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筆至此，我彷彿仍可以看到當年她談到此事時，臉上不平與不屈的剛毅神情。這個事情經報紙披露之後，有位年輕的律師仗義為她多方奔走，終於感動法官，而說只要她在自白書上簽字，即可免繳罰款而出獄；這卻又為她所拒。最後，監獄官員不得已，只得拜託她出獄，才解決了這個爭端。不過，也因這個事件，有位當時已退休的軍中牧師吉普生上校（Col. Gibson）對阿信相當敬佩，兩人開始有些往來，也奠定了後來的一段良緣。

二次大戰終戰之後，由於當時中國駐溫哥華總領事的刁難，阿信無法取得中國護照回台，乃又回到美國，向當時國府駐美大使張群陳情。張大使明瞭狀況之後，馬上發給她一本中華民國護照，以便她可以順利回台。不料，卻遇到回台船隻的船員罷工，勞資兩方久久不能取得共識。於是，阿信又利用等待船隻復航的機會，到各大醫院參訪，學習各種手術的技巧。她先後到過約翰霍普金斯醫學院(Johns Hopkins Medical School)、梅育診所（Mayo Clinic）等馳名醫院參觀、研究。這事再度證明了阿信醫師好學不倦與力求上進之心時時俱在。

1946年，她順利回到台灣。翌年，二二八事件爆發，數萬台灣知識分子慘遭蔣介石派去「談判｣的十萬美式裝備大軍殺戮。對國民黨統治者的極端失望之餘，阿信頓萌遠走他鄉之心。那時吉普生牧師剛好在台灣訪問，也曾與阿信聯絡。有人即建議她嫁給吉普生，以便取得外國籍之後，容易出國。我當年一直不敢問阿婆：她決定嫁給「歐吉桑｣（阿婆在我們面前，對吉普生牧師所用的稱呼）是兩人真有感情，或者那是她為了離開台灣的權宜之計。「也許兩者都有吧！｣我只有這麼想著。

當時，在溫哥華也有不少同鄉與阿婆有聯繫的，相信他們也有不少有關的故事可以分享。然而，不知何故，對阿婆，我有像是對阿嬤一樣的感情。每隔一段時間內人和我就去看她，帶去食物，或帶她上館子打打牙祭，因為我們發現阿婆雖是醫界高手，對於烹飪卻是一竅不通，永遠是吐司、漢堡、三明治，或是味噌湯、湯麵、壽司、蛋炒飯而已。

阿婆喜歡搬家，也幸虧如此，我才有了與她結緣的機會。我們剛認識她時，吉普生先生早於1967年去世，而她也已把他們原先座落於41街接近緬街（Main Street）的老房子賣掉，而住在公寓。在我們和她有互動的一、二十年間，她至少搬了四、五次家。我們也就是在其中一次認識阿婆的女兒惠美的。記得我們先是見到她在阿婆新搬到的地方，又刷又洗地，忙著為母親清理東西。阿婆為我們介紹過之後，惠美一句閒話也沒多說，繼續低頭忙著。

我們也知道阿婆還有個兒子，叫Frank，娶了一位日本姑娘。惠美和Frank兩姐弟當年曾被他們父親帶到中國去，二次大戰戰後，阿信親自到中國把他們帶回台灣；後來出國時，也把他們一起帶出來。我們和Frank只見過一次面而已；與惠美也沒有太多的互動。不過，阿婆往生後，她請我們吃飯，也帶我們去看她為紀念母親，而委託公園局建造於史坦利公園瀕海步道的那兩張長椅。

阿婆和兩個孩子之間，似乎沒有像一般母子般的親近；她將之歸咎於「共產黨教育下的結果｣。不過，惠美常由她居住的西雅圖來溫哥華看媽媽，只是，好強的阿婆卻不十分領情，而說惠美是有其他目的才到溫哥華；來看她只是「順道而已｣。為此，我就曾就自己的觀察，和阿婆爭辯過好幾次，以證明她的誤解。雖然次次都說得她啞口無言，但是，她真正相信女兒對她好，還是在她晚年長年臥床時期的事。那時，惠美雖然自己要照顧丈夫及孩子，還是仍然常常老遠來服侍她；阿婆才慢慢受到感動。

