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陽明：日本神社系統的「北投社」記事

2000.02.09

日本神社系統的「北投社」

日本神社系統中的「北投社」。這個「北投社」已經在戰後被拆毀。稱為「社」，並不是平埔原住民「北投社」的聚落「社」，而是日本神社系統中五種階層中，位階最低的一種。但是過去北投一般民間還是都通稱為「北投神社」，而不稱為「北投社」。

台灣在日治後，日本的各種文化也隨之逐漸移植來台灣，宗教自不例外。自日本而來的宗教包括有佛教、基督教，以及神道教。其中佛教與基督教都是日本的外來宗教，而神道教則是日本的本土性宗教。因神道教有特殊性，所以日本明治維新之後，要恢復「王政復古」的思想時，就把神道推出來運用，一八七一年（明治四年）時太政官布告，由國家經營的神社稱為「官社」，其他的則稱為「諸社」。「官社」中又分為官幣大社、官幣中社、官幣小社、國幣大社、國幣中社、國幣小社等六種。而「諸社」有府社、藩社（廢藩置縣後取消）、縣社、鄉社、村社等六種。不屬於以上者稱為「無格社」。

此外於一八七三年增設「別格官幣社」，用以祭祀歷史上的功臣。一九００年日本政府將神社自宗教中獨立出來，日俄戰爭後更改進神社的階級制度，使之更加完備。「神道國教化」後來得以順利推展和戰爭有很大的關係，尤其是在一八九四年的清日甲午戰爭，及一九０四年至一九０五年的日露(俄)戰爭，日本政府趁戰爭時期，利用神道教與神社作為收攬與安撫民心的場所，甚至是宣揚大日本民族主義的重要場域，強力地逐漸推展神社的建制。

分階級的神社

由於延平郡王鄭成功的母親田川氏是日本平戶人，因此台灣第一座由日本官方設立的神社，就是在現台南市的延平郡王祠設立。這座神社是在一八九七年一月十三日，由拓殖省南部局局長野村政明下達旨意，將現在台南市的原延平郡王祠改設列為縣社，並決定社號為「開山神社」。戰後，開山神社又被拆毀改回為延平郡王祠，而比較怪異的卻是祠前原鳥居的牌坊，卻改造高掛著國民黨的黨徽。當然這不是孤例，苗栗通霄的通霄神社，戰後改建的屋頂也一樣高掛著國民黨的黨徽。

位於現台北市劍潭山的台灣神社（今圓山飯店所在之地），原來是由日本參、眾兩院建議，為紀念率軍入台，而後逝於台南的北白川宮能久親王而建的「北白川宮神社」。該神社一九００年被列為官幣大社，同時社名改為「台灣神社」，這是日本國家神道系統在台灣規模最大的一座神社，其社格也是全台最高的官幣大社。而位於台北市建國中學對面南海學園中，舊中央圖書館所在地的「建功神社」，則是在一九二八年七月十四日舉行鎮座祭，其地位等同於「台灣的靖國神社」。

一九三一年以前，全台神社主要分佈於重要城市與日本人居住地，後者以日人移民村、日資產業設施敷地及日人社區為主，以台灣人為主的各街庄，則甚少建有神社。形成這種現象的主因，應該是日人的優越感，而將日人與台灣人的生活圈做區分，神社被視為是日本人生活的信仰中心，不同身份地位的台灣人，平常是沒有機會到日本人社區，而日人社區中的神社，也不是一般台灣人可以進入參拜的。不過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後，日人為了加強台灣人對日本的向心力，進行了一連串的心靈改造運動，一九三二年、一九三三年各街庄底下的部落，展開所謂的部落振興運動，內容包括有「敬神尊皇」、「普及國語」---等等，但是當時屬於國家神道系統的神社只有二十五座，一般人民無法方便參拜，於是總督府發動「一街庄一社」運動，由各街庄進行籌募資金、動員人力等事，在各地陸陸續續建造地方性神社，以進行所謂的「教化各街庄的本島人」。

