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 Really Don't Want to Know (Les Paul and Mary F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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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九年，妻和我相偕到美國猶他州的鹽湖城去唸書。剛到美國，忙於功課之際，也著實感染到異邦文化的衝擊。在新生訓練(orientation)和參加外國學生活動時，學到了一些美國民謠，包括”Five Hundred Miles”,＂Puff the Magic Dragon”等。同時，對於當年Joan Baez唱的反越戰的歌曲，如We Shall Overcome, Blowin’ in the Wind, 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 和 Donna, Donna等也都因這些歌代表的意義頗能感動我，而跟著學哼、學唱。久而久之，也成了我生活中的一部分。

我當時念的是語言學，沒有獎學金，因此暑假時，和妻相偕去賭城雷諾(Reno)打工，以賺取學雜費和生活費。第一年，我分別在兩個賭場，每天做十六個小時的工。那時賭場整天放的都是流行的輕音樂(elevator music)。有時遇上貓王的歌，覺得還滿好聽；對於大部分的管絃樂都覺得索然無味，煩都煩死了。現在一聽到elevator music，就馬上聯想到當年在雷諾打工的種種。酸甜苦辣，五味雜陳，也是人生難得的經驗。

在鹽湖城的兩年，我思想方面突然獲得解放。就如同大部分的留學生一樣，在台灣被洗過的腦，在美國大學的圖書館眾多書籍和開放的媒體的影響下，終於覺悟到自己的”昨非而今是”，受騙的滋味讓許多人把以前種種一概否認。我雖然沒有如此極端，但是求真相的意念卻是更加殷切。鹽湖城台灣同鄉會是我們在那裡的那段期間，由兩位教授輔導成立的。因為這些緣故，我不只台灣意識變得非常強，而且努力去認同與故鄉有關的種種。就這樣，我也和別的同鄉一樣，開始很自傲地重新大聲唱起台灣民謠。同時也對台灣民謠的旋律和歌詞為什麼如此的感傷得到了解答。當時，由於想家和思親，”黃昏的故鄉”和”媽媽請你也保重”是我的最愛。

我對古典音樂與宗教音樂的偏愛沒因射獵其他音樂而受影響，只不過窮學生只有聽唱片去過癮、解饞罷了。雖然舉世聞名的摩門教大教堂的唱詩班就近在咫尺，無緣聆賞的結果卻猶如遠在天涯，不過，我倒收集有他們的唱片，天籟般的歌聲常伴著我埋首苦讀的歲月。

在鹽湖城的兩年間，我們的”接待家庭” (host family)對我們很好。常常請我們去吃飯、郊遊，有一次也請我們去參加猶他交響團的演奏會。我們劉姥佬進大觀園，被音樂廳的富麗堂皇感動得目瞪口呆。胖胖的指揮出來了，我們立刻正襟危坐，眼看指揮把指揮棒一揮，優美的旋律首先由小提琴傳了開來。我們正沉醉之時，突然，＂啪＂的一聲，是指揮棒用力打在譜架上的聲音。音樂噶然而停，觀眾都不知道怎麼回事時，只見指揮轉過他的胖身軀，兩眼瞪著觀眾席的某個方向。我不解地轉頭去看host family的先生。他把嘴湊到我耳邊，用很輕的聲音說：＂好像有人講話＂。那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見到這種場面；也是到現在為止，唯一的一次經驗，至今印象仍然非常深刻。

在明州雙子城的的三年期間(1971-1974)，除了每天上學唸書、當助教教書，也積極參加同鄉會的活動外，值得一提的大事是長子的出世。

早幾年，妻就不再當學生，而以學生家屬的身分在學校上班。當然，兒子出世之後，她就辭去職務，在家當全職的家庭主婦。那時，我一方面要唸書，一方面身兼兩個系的助教，一個星期要教大約十個鐘頭的課。晚上還要和孩子玩，剩下的閒暇不多。因此雖然心中洋溢著幸福的感覺，音樂的享受，除了兒子小床音樂盒的搖籃曲外，就靠著收音機FM電台音樂節目的廣播和向同學借來的唱片來支撐。那時由電台重溫了許多包括貓王Elvis Presley和 Johnny Horton的老歌；同時也學到一些為我來說是新的歌曲，譬如House of the Rising Sun，I Can’t Stop Loving You，Sukiyaki，I Really Don’t Want to Know等等。現在妻喜歡把她車子的收音機設定在一個專播古典老歌的電台，經常可以聽到當年在雙子城常聽的歌曲，令我相當緬懷那段初為人父的喜悅和時間不敷分配的焦急的日子。現在兒子是美國華盛頓州某地區的資深檢察官，負責當地警察單位的法律諮詢、顧問工作。自己也有一子一女，兒子奕森六歲，女兒乃莉四歲，乖巧可愛 ，是洋媳婦瑞秋用心帶的成果。我們一年可以見上三、四次面。看到第二代事業如意、家庭圓滿，是我們最大的安慰。(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