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代健保案在政治角力的吵鬧中通過，政治人物只關心費率問題，然而醫療浪費、就醫品質低落、甚至病人要靠關係才能在白色巨塔中得到像樣的對待等現實，依然無人聞問。

當行醫已從神聖使命淪為量化績效與報酬，當台灣病醫關係愈來愈不信任，二十一年來在台灣醫界卻有一位「傳教士」，他不只是個溫柔的醫者，更是個堅定的哲學家，他深信，行醫最重要的是病人與醫生的信任關係，醫療機構存在的目的不是獲利，而是照顧好病人；在現實的白色巨塔中，他從不停止地向人們訴說醫療理念，並以身作則去實踐。他就是和信醫院院長--黃達夫。

在黃達夫一手打造的和信醫院，每一個醫生每一個門診只看二十多個病人、醫生問診三十分鐘更是常事，一個護士只照顧五個病人，醫生和護士叫得出病人的名字（而非號碼），每一個病人背後有跨科醫療小組一起照顧。這裡是台灣唯一不實醫師施績效制度的醫院，護士、病人都可以評鑑醫師，因為在這裡，好醫師的定義不是他能創造多少績效，而是他願意為病人付出多少。

黃達夫在二十一年前，毅然決然捨棄在美國杜克（Duke）大學的高薪職位，回到台灣從頭做起，將其一生醫療信念，一步一腳印在和信醫院實現，甚至他希望能普及到全台灣，他深信，全台灣的病人理應都要能得到同樣的照顧。因為對待病人的方式不同，外界往往會說，和信醫院是「貴族」醫院；但黃達夫心中的願望是，有朝一日將「貴族式」醫療獻給所有台灣人民。

無疑地，這是一條漫長的路。黃達夫經常引用美國詩人羅勃．佛洛斯特（Ｒｏｂｅｒｔ　Ｆｒｏｓｔ）的著名詩篇，形容自己走「一條別人不走的路」（Ｔｈｅ　Ｒｏａｄ　Ｎｏｔ　Ｔａｋｅｎ）。即便已經七十二歲、頭髮絲絲銀白的他仍說：「我不會停止為台灣做一些事…我會努力到最後的那一天」。

二十一年前，黃達夫回到台灣，當眾人都不看好，甚至嘲笑他時，什麼是黃達夫至死不渝要推動的醫療改革？什麼是令黃達夫雖千萬人吾亦往矣的信念？

穿越時空的隧道來到一九六四年，出現眼前的是剛自台大醫學院畢業、服完兵役的黃達夫，年輕而優秀，準備赴美國進修，他在美國賓州大學附屬醫院接受訓練、以及他後來在杜克大學擔任醫師與研究期間，他在美國所見所聞，令年輕的黃達夫感到無比震撼，於是，「以病人為中心」的病醫關係（編按：「病」在「醫」之前）、一種基於信任的治療理念，就此在黃達夫心中埋下種子，這將深刻地影響黃達夫的人生。

在台灣，醫師地位崇高、權威，而且不苟言笑，台灣的醫學教育認為，醫生比病人更了解病情，因此曾有統計數字說，病人開始陳述病情，平均十八秒內就會被醫生打斷，甚至病人不敢跟醫生講話。但黃達夫在美國接觸到美國菁英學府醫院的老師、醫師，他們耐心聆聽病人抱怨身體不適、向病人詳細地解釋病情，治療時會想盡辦法讓病人不那麼難受，他們與病人都有親密的互動，有時就像老朋友、甚至像家人，如果帶給病人不便，他們會事先告知、並且抱歉…在這台灣醫界，是不可思議的事。

一九七六年時，黃達夫在台灣父親中風，因而經常往返台灣，在病榻房照料父親，也經常受託照顧一些長輩、朋友，但在台灣的醫院見到現象，令他怵目驚心。例如曾有長輩住院，已經有五天沒有排便，肚子脹得很大，病人很難受，醫生毫不在意；還有一次，黃達夫發現，醫院的值班醫師把一位病人鼻胃管插錯了，本來應插進食道的鼻胃管，被插進氣管，醫師也沒有檢查就走了。

