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看到魏晉時的許多士族，在長年的兵荒馬亂逃竄流離的日子下，慢慢的趨向一種虛無的、清談式的逃避現實。世說新語將之列為「任誕」。任誕的意思即指任性放縱，不拘禮法，虛誇荒唐。而魏晉名士世風，即是以率性任真、自然不拘為高。隨而「任誕」幾已成為魏晉名士的標識之一。玆舉數例如下：

1.阮籍隔壁有一個賣酒的女人，長得非常漂亮。阮籍與好友王安豐常常去婦人的店喝酒，喝醉了就躺在婦人旁邊大睡，婦人的丈夫起初有些懷疑，偷偷偵察，發覺阮實在也沒有別的意圖。

2.殷洪喬出任豫章太守，臨出發時許多鄉人鄰居拿了信件共百餘件托殷帶去豫章（因彼時郵遞不方便）。殷行到了中途，經過一道河流時，站在河邊將托帶的信件通通拋入河中，並且禱告說道：「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我殷洪喬是不做郵差的」。

3.劉伶常常縱情沉迷於酒中，有時喝了酒就在家中赤身裸體，朋友看見如此不成體統，就譏笑他有傷風化。劉伶說：「我是以天地做為我的房子，而居室則是我穿的衣服，現在為何你們跑到我的衣服裡面呢？」。

我對郭冠英始終感覺很好奇的，從陸續出現的資料顯示：他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大中國主義者。然而這與近20年(其中李摩西12年陳貪扁8年)的主流政治正確是背道而馳的，這就使得這個窩居在中央政府新聞局裡的小官員感覺非常的鬱悶壓抑，長期下來只有借化名發表文章來舒發心中之苦悶。我們看到前面魏晉時「世說新語：任誕」篇所記載的阮籍、劉伶均沉溺酒中，所謂借酒裝瘋、放浪形骸、高蹈避世以避禍亂，而嵇康仍不免被誅殺。從郭冠英的文章（他認為這個島是鬼島、台巴子及自嘲是高級外省人等語）以及他在接受訪問時的應對，看出他是任性放縱的、憤世嫉俗的、也是長期被壓抑的，當然他的下場比起嵇康是幸運的，要是民國70年以前就極可能送綠島管訓了。

 我們又可從一些小地方看出郭冠英的類似「任誕」（任性放縱，不拘禮法）的行為舉止。如他頭一次奉令回國時，記者蜂擁而上，而郭卻在一個建築物的門前台階上蹲坐起來。按蹲坐古人謂之「踞」，是一種無禮的表現。秦、漢之時, 蹲踞被認為是鄙俗, 沒有教養, 不禮貌的坐姿(應跪坐才是符合禮儀的)。作為一個外交官蹲坐在台階上接受採訪是匪夷所思的、是很不符合禮儀的。這個非常誇張的動作，當然也是有意的，其實就是表示了很瞧不起這些採訪者，也間接的表示了對在後面的泛綠媒體名嘴立委的不屑及輕蔑。這也印証了我所說郭的任誕的一面。我舉幾個古書上有名的「踞」的記載，來說明一下古人對「踞」的看法：

1.孟子的妻子一個人在家裡時常常是蹲坐的，有次孟子回家看到了就要將她休掉(即離婚)，孟母說：「為何如此呢」？孟子說：「我親眼看見她蹲坐」。

 2.阮籍的媽媽過世了，裴令公前往祭拜，阮剛喝了酒，披頭散髮的蹲坐在床上。裴就依禮節哭拜一番，然後離開，然而阮並不依禮也回哭。於是有人問裴：「阮籍既然不哭，你哭個什麼勁呢？」，裴回答說：「阮籍是修道的人，所以不講體制禮儀，我是世俗的人，當然要遵守禮法」，當時人都很佩服裴公的中庸之道。

 所以說郭是生不逢辰，他實在應該生在六朝就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