢文卷一八〉鼂錯〈說文帝令民入粟受爵〉「民貧則姦邪生……飢寒至身，不顧廉耻」一則，亦僅就「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管子‧牧民》）或「Get a livelihood, and then practise virtue」（柏拉圖《理想國》）等說立論。 貧之病，中外古今政論哲言皆常道及，亦正是鄧小平改革開放之理論根本。竊謂若以此而證鍾書先生「當之無愧地是一位從價值觀上否定極左政策的先知先覺的先行者，其所憂所思自然應被視為思想解放的先驅之論」，「否定極左」似無可爭議，「先知先覺」、「先行先驅」云云，則或許過甚其辭。畢竟，百物凋弊之世，識者當皆有見於此。 若云「先知先覺」，竊以為當在鍾書先生言富之患一段文字：「鼂、賈有見於國病民瘼，藥言對治，迫切目下，初非閒居高座，論道講德。故所樹義，尚墮一邊。人之作惡犯罪，固常出困乏所逼迫，復每由泰甚而。是以富貴能移，飽暖思淫；色荒禽荒，玩人玩物，皆非高資大力莫辦。至於競權争利，不惜越貨殘民；嗜利之心隨聚斂而繼長，攬權之欲與威勢而俱增，其『不顧廉耻』，視『飢寒無告』之窮氓，蓋倍蓰抑且千百焉。若夫自稱待致千金而後改行折節，想其始爲不善，必非迫於飢寒，則至果擁千金，恐亦仍如月攘一雞之更待來年耳。」 改革開放以來，持所謂「先富起來」之主流理論者，無非皆如鼂錯、賈誼輩，視救貧之病急於防富之患。此於民生艱困之世，對症下藥，自屬當務。然若操之過切，行之過偏，置一切制衡防範於不顧，難免即由「一邊」而轉墮另「一邊」。若云貧之姦邪難治，富之恣肆易矯，倉廩衣食足則禮節榮辱亦必水到渠成，其然豈然？ 先生身遭衰世之厄而能預見「盛世」之亂。微言警語，竟爾成讖。而今讀來，直如冷水澆背。 後記：七十年前，史學大師呂思勉亦有「天下只有天良發現的個人，没有天良發現的階級；只有自行覺悟的個人，没有自行覺悟的階級」（《中國政治思想史十講‧墨家》），「以先富帶動後富，吾決不信也」（《中國社會史‧階級》）等語，顯亦非完全自由放任之「涓滴」（trickle-down）理論信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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