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於2008年10月21日中國時報觀念平台，當時覺得「近貧補助」的政策用意很好，如果在金融海嘯的衝擊下，能夠多建立一些類似近貧補助的社會安全網，那海嘯過後，也不致一片荒蕪，還是會留下些用心的足跡，不過，近貧補貼大菜上得太草率，所以問題多多，有點可惜。此外，社會安全以及社會保險應該和退休福利密不可分，這部分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再看看「退休可以領多少錢」，也可以再看看有關18%和憲法平等權的「退休保障與實質平等」：

因應社會貧富差距擴大，內政部提出「工作家庭所得保障」短期補貼方案（即所謂的近貧專案），在M型社會時代，扶助工作所得弱勢族群，隱含有財富重分配、並保障就­業功能之意義，立意十分良善。但用意雖好，方案本身規畫不足，導致執行時漏洞百出，從預算編列到名單擇選，皆充滿爭議，十分可惜。

首先，在名單挑選上，「近貧」人口的定義，是以報稅之資料為主。但由於台灣所得稅制，特重有案可稽之勞力所得，結果誠實報稅之貧民未必能入選，而有些不用報稅、­或刻意逃漏報稅、但有資本利得之小富，反而得以入選。這顯示採用報稅資料的標準恐過於寬鬆，無法正確顯示當事人的財富程度。此外，不知內政部這次為何放棄申請方­式、改採「電腦選出」，再由村里基層幹部逐一通知？依據內政部社會司的最新統計顯示，目前台灣低收入戶人口有近廿一萬人，而目前政府鎖定的近貧人口數則近四十萬­人。低收入戶採申請制，兩倍於此的近貧人口，反由政府主動通知，不知道理何在？在基層人員工作量大增之下，出錯的機率必然更加提高，而有些長期未在戶籍地居住的­人口，若不知自己雀屏中選，反而錯過良機。

再來，針對近貧專案，內政部目前預定提出二五九億的預算，卻毫無法源依據，可能違反依法行政原則。按傳統之「依法行政」原則，原可分為兩項：一是嚴格的法律保留­原則，意即政府的行政行為應有明確的法律根據；二是相對寬鬆的法律優越原則，意即行政行為只要不違背法律規定，均可為之。至於如何區分不同標準的適用時機，傳統­理論則以行政行為之性質區分，若是涉及人民生命、財產等權利的剝奪之干涉性行政，應採用積極的法律保留原則；但若是給予人民福利補貼之類的給付性行政，則可適用­較寬鬆的標準，只需要預算案或國會部門的支持，非必有法律明文依據不可。但隨著現代國家角色與功能的變化，在給付性行政，倘若針對某一特殊族群，則往往涉及社會­各族群的資源競爭：因為對某一族群的「給付」，往往便是對其他族群的「干涉」，是以近年來行政理論，漸漸亦認為福利行政亦應有法律保留原則之官間，而大法官會議­解釋第四四三號，更明確指出「……給付行政措施，倘涉及公共利益之重大事項者，應有法律或法律授權之命令依據為必要……」。

是以內政部所需的二五九億元預算，即使不論其電腦選擇近貧標準是否合理，它針對社會少數族群進行資源補貼，必然造成其他族群之資源排擠。由此綜合來看，不只是「­近貧方案」的預算金額應取得明確的法律授權，近貧戶的選擇標準，亦應透過立法部門的討論、凝聚社會共識統一補助標準為宜，不應由行政部門任意訂定門檻。

 在M型社會的壓力下，近貧補貼的福利政策，絕對可以是一道色香味俱全的政策大菜。主其事者應寧可細火慢燉，也別浪費了納稅人資源，雖或不能立刻讓補貼方案上桌，­但更應避免端出一盤味道「近貧」的爛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