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上週，美國紐約時報一篇新聞裡提到，位於美國俄亥俄州的 Cleveland Clinic 醫學中心，即將於未來幾個月內，為 10 位女性受試者進行子宮移植的試驗手術（NY Times, 2015/11/12）。

事實上，從今年9月底，先是英國首先批准醫院進行子宮移植手術（BBC, 2015/9/30），接下來是上週的美國，本週則紛紛有法國（Le Figaro, 2015/11/9）、以及中國（世界新聞網，2015/11/14）發佈消息，將於各國的醫院內開始進行子宮移植手術的人體試驗。

探究這背後的原因，是因為一項自2012年開始、由瑞典 Mats Brännström 醫師及其團隊進行的子宮移植試驗（Mats Brännström et al., 2014）。其中一個手術成功、且於2014年11月順利生產的個案，當嬰兒狀況持續穩定數個月之後，醫師先是於今年7月發表了研究背後的心路歷程（Mats Brännström, 2015），8月則跟著發佈新聞分享這個成功案例。如今這個小男嬰已滿周歲。

(圖片來源)

話說回來，其實瑞典這個團隊並不是進行子宮移植手術試驗的首例。早在這之前，不難從網路上搜尋到一些資訊，包括最早於2000年沙烏地阿拉伯、以及2011年土耳其的兩個案例。那是為什麼，各國的醫療團隊一直等到瑞典發表了成功個案後，才紛紛決定進行子宮移植手術的試驗呢？

原來，沙烏地阿拉伯與土耳其的這兩個案例，都稱不上是成功的。

沙烏地阿拉伯的醫療團隊在沒有什麼背景研究的狀況下，以一位46歲的女性為捐贈者，試圖將子宮移植到一位26歲、曾因產後大出血而子宮切除的女性身上。據稱這個子宮在26歲受試者身上成功運作了99天，有對雌激素與黃體素產生反應，但最後因急性血栓與子宮壞死而將子宮移除（Anjana Nair et al., 2008）。整個案件宣告失敗，執行團隊一度在國內造成撻伐，且子宮移植試驗也因此被政府禁止。

土耳其的醫療團隊則是首宗以腦死患者為子宮捐贈者（23歲），受試者是一位21歲罹患先天性無子宮的女性（Derya Sert）（Ozkan O. et al., 2013）。根據瑞典Mats Brännström醫師在心路歷程裡所分享的，這個移植手術，意外地是由一位資深「整形外科醫師」所帶領的。從網路搜尋標題來看，一開始以為這個土耳其案例是成功的。事實上，這個由腦死患者捐贈的子宮，確實在Derya Sert身上成功運作了；包含6個正常的月經週期，以及2013年4月成功受孕。然而，這個懷孕在8週後就因胎兒無心跳而被終止了（CBSNEWS, 2013/5/14）。

(圖片來源)

再回到一開始，紐約時報這篇關於Cleveland Clinic醫學中心的報導，裡面有個部分特別引起我注意。

Cleveland Clinic團隊的代表Andreas G. Tzakis醫師向媒體表示：「這些女性（受試者）完全了解這是怎麼一回事。她們已被告知（子宮移植試驗手術）的風險與利益，她們有很多時間可以思考，再思考。我們能做的就是確保她們的安全，以及盡可能地讓手術成功。」

這些話是沒問題的，但就是有哪裡讓人隱憂。

最主要的問題就是，美國 Cleveland Clinic 的醫療團隊表示，他們將會使用死者的子宮做為移植手術的器官來源，也就是前面提過的 – 土耳其個案所採用的。而不是目前唯一完全成功案例的，瑞典 – 活體子宮移植的模式。

至於原因，根據紐約時報這篇文章所引述的內容指出，美國 Cleveland Clinic 醫療團隊認為使用死者器官移植是為了提高對「捐贈者」的保護。如果是採取活體子宮移植，這個捐贈者就必須進行長達7~11個小時不等的手術時間。

