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譯自：http://www.livescience.com/48170-ebola-outbreak-in-1976-revisited.html

(圖片引用自同文章網址，照片裡是1976年爆發疫情的薩拉共和國境內村落)

面對這次的伊波拉，不少人都感覺惶恐、狐疑，不知道這是否是可以避免的？

當然也有不少人認為是身外之事，不太可能在台灣發生。然而，在疫區並沒有禁止旅遊的前提下，旅人來去自如，美國已發生第一起在境內發病的案例了；倘若，發生在我們居住的區域，該如何面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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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媒體多少有提到，這並不是伊波拉第一次在非洲發生疫情；1976年，伊波拉曾經在薩伊共和國（Zaire，現在的剛果民主共和國）發生過爆發，那也是伊波拉第一次在人類舞台上留下足跡。

但不同於這次的失控，當時的罹難者不到500人，疫情在短時間內就被控制住，擴散範圍也僅在一個村落裡。

為想了解這次、與將近40年前的伊波拉疫情，兩次之間究竟有甚麼不同，研究人員將舊資料拿出來重新研究。並使用數學方法，分析當時的傳染病爆發、傳染途徑、與疫情終止的模式；希望可藉此提供方法給第一線的醫療單位、社區，並能為未來類似的傳染疫情做出有效的預測。

這篇研究於今天（2014/10/6）刊登於Elsevier的流行病學期刊（Epide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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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的伊波拉疫情被控制在一個村落裡，從當年的8月到11月為止，共有318人感染，280人死亡。

與這次的疫情相較之下，這次的疫情從今年（2014）3月截至10月3日止，已有約14,964人感染，6,870人死亡（參考資料：美國疾管局）。

1976年，當時的疫情爆發源頭是汙染的針頭。在當地的醫院裡，每天只有 5 副的針具重複使用在所有病人身上。

因為源頭來自醫院，醫院的關閉有助於控制疫情散播，自不待言；然而，研究人員發現，早在醫院關閉之前，新感染案例的發生率就已經趨緩了。

而能夠減緩疫情散播，最可能的因素在於：社區民眾改變原本的行為模式。舉例來說：改變傳統的喪葬習俗；如此一來，就避免了因為接觸死者受到傳染的機會。

「面對伊波拉，只依靠醫院獨自控制是不夠的。」Peter Piot博士說。

Peter Piot博士曾於1976年時前往薩拉疫區參與疫情研究，這在當時還是完全未知的一種傳染病。如今，Peter Piot博士是研究伊波拉與愛滋病的權威、現任英國倫敦熱帶醫學與公共衛生學院（LSHTM）的院長、並為國際衛生學（global health）的教授。

「如果要掌控疫情，就必須讓正確訊息能傳達進入社區、以及改變民眾的行為模式。建立如隔離患者、追蹤其接觸過的人、後續狀況追蹤、以及社區教育等應變計畫，都是控制疫情需要做的。」Peter Piot博士說。

在這篇研究裡，研究人員使用1976年的病人紀錄，搭配Piot博士的手寫筆記，去審視當時的病毒是如何擴散蔓延的。根據研究人員建立的數學模型，1976年伊波拉剛爆發時的傳染速度是非常快的；以那樣的速度而言，其實足以達到像今天西非伊波拉這樣的規模。

但卻沒有。主要原因就是，人民改變行為模式，進而降低病毒傳播的機會。

「行為改變之後，對於疫情的影響是很快的。幾個星期內，就可以看到效果。」這篇研究的作者之一Anton Camacho說，他專長於流行病學裡的數學模型建立與分析。

「在這次的疫情爆發裡，人民並沒有像1976年時的民眾一樣，快速而主動的改變行為模式。」研究人員補充。

Piot博士說：

「除了來自國際間的鼎力幫忙之外，還需要來自這些疫區本身的力量，克服恐懼、以及停止對於醫護人員與政府人員的不信任。」

「對於這次的疫情，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至於要走到能控制疫情的那一步，那條路就更漫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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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不定時爆發的新型傳染病，我們沒有辦法阻止發生，因此亡羊補牢，就成為對抗疫情的關鍵所在。

無論是伊波拉、SARS、或是其他未知的高危險性傳染病，只靠醫院獨自抗疫是絕對不夠的。

身為這環境裡的一分子，在這種緊急事件發生之際，都應該遵照防疫指示、每人盡一份心力、不讓自己成為病原體散播的幫兇。如此一來，才有足夠的醫療人力與資源與病原體對抗，爭取時間，找出有效的治療管道~

參考資料：

A. Camacho et al., “Potential for large outbreaks of Ebola virus disease”, Epidemics, Available online 6 October 2014. DOI: 10.1016/j.epidem.2014.09.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