不過早在一九一八年，日本人就在台北州羅東郡所謂的蕃地太平山建「加羅山社」，但這是給在該山地工作之日本人日常祭拜之用。在一九二０年時台北州蘇澳郡所謂的蕃地東澳領枕山，才設有給原住民參拜的「東澳祠」出現。在原住民佔了全廳過半人口的花蓮廳內，於一九三三年十月十三日由庶務課長發布的「花教第一二六七號通達」，內容主要在說明：一、在制度上，「神社」和「社」雖有差別，但在本質上是沒有差別的。二、為了讓「本島人」與「蕃人」感受日本精神，誘發其對祖國之感情，社殿及其他設施必須夠大，並且設施要完備。

 已經拆除的北投社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台灣總督府又公布規定：「本令稱為社者，乃非屬於神社，卻又奉祀神祉而受公眾參拜者。」規定「社」之設立必須由總督府同意，其他受公眾參拜，而具有鳥居等類似「社」的設施不得成立。隔年一九三四年九月十八日總督府又規定：「往後除了蕃地以外，不得設置新社。」這個規定等於承認在「無格社」之下再添一級「社」，並由蕃地神社專用，以示和街庄級的神社有所區別。至於在這之前設立的「社」要如何處理，則沒有規定。

因此可以歸納，日治時期台灣之神社空間組織可分為五種階層。最高階者為「官國幣社」；第二級為「縣社」；第三級為「鄉社」；第四級稱為「無格社」；最後一種則稱為「社」或「祠」。在牡丹社事件發生地，屏東高士佛社所設的神社空間稱為祠，即「高士祠」。

而被北投人通稱為「北投神社」的「北投社」，其實就是屬於日本神社系統中最後一級的「社」，所以在此神社的鳥居上之社號是「北投社」而非「北投神社」。「北投社」是在一九三０年五月二十日舉行鎮座祭，其祭神是「大國魂命」，其地址是「台北州七星郡北投庄北投五二番地」。曾經有誤謂「北投神社」位於「北投溫泉公共浴場」即今「北投溫泉博物館」對面的「兒童樂園」，但其實北投兒童樂園原為北投公共浴場的附屬設施。不過經過我們多方考據，查看地圖與採訪耆老的說法，本質為日本神社的「北投社」其實是位於今「北投溫泉親水公園」北側，今凱達格蘭文化館及其周邊土地上。

內政部在民國六十三年曾公布「台內民字第五七三九零一號函」：其主旨是「清除日據時代表現日本帝國主義優越感之殖民統治紀念遺跡要點」，該公文內容的第一項即為「日本神社遺跡應即澈底清除」。因此日本的神社，可說從此幾乎被拆除殆盡。如今台灣各地雖尚有鳥居或神社殘破遺構零星存在未遭拆除，但尚存神社建築主體者，大致空間堪稱完整而未被大幅改建者，應該只剩桃園的虎頭山神社。而苗栗通霄神社則本殿被拆除但基座仍在，拜殿則改建曾成為忠烈祠，不過社務所與休憩所仍然存在待修中。台南神社的事務所，現在是忠義國小的圖書館，筆者在台南市服務時，提交文化局審查指定為台南市定古蹟。

原居於日本在台神社空間組織第五級的「北投社」戰後即被完全拆除，其土地之一部分納為逸仙國小的校園，神社前的兩隻石狛犬，被放到逸仙國小的校門口，二O一七年五月，曾遭統促黨人局部破壞。神社土地另一部分改建為北投憲兵分隊的隊部，一九九六年九月，陳水扁市長宣布興建凱達格蘭文化中心，隨後北投憲兵分隊遷移，改建成凱達格蘭文化館。其他另一部分改建為由陳號園先生經營的「金台灣」旅館，最後再轉賣由曾任陽明山信用合作社理事主席的吳兩全先生和鄭文彬先生合建大樓，但因綽號「豬哥彬」的鄭文彬成了經濟罪犯逃離台灣，致該地建大樓建到一半即停擺多年，後由地主官司打贏才拆屋還地。該地後續則由國揚建設蓋大樓，也曾經再度停擺了很久，不過後來問題解決，如今已經完工成了現代化溫泉會館的高樓，所以已完全沒有神社的殘蹟了，也完全看不出該地當年就是日本神社系統之「北投社」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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