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許多城市一樣，在大溫地區，許多公園或旅遊景點裡，常常可以看到供眾人歇腳、憩息的有背長椅。靠背上絕大多數鑲有刻著「紀念某某人｣、或者寫上感恩、讚美、或勵志之類短語的銅片。有意者可以向公園局繳納一筆款項後，請它代為訂製。這做法一方面極富紀念意義，另方面公園局也可以因此得到額外的收入。堪稱是雙贏之舉。

溫哥華著名的史坦利公園(Stanley Park)有條長達九公里多叫“Sea Wall”的環園沿海步道，供遊客走路、跑步、騎單車或使用滑輪鞋/板之用。沿著該步道，可以看到許多這樣的長椅。而其中，在茶屋餐廳（Tea House Café）前方的草坪，就有一張寫著：In Loving Memory of Dr. A. Sena Tsai Gibson, First Woman Doctor in Taiwan. 立牌的是Chi-seng Foundation Taiwan。再由該處往英吉利海灘（English Bay）方向步行大概五分鐘左右，還有另一張，銅牌上款是Relax and Enjoy the View in Loving Memory of Dr. A. Sena Tsai Gibson ，底下署名 Daughter Emy and Family。這位Dr. A. Sena Tsai Gibson就是赫赫有名的台灣第一位女醫 – 蔡阿信女士。Emy是阿信醫師的女兒惠美； Chi-seng Foundation Taiwan則是阿信醫師晚年創立的「至誠社會服務基金會｣。惠美將兩張紀念母親的長椅設於此處，正因為“Sea Wall”是阿信醫師生前最喜歡徜徉的地方。

我在溫哥華住了四十年，在這第二故鄉有幸認識了許多傑出的台裔專家、學者與其他各行各業的人士，見識了他們在不同領域的豐功偉業，或在自己崗位上一步一步默默耕耘的諸多「腳印｣。然而，在諸多讓我佩服、景仰的眾人當中，我覺得與我將之視為阿嬤，並稱之為「阿婆｣的蔡阿信醫師之間，有特別深厚的感情，所以，在此垂暮之年做生命回顧時，願意特別在此記上與阿婆的這段情誼。

認識阿婆，機會偶然。那是我1974年初到溫哥華之後幾年的某一個週末，一位「郭｣姓的台灣朋友來找我，要我一起幫忙一位「長者｣搬家。那位長者原來就是歷史人物：台灣的第一位女醫 - 蔡阿信醫師。

幾次接觸後，我得知這位阿信醫師有過兩次婚姻。她的第一任丈夫是一九三零年代的台灣文化協會成員，後來遭受日本統治者迫害。此事引起了我莫大的興趣，就想從她口中了解更多當年台灣政治上的種種。然而，也許阿婆對當年丈夫從事的工作並不十分熟悉，或是因故不願多提，我並沒從她口中得到什麼「內幕消息｣，倒是對她晚年在溫哥華的遭遇，有了不少的經歷與了解。

這位台灣第一位女醫最大的貢獻是她1926年在台中設立了清信醫院，同時附設產婆學校，教授助產士課程。早期台灣中部的助產士幾乎都出自她的門下，可見她對台灣醫學界非凡的影響與貢獻。

從她口中，以及後來參考的資料裡，我知道阿信醫師在1924年與彭華英結為連理後，婦唱夫隨，倒也過了幾年幸福的日子。後來，彭華英參加台灣文化協會，從事民族運動，提倡台人自治的思想，觸犯了日本政府的大忌，因而被迫遠走中國，兩人的婚姻關係也就於焉終止。

日本發動東亞戰爭後，許多台灣人害怕有醫護訓練者將被日本人徵調去前線，因此，清信產婆學校的學生日漸減少，阿信乾脆將醫院與學校關閉，於1938年到美國遊學，其間，曾到包括哥倫比亞大學醫學院、哈佛大學醫學院等著名機構做過研究。後來又受到加拿大長老教會的邀請，到溫哥華訪問，同時拜訪當年推薦她學醫的德姑娘。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阿信返台計劃受阻，只得在溫哥華留了下來；日子一久，她也開始試著找工作。她曾先後在聖文生醫院（St. Vincent Hospital）與溫哥華總醫院（Vancouver General Hospital）當過實習醫師，卻都因無法發揮而鬱鬱不得志。後來，乾脆應徵去當日裔人士集中營(Internment Camp)的駐營醫師。

原來，當時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戰之時。直接參戰、而且屬於同盟國的加拿大，理所當然地將參加軸心國、並發動太平洋戰爭的日本視為敵國，同時，卻連帶地，把加拿大本地土生土長的日裔人士一律視為可能為母國日本做間諜工作的可疑人物，因此將他們通通集中在幾個營區裡，以便易於監視、管理。

阿信醫師應徵前往的集中營位於卑詩省內陸的「失落坑｣（Slocan）。那個地方異常偏僻不說，而且冬冷夏熱，住來相當艱苦。何況，集中營裡的宿舍建築草率、設備簡陋，日裔人士吃足了苦頭，連帶地，駐營醫師的遭遇也好不到哪裡去。不過，阿信再度發揮她的所長，至少對當時被關在集中營的人士，在醫療方面做了最實際的貢獻。

這種將日裔加人歧視為外國人、而以「二等國民｣相待的做法，乃屬大不智、且是違反常理與公義的行為，被日裔人士及其他衛道者大加躂伐，後來，加拿大聯邦政府也知道當年所為確屬不當，因此，對日裔人士正式道歉，並作出賠償。現在位於溫哥華「京士威｣（Kingsway）的日系中心（Nikei Centre）就是用那筆款項的一部分蓋的。這個與一般文化中心性質類似，卻又附設年長者公寓的的機構，專以保存、發揚日本文化為職志，另一方面也藉以緬懷當年無端受苦、被迫害的先民，希望這種情事永遠不再發生。

在「失落坑｣服務了幾個月，阿信又回到溫哥華後，馬上向當時的醫師公會申請開業。同時也性急地在唐人街租了間房舍作為診所，僱用懂廣東台山話的人士當翻譯，就開始看診。因為她的醫技精湛，很快地就博得病人的信任，也因為口碑很好的緣故，於是一傳十、十傳百，她小小的診所常常擠滿了前來問診的病人。不料，這情景卻無法見容於一些唐人街的醫生。他們對於一個廣東話完全不懂、普通話講得結結巴巴的小女子，竟然敢在他們的地盤「撒野｣，感到十分不是味道。於是告到當時的有關單位，說她是「日本間諜｣，同時，醫師公會也因她尚未取得許可就擅自開業，也對她提告。

審案的法官找不出她當間諜的證據，但是對她在尚未取得執照之前就擅自營業一事，覺得於法不容，還是判她一年緩刑，同時罰款一百加幣。以阿信的個性，當然拒絕在判決書上簽名，也因此，她被送進牢房。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