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我討論「對人民與執政者角色關係的想像」這個議題，並表示期盼客觀評價執政者，有朋友並不太同意我的想法，其中一種理由是：「與其民不聊生，不如官不聊生」、「與其要求弱者客觀冷靜，不如要權力支配者謙卑聆聽」。我相信這種論點頗有代表性，也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與說服力。所以，我需要審慎來討論這個說法。我想提出以下的幾點回應意見。暫時無力多做申論，就先做簡單陳述。

一、                任何時候，人民力量在總體結構中的角色都不可輕估：以毛澤東來說，他就非常強調人民力量。群眾運動專家Eric Hoffer則強調群眾的力量。群眾力量某個意義來說，多數也是人民力量。總之，人民力量遠比我們一般所以為的要強大。相對說來，執政者的力量從未能真正完全凌越、支配人民。如果支配似乎存在，很可能還有另外的結構作用的配合。執政者相對於總體結構及人民力量是卑微、無力的，以宋神宗與清光緒帝時的變法為例，兩人是號稱具有絕對權力的皇帝，當要改變制度結構的時候，也一樣弄得狼狽不堪，變法也終究未能成功。這就可反映結構相對於皇帝的力量。而今天的執政者還沒有皇帝的權力，要改變制度結構，只能用說服，除非是明顯有利於民眾，否則難度自然更大。

二、                在當代國家中，人民力量更形崛起：以台灣來說，民主化以後，人民力量更形崛起，更是一股巨大的力量，執政者想不理會也不可能。也因為人民力量崛起，所以更需要人民自我提升，才足堪擔當國家主體的角色。人民需要有伯樂的眼光，才能找到千里馬為自己服務。如果缺少這樣的眼光，尤其是看不出外表笨拙的潛力者，就很難獲致幸福。如果人民將千里馬用來拉磨子，總之，那也是禍福自招。

三、                如果人民要獲得穩固幸福，就必須要能理性自主，而不可抱持依賴性、順從非理性：假定「人民的眼睛永遠雪亮」恐怕只是一種漂亮說詞。假定人民弱勢，所以應該包容人民的非理性，甚至依循其非理性的主張傾向，是危險的見解。非理性的人民很難依賴執政者的理性力量來挽救。且非理性的人民很可能產生非理性的領導，並最後帶來整體悲劇。人民必須自己去尋找理性幸福之路。

四、                人民與執政者的關係應該是互信與互相尊重，而不可完全偏重一方，這是「結構合理性」的重要環節：放大說，普遍的人際互信與尊重是合理社會結構的要素。人民與執政者任何一方若放縱自己，都將帶來悲劇。如果認為執政者是有權的一方，所以即便沒有得到應得的信任與尊重，也不該怪弱勢一方，若大家都這樣想，那個不合理結構就得不到應有的調整，最後，悲劇也不能消弭。官不聊生也絕不是人民之福。有人強調要執政者謙卑聆聽，但是他不可能完全聽從所有民意，因為民意並不統一，且常有內在矛盾。強要執政者聽從所有民意，是理論上不可能的事，只能是做一種姿態，最後會使事情陷入困境。

五、                知識分子不宜鼓勵非理性的人民行動，藉譁眾取寵廉價獲得正義代言人的名號，真正有良知的知識分子不應該輕易順從非理性的多數意見，雖然可給予同情，卻不應該輕易鼓勵。（何者為非理性，當然需要審慎討論，所以宜避免太快進行判斷。通常對異議者我們很少正視其合理性，甚至常加予否定的道德判斷。）我們可以同情、包容人民因為條件不足而形成的非理性行為，但是絕不宜放縱不反省非理性。知識分子對於非理性的反省不可稍殆，包括對人民、對政府與對自己。

PS: 我沒有想到這篇簡短貼文還有這麼多的讀者，而且還有不少的推薦者。先要向諸位朋友表示感謝之意。如果朋友們有興趣，歡迎再閱讀「是心魔？還是忠誠外敵」一文。兩文緊密連結，主題有互補性。我希望能進一步討論以下兩個主題。一、為什麼我強調執政者相對於結構和人民力量是卑微、無力的？那為什麼執政者有時候顯得那麼有權威，是憑藉什麼作用？二、為什麼我總是要強調人民的非理性面？人民真的那麼非理性嗎？在什麼地方顯示非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