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馬總統任用的人才，操守上幾乎無可挑剔，這也是擔任政務官的基本條件。只是過猶不及，有時閣員們該就事論事，依法行政時，或因但求無過、避免爭議、甚至官官相護…施政上戒慎恐懼，這就阻礙了行政的效率。

    因為太過，把能力放在趨吉避凶上；筆者的負面感受之一是重大法案的推動，並沒有讓人滿意的效率。在四年前的選舉，人民賦予國民黨絕對的行政權以及立法權，但是很多重大法案，似乎就癱瘓在國會的議事程序裡，而行政部門則兩手一攤，表示無奈。不管人格再正直，理念再傑出，沒有落實到人民的生活中，就是沒有意義的。筆者肯定國民黨（特別是廖了以秘書長的用心）在加開的臨時會中修法，延長外籍照護工的在台年限，這對超過百萬人仰賴外籍看護的家庭來說，有極大身心壓力的疏解。

    只是，既然總量不變，那麼外籍勞工在台服務九年、十二年，乃至於無限期，對本勞的就業機會並無任何影響；所排擠的，原本因期滿離台而來接替的其他外籍勞工的機會，為什麼不能改成無限期呢？很顯然的，行政機關擔心民進黨的反對，因此用「讓寸不讓尺」的「討價還價」心態，希望用「折衷案」來平息民進黨的壓力，而不能堅持用就事論事的態度來處理這件在面對高齡化台灣社會的嚴重議題。

    另一個例子就是經濟部對於有陸資的外商想要來台投資，非常的擔心民進黨批評政府引入陸資的壓力。但是既然政府已劃出陸資的比重/影響力佔多少以上，就不歡迎來台投資的明確界線，就不該嘴巴上說歡迎，卻在審核過程處處刁難，以致投資人感到受到「羞辱」而捨棄投資。

    過去四年，馬政府處理議題最成功的，莫過於ＥＣＦＡ推動，成功到連在野黨都被說服了，從一開始堅持反對，轉為願意延續。這證明政府是有能力做到的。「非不能也，乃不為也」，馬總統應該要將這樣的態度複製給所有的閣員。

    而另一種閣員的典型，是高度的風險趨避，特別是有關法律的問題。所謂「法律條文有限，而行為態樣無窮」，在政府的施政中，有些案子是法律「沒有說可以，也沒有說不可以」的，這時所反映出來的，就是政務官的積極性。筆者看到過勇於任事的閣員（如斷然修法停止未成年人死亡保險單發行，時任金管會主委的陳冲）。但是，筆者也遇到過「該做」卻採取「少做、少錯」、甚至曲解法令，恣意剝奪人民權益心態的政務官。

    筆者工作內容之一，是協助國家引進外商來台投資，在與政府部接觸過程中，累積了許多無奈。譬如，一家世界知名的精品外商，想要在台灣進行千萬美元的投資和引進新的商業模式，卻因無法在國際機場取得小小坪數的提貨區而擱淺；主管機關的說法竟是「提供提貨區有遭到ＢＯＴ得標廠商控告的風險」。筆者無意作法律意見的爭執，只是想要讓馬總統知道，台灣的經濟、就業利基，就這樣持續流失中。

    筆者和同事協助過成千數萬外商在台投資，也正好對照了台灣經濟的發展史。筆者深刻的印象中，在七○~八○年代的公務員的積極性，對台灣的使命感，絕對是現在公務員學習的典範。

    內閣改組之際，筆者期盼馬總統未來四年的廣納人才，除了德才兼備，更要有強烈使命感。馬總統和行政院長要用不同的管道去審查閣員的表現。除了今後四年的政績，馬總統卸任後為台灣培養了什麼樣的人才，也是馬總統歷史定位的一部分。當然，更須為使命感的典範留下歷史！（轉載自2012-1-30中國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