阿婆往生後，惠美就回到西雅圖，我們一直沒機會聯絡。直到2013年我們聽說她已搬回溫哥華，住在養老院裡。經千方百計，在與她熟識的朋友處問到地點，才又有機會在那年聖誕節期間看到她。那時，惠美已經八十多歲，女兒May常去陪她。離開二十多年之後，大家都變了許多，和她再相見，恍如隔世。我們看她雖然行動不太方便，臉上卻露出滿足的笑容，好像歷盡滄桑之後，已看破人世間恩怨情仇一般地超然、淡定。見到我們，她非常開心。不幸，那次之後，我們就沒機會再造訪她，因為翌年春天她因體衰力竭，安詳離世。

至於兒子，阿婆曾經親口告訴我們：由於Frank不聽她的勸言，而堅持與日籍姑娘結婚，她只好與他斷絕往來。

「這是什麼歪理由？｣我是將她當阿嬤看待的，因此，有時候也會像孫子般對她「無大無小｣的。聽了這番話，我覺得阿婆沒道理，何況她自己又曾在日本受的高等教育！這句話就這樣衝口而出。她聽了之後，也沒生氣，只是顧左右而言他地支吾了過去。對這件事，我雖然沒「窮追不捨｣，不過，我卻覺得母子連心，即使個性剛強如阿婆，終有一天會另作他想的。

果不其然，阿婆後來親口告訴我，她晚年時極想與Frank修好；經過幾次的挫折、失敗，皇天終於不負苦心人。有一天，她興沖沖地拿一張卡片給我們看。原來那是Frank 給她的母親節卡片。看她那種滿足、興奮的表情，我們也為她們母子終於相認、和好而高興。

阿婆對她在日本求學時期的種種很少提及。只是有一次，某個雜誌出現一篇文章，描述那個時期台灣留日學生的生活；裡面談到「蔡阿信是很多男士心儀、追求的對象｣時，我曾半開玩笑地向她提及，她只輕輕地回答說：「那是黑白講的啦！人家那時只顧唸書，哪有心談什麼戀愛？｣看她沒有談下去的意思，我也不好多問。不過，我注意到阿婆似乎對日本有些負面的觀感。除了早年禁止兒子娶日本姑娘，甚至以斷絕母子關係做要脅之外，還有個事情讓我印象深刻。

有一天我用車載著阿婆，現在已忘了當時是要去哪裡；只記得是沿著女王公園北邊、接近納特貝利體育場（Nat Bailey Stadium）的第29街往東行。當時，街道兩旁古木蒼鬱，給大地撒下一片綠意。突然我想起車裡有一張我自己很喜歡的音樂光碟，叫 Sound of the Seashore，是當代北愛爾蘭長笛大師 James Galway與東京弦樂團合作的作品。裡面收錄了著名、通俗的日本民謠。我自己出生在日據時代，小時家裡，父親經常播放日本民謠，因此，對那張光碟裡的歌曲，我大多耳熟能詳，而且常常聽著聽著，就彷彿又回到孩提時代的老家，也勾起對父母以及親人無限的懷念，因此這張光碟讓我百聽不厭。我那時想留日的阿婆一定也會喜歡，因此興沖沖地，一邊將它放進車裡的光碟機，一邊等著看阿婆開心的反應。

音樂響了，熟悉的旋律立刻迴旋在小小的車廂裡。我邊開著車，邊用眼角去看坐在鄰座的阿婆。只見她眉頭微皺，若有所思。我心裡有些納悶，正想開她玩笑時，突然，聽到她大聲說：「快快關了它；我受不了了！｣ 我正要開口問個究竟，阿婆卻像洞悉我的意圖似地，而用懇求的語氣說：「不要問，可是我感到很難受。拜託你趕快關了吧！｣我當然二話不說，馬上把音響關了。車子繼續往前行駛，只是車裡面的兩個人卻一路無話，各自懷著不同的心事。我不解阿婆有此反應的原因，雖然想多問，卻提不起勇氣，也怕又傷了老人家的心。也因此，阿婆當時想些什麼，我始終沒有機會知道。除了她曾經提過當初剛到日本時曾受到歧視的事之外，是什麼原因讓她對日本有那麼深的敵意呢？阿婆不曾多談，這段小插曲也就隨著阿婆的老去，而永遠埋入歷史了。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