說保護「捐贈者」似乎無可厚非；但仔細一想，那「受試者」又是被怎樣的保護了呢？

(圖片來源)

美國Cleveland Clinic醫療團隊告訴紐約時報，Andreas G. Tzakis 醫師曾執行過幾千件的移植手術，並且帶領團隊到瑞典參與了迷你豬與狒狒的手術，並觀摩了九場人類的子宮移植手術。

如果真的如此看重這個瑞典研究，應該就會知道，在兩個母親捐贈子宮給女兒的成功案例之前，第一個案例雖然也是採取活體子宮捐贈，但是來自一位61歲、與受試者無血緣關係的善心女士。這個受試者後來雖然也成功產下健康的寶寶，但是經歷過早產（31週，1775g）的過程，讓 Mats Brännström 醫師無法把這案例視為完全的成功。

或許，那是為什麼在之後的案例裡，瑞典這個團隊不僅僅是採取活體子宮移植，還找來了這些受試者的母親做為捐贈者。

瑞典的 Mats Brännström 醫師從 2002 年起，持續不斷地投注在子宮移植手術，從小型動物到大型動物，不知做了多少次的動物實驗（Brännström M, Wranning CA & Altchek A., 2009），但一直到真正試驗在人類受試者身上時，依然是戰戰兢兢的。對於個案的成功與否，始終採取嚴謹的認定。Mats Brännström 醫師在那篇心路歷程裡提到，他認為，「僅僅是移植手術本身順利完成，還不能算是成功；而是當移植手術的目的（懷孕生產）也達到好的結果，才能真正宣佈成功。」

這樣的態度不只是令人欽佩，我想，那也是為什麼連續五個案例都是手術成功，也產下健康寶寶的。

(圖片來源)

相較之下，美國 Cleveland Clinic 醫療團隊，光是一個預計開始人體試驗的新聞，就如此大張旗鼓，像是已經得到結論了似的。更別提他們採取的是先前失敗案例的方法，且沒有在新聞裡說明如何降低受試者風險，只是顧左右而言他，用「保護捐贈者」的理由來當煙霧彈。

而對這群受試者而言，無論如何，這輩子已被宣告不能懷孕生子了，所以有什麼多的嘗試，似乎都是值得的。在這樣的狀況下，身為研究者，應該要更謹慎地看待試驗，盡可能地為受試者最佳利益著想。畢竟，隔著專業砌起的高牆，說真的，受試者如何能真正明白風險；尤其當研究者一開始就選擇了失敗風險較高的方式進行試驗？

*** *** ***

許多相關的新聞報導，都忽略去提到，這還只是臨床試驗，並不是已經可以到醫院去做這個手術了。在這個階段，這些醫療團隊一方面需要資金投注，一方面也需要合適的受試者，或許因此讓媒體渲染了這個消息，是可以理解的。

但若您是對這個消息感到期待、且有意願去嘗試的，提醒您，這些無論是美國、法國、中國廣州，或是將來假使台灣也開始招募受試者，都還是在臨床試驗階段，並不是已經通過試驗了。既然是試驗，就有可能因一些非預期內的因素而終止。

而依每個團隊會有不同的試驗設計，當然也會有不同的試驗結果。正如同，美國Cleveland Clinic醫療團隊的試驗設計，就與瑞典團隊不同，所以我們也無法預期會有相同的結果。

在這個階段，受試者可能面臨的是，移植手術本身、移植後長期服用免疫抑制藥物、移植後排斥反應、死產、早產、移植物壞死等；雖然手術本來就有風險，但以當這個臨床試驗的受試者而言，這些風險的種類、大小是未知的，成功機率（包含最後順利產下健康嬰兒）也是未知的。

若最後您仍願意參與試驗，所有因此受惠，包括醫療團隊、以及日後試驗通過後執行手術的人，都會(應該)對您致上最深的敬意與感謝。願意以自身風險，提供臨床試驗無比珍貴的經驗與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