看到這些現象，黃達夫很不忍，他感受到，在台灣，病人是最弱勢的族群，一旦住進醫院，生死未卜，就算花錢，也買不到令人安心的醫療品質。從那時開始，黃達夫有一個念頭：如果有一天，他能將自己在國外看到的、有益於病人的做法帶回國內，讓台灣鄉親也能享有醫療品質，那該有多好！

故鄉的召喚愈來愈清晰，一九八六年藉由一次回國機會，黃達夫向當時行政院科技組召集人政務委員李國鼎提出，台灣有必要成立一所國家級的癌症中心。在當時政治環境，這個由國家出資的癌症中心未能被政府採納，李國鼎看得出黃達夫有滿腔熱，於是李國鼎幫忙說服辜振甫、辜濂松先生出資。一九八八年十月，五十歲的黃達夫，為了心中的一個理想毅然決然回國；隔年夏天，宣布成立孫逸仙治癌中心醫院（和信醫院的前身），這是台灣首家癌症專科醫院。

黃達夫決心走一條沒有人走的路，也是條艱難的路。「照顧好病人為我們的主旨，營運是次要，」而在關心病人這件事情上，黃達夫訂有嚴格guildline（指導原則），每個醫護人員必須按步就班地做，就像修理一部汽車。在制度建立初期，因為是沒人走的路，再加上台灣社會處在轉變時期，黃達夫坦言，「阻力大得不得了」；如今他回想起來，「假如當時我知道這麼困難，我還會願不願意？我想，I have to think twice!」（意即：我要三思）。

蓋新醫區，辜振甫先生出資二十七億，另外二十七億元得向銀行貸款，在初期，醫院營運並不好，尤其是醫護人員花很多時間照顧病人，不足的健保收入讓醫院處在虧損營運的狀態。令作家侯文詠印象很深刻的是，當時只要把和信醫院的病床與醫護人員的比例降到與國內其他醫學中心一樣的水準，馬上就可以轉虧為盈，但黃達夫拒絕這麼做，還回答說，「如此一來醫院經營目的是為了賺錢，我在乎的是改變了多少生命。」

很多人以為，和信醫院創院後一年就會倒，「我一直沒有營利的思維在，我認為你做對事，有一天你還是會得到你應得到的，」一九九七年八月和信醫院新院區落腳在關渡，揹負著二十七億元債務，病人也不多，醫護人員尚未到齊，直到二○○三年才轉虧為盈。

在那段內部反彈、外部壓力，黃達夫憑藉的只有信念，他堅定地說，「這個信念，不是你信了就會成功，不是你信上帝就得永生，而是你要去執行」。「有信念，就會有希望，在那過程中，我從沒有懷疑過這個信念。」他接著說，第三個就是love，對病人的愛，「有愛，你才會多走幾步路，晚上遲點回家，如果沒有愛，that’s all your business，就不可能做到」，黃達夫引用一位密西根大學教授的話，「所謂的品質，到頭來就是愛」，只要有愛，絕對有品質，而且不是死板的規範。

在那個年代，醫界常常有種鄉愿態度，很多醫護人員心中還是會質疑：真的值得這樣做？生命有這樣的價值？「但我是一點都不懷疑，」黃達夫回顧一路走來，「不斷說服、相互了解，一個人要做很多事情，去enrich別人，讓別人生命更豐富，我是覺得，21年痛苦是蠻多的，但也是很值得，這在台灣的確是不容易，」黃達夫感慨又平和地說。

