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婆也知道自己的一生，多彩多姿，極富歷史價值，因此，一方面曾以英語寫了一篇自傳，另一方面，那位郭姓同鄉也曾訪問她，而將她的口述故事錄音存檔。據說共計錄有上百捲的卡式錄音帶。她的英語自傳，我曾為她找了一位同事替她做修改；而那些錄音帶後來她自己則連同英文自傳交給當時住在阿爾伯塔省卡加利市的一位台裔作家，因為這位筆名「東方白｣的林姓先生有意思為她這位歷史傳奇人物寫傳記。

阿婆聽到有人願意做這個事情，當然非常高興。後來，林先生多次來溫哥華訪問阿婆；他每次來，阿婆都請他到她公寓附近的麥當勞用簡餐，並在那兒交談。這些事情，阿婆都對我們津津樂道，也對該書的完成、問世，充滿信心與憧憬。

寫作當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更何況林先生對阿婆所說也都加以多方考證，因此，為性急的阿婆來說，那部著作的進度嫌慢，因而常有微詞。我總以「慢工才能出細活｣的話來安慰她，但是，她對於自己的身體狀況當時已經每下愈況的情形，頗有自知之明，所以，心中之著急自不待言。

過了一陣子，阿婆告訴我林先生將她的資料寄回給她，只簡單地說明無法完成她的傳記云云。這個意外的演變對阿婆打擊很大，但是，她仍不氣餒地多方探詢，希望為她寫傳記的事會有所突破；然而，她的努力似乎沒帶來任何結果，我也不禁暗暗為她著急。

這樣過了幾年之後，有一天，阿婆對我說：有人在某刊物看到一篇與她有關的文章，要我幫她去查證一下。於是，我到卑詩大學亞洲圖書館去翻閱台灣來的刊物，終於找到了一篇連載於「台灣文藝｣月刊裡面叫「浪淘沙｣的長篇小說。將消息回報給阿婆時，她一方面有些興奮，日夜盼望的事情終於有了眉目。雖然出現的是小說，而非傳記，但是，至少那是與她經歷有關的故事，因此，阿婆略感安慰；然而，另一方面，她對於林先生沒將此事告知她，感到頗不以為然。我心裡雖然也有同感，嘴上卻安慰她說：也許林先生正忙著出版事宜，等到告一段落，他一定會親自來拜訪她，把好消息親口告訴她的。

阿信的傳記林先生雖沒寫成，他卻以阿信給他的資料完成了這部號稱台灣第一部長河小說的「浪淘沙｣。這部三冊成套的書在1990年由前衛出版社出版問世時，阿婆已臥病於聖文生療養院多年，最後甚至神智已不是十分清楚；即使是清醒的時候，嘴裡也只是經常念念有詞，說著別人聽不懂、或不相關的話。當然，這位歷史人物也一直沒有機會從林先生口中得知她的一生已經譜成一部巨著的事；雖然林先生後來曾經表示「想把印好的書送給她親閱都來不及了；人生就是如此無奈。好在她們即時把她們的故事告訴了我，而我也及時把這故事寫成小說，才把她們珍貴的經驗留傳給我們的後代。只要沒錯過時機，我們也不必慨嘆了。｣然而，想到阿信當初賦予重托地將資料交給林先生，最後卻落此下場，誠然是令人扼腕蹉歎的憾事！

「浪淘沙｣雖以蔡阿信的一生為主軸，卻也包括了其他幾名早期來加拿大定居的台裔人士的故事。當然那是小說，不是傳記，因此，書裡面，蔡阿信變成了丘雅信，有些情節也被戲劇化。另一方面，林先生好像不曾清楚交代資料的來源，僅在類似序文的「命定｣（他覺得他是命定要寫這本巨著的）中，提到他與幾位主角互動的經過，也包括讀到阿信的英文自傳，以及與她談話的錄音...。這些事曾經引起惠美以及其他有關人士之親人的極大不滿。也因為一朝被蛇咬的結果，使得後來惠美對於有人想要索取與阿信有關資料之事，全部一概回絕，深怕再「上當｣，而受到二度傷害，更是池魚之殃的憾事。不過，藉由「浪淘沙｣，以及後來經民視改編而成轟動一時的同名連續劇，後人有機會對於這位偉大女性有些許了解，也是美事一樁。