觀念的改變是最難的，為了改變台灣傳統醫學院教育、為了培養「良醫」，黃達夫至今仍孜孜不倦地向後輩訴說這種奠基在對生命關懷的「以病人為中心」的觀念。他每隔兩周的周三，固定與院內主管交談，最近一次交談的主題是寬容與信任，黃達夫認為，病人與醫師假如不互相寬容，會有很多衝突，所以病人與醫生要有信賴，關係要拉近，這是行醫最重要的一件事。

「病醫關係好的時候，你就會加速替病人處理他的問題，如果病人有多個問題，你會多方面找人來幫忙；所以把病人看好的秘訣是：美好的病醫關係，」黃達夫說，醫生必須願意跟病人發生親近關係，不是把今天的病人看完而已，這是沒有感情的，醫生與病人之間要有感情。

黃達夫這番話聽來，讓人感到不可思議，不免質問：「這怎麼可能？」但黃達夫堅信，「如果醫護人員主動地現出這樣親近關係，事情就會發生」。他舉例，在談及寬容與信任議題時，有一個護理部主任講到，她的護士做錯了事，她曾三度請病人原諒她，現在那位護士成為醫院中最好的護士，她受到病人寬容的影響，變成一個完全投入的醫護人員…講到這兒，黃達夫不禁泛紅了眼，摘下眼鏡拭去眼角的淚水。

如何讓醫生、醫學院學生對病人有愛？黃達夫不只「傳教」，不斷說服別人，他自己為人師表，「真正要身教，這不是書本可以教的、不是用講的，而讓他們看我們是怎麼看病人的，」他斬釘截鐵地說，「我上一輩的老師就是這樣做的。」

即便高居院長職位、醫界大老，黃達夫到病房拜訪某位病人，一進病房，一定先向隔床的病人問候，說明來意，讓隔床病人得到應有的尊重；他巡房時，也會按鈴，考察護士對病人的態度，雖然二十歲出頭年輕護士，只要病人有需要，她是以秒計的速度出現在病人眼前，這會令黃達夫感到驕傲。黃達夫也經常把院內專科醫師找來，外科看內科，內科看外科，讓不同科別醫生互相了解、觀察、幫忙彼此的診斷。為使看病有品質，品質是從無數細節中建立起來，黃達夫不厭其煩地教導、說服、並以身作則、豎立典範地做。

他鼓勵醫學生照顧臨終病人，他說，年輕醫生在照顧過程中，病人走了，帶來心情上的衝擊，學習在這種心情下繼續照顧病人，很多學生寫報告，滿張紙都是淚水，學生從中體會生命，體會生老病死，所以在這樣的教育下就會建立對病人的耐心與愛。「我是這樣不斷在修煉，」黃達夫總是如此對年輕醫師與學生說。

現在的黃達夫，形容自己是「刺蝟」。這典故是來自英國當代思想史家 Isaiah Berlin ，他將世界偉大的思想家劃分兩類：刺蝟和狐狸。狐狸是無所不知，無所不包，觀察入微但思想散漫，像莎士比亞，而刺蝟則只會做一件事，有中心思想、有思想體系。黃達夫說，醫院和醫師就是刺蝟，所做的事情只有一樣：照顧好病人，不會搞什麼花樣。

對黃達夫來講，醫師是個志業，醫療是一種宗教（編按：並非指真正的宗教，而是指如宗教般，對人、對生命一種深信不移的信念），做醫療工作就要有如宗教般的意識。黃達夫想起《老人與海》書中，那位釣魚的老人。大家都說老人是不可能釣到魚的，終於，他釣到魚了，但老人的船又小、器具又小，釣到的那隻魚比他的船還要大，他就把魚綁在旁邊，等到回到渔村時，那隻魚都被吃光了，但老人就持續這樣做。黃達夫以此故事，比喻自己多年來所堅持的信念，懷抱著宗教情懷，走的是一條沒人走的路，卻從不後悔，未來，依然會這麼做。

（部分段落已於2011年2月刊登於《非凡新聞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