1999年，一位專拍紀錄片的女性導演陳麗貴受台灣公視委託，拍攝「世紀女性，台灣第一｣系列，記錄幾位「台灣第一｣的女強人，包括第一位女革命家謝雪紅、第一位女市長許世賢、第一位女指揮家郭美貞等；台灣第一位女醫的蔡阿信的故事當然也被收錄其中。

陳導演曾到卡加利和溫哥華，親自訪問了當年與阿信醫師互動較多的人。在卡加利，她探訪了「浪淘沙｣的作者林先生，在溫哥華，則訪問了曾在阿婆晚年參與她的照護工作的吳清桂女士和我等人。

除了在接受訪問時，談了些我所知道的阿信醫師之外，我也做了許多前置作業，希望有助於該紀錄片的拍攝工作。我曾到溫哥華中央圖書館找出當年阿婆被控告的新聞報導的microfiche （縮小膠片）的記錄，也帶陳導演一行人去拍攝當年阿婆與林先生訪談的麥當勞、幾處住過的故居、曾去做禮拜的教堂、和最後埋骨的墓園。有機會幫助後世的人，藉著這部紀錄片的播放，而對這位剛強不屈的女性有更多真正的認識，是有幸與阿婆結緣的我義不容辭的工作。

我對阿信醫師最深刻的印象當然是她剛強的個性；只要她下定決心想做的事，她一定全力以赴，而且不達目的誓不甘休。大概也因為這種好強不屈的個性，當年才能夠不顧家人反對，而在加拿大籍傳教士金姑娘的推薦下，隻身前往日本，完成日本女子醫科專門學校的學業，而成了台灣的第一位女醫；因為這種好強不屈的個性，而使她能夠克服萬難，創立醫院，並隻手訓練了無數的助產士，成為台灣產婆的「祖媽｣；也因為這種好強不屈的個性，使她的晚年在溫哥華得以過得萬分忙碌，卻能自得其樂。。

阿婆的好學，我也親身經歷過。她曾老遠從她住處搭公車，再轉了兩次車，顛簸到我曾任教的社區學院去，為的是修習代數的課。「那是我沒學過的東西。我要試試自己有沒有能力了解它。｣聽她這麼說，又想到她如許大年紀，還這麼用心學習新事物，我們都不由得心生敬佩。她又說任課老師有感於她好學不倦，特地免費送給她教科書；說著，還把那本厚重的書拿出來，秀給我們看；自己也很自豪。

甚至，在七十幾高齡、走路都已巍巍顫顫時，她還曾要我帶她去買車，因為「等公車太耗時間，而且我覺得不夠自由！｣我當然拒絕了。把理由都說盡，還是無法說服她之後，我只好拿出殺手鐧：「那只好你自己去了。我不想警察局或汽車監理所找我麻煩。｣她無可奈何之餘，只得打消這個念頭。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她悲憫的胸懷。當初她與彭華英結婚後，相聚少離別多，不過，那時正是她努力創業的時候，工作上的忙碌使她無暇體驗孤單的苦楚。後來，第二任丈夫吉普生牧師去世後，阿婆已趨古稀之年，老伴驟逝，老來失偶的悲涼讓她深深體會到寡婦的孤苦無依。她思之再三，毅然將僅有的積蓄三、四萬加幣交給她一位在台經營企業的侄子，請他協助成立「至誠社會服務基金會｣，目的在於關懷與協助貧困的寡婦。她慈悲為懷的心，再度為台灣社會做出實質的貢獻。

八零年代末葉，阿婆身體已經羸弱不堪，行動也相當不便，她雖然還倔強地要獨立生活，跌倒了幾次之後，女兒惠美只得把她送到聖文生療養院（St. Vincent Extended Care Home），最後於1990年在那兒病逝，結束了她絢麗燦爛的一生。

後來在「至誠社會服務基金會｣於台北為她舉辦的紀念會上，我也曾應邀參加，並與到場的親朋分享阿信醫師晚年在溫哥華生活的點點滴滴。

內人和我何其有幸，能夠見證歷史，認識、並親近這位台灣第一女醫，也在與她互動的過程中，見識了她剛強不屈的外表，好學不倦的精神，以及纖細慈悲的內在。

現在，每當我們到史坦利公園時，內人和我總會找機會到「阿婆的椅子｣去歇息，同時緬懷這位像是自己阿嬤的台灣第一位女醫師，也感恩有機會與她互動的善緣。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