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時「我見我思」專欄作家吳典蓉在8/17〈幸好他民粹不起來〉一文中說道：「我不知道馬英九將來逮到時機會不會民粹；而且，即使不民粹，但是一位無法激勵人心的領袖，其實也是某種缺陷」；「我心目中的領導人，最好是目標不民粹，但必須要有民粹的手段，他不能是炫惑人心的吹笛人，但至少在重大時刻要有凝聚共識的能力」；「這也許是台灣的宿命，在對立的台灣搞民粹，有極大的風險，兩害相權取其輕，一位無趣的領導人，可能是不得已的選擇！」

吳典蓉是我很佩服的一位專欄作家。由於她的社會學背景，在她的討論文章中不時會出現一些社會學家的觀點，包括引用德國社會學大師韋伯的語句。譬如在這一篇大文中，她就引述了韋伯的一句話：「從政的人可不能像神父一樣，只管自己的靈魂得救」。由於我也是社會學的背景，也是韋伯的粉絲，所以對於會引用韋伯語句的作家，不免會有自然的親和心理。

但是，吳女士在文中表示了一些無奈的心情。她基本上似乎認為馬總統關於釣島等（重大）事件的舉措、決定是合理的，但卻又認為馬總統不能在重大時刻凝聚共識。她對此感覺無奈，從而也覺得馬是個無趣的領導者（因為不能帶來較多的盼望）。對此，我則有些許不同的想法。

我要再度強調一個觀點：一個人是否無趣，實際上不完全取決於這個人本身。很重要的另一個環節是觀眾。觀眾其實抱持著特定的眼光、觀點，對於同樣的事物，不同的觀眾卻可能會有不同的感覺。好比同樣一部周星馳的電影，有許多人看了笑哈哈，有人卻覺得庸俗無趣；反之，伍迪艾倫的電影，許多人看了打瞌睡，有些人卻非常激賞。到底是誰無趣？

即使是馬總統本人，他先前如果真讓人覺得這麼無趣，後來大概也不可能當上總統。回想二、三十年前的馬英九，那時候，會有人用「無趣」來形容他嗎，特別是媒體？那時候的他，難道不是陽光、可愛的模樣，不是媒體的追逐焦點？怎麼會被說成是無趣呢？

是馬英九改變了？還是我們的社會變了？還是…。

答案恐怕很複雜。簡單而重要的一點是，馬英九現在站在不同的位置上，人們對他有不同的期待與對待。是一般人的期待眼光使人們對他有了不同的感覺。

也許，有人會說，這是擔任領導者的宿命，他們就是要被過度期待、因而也被過度批判。

純就領導者的個人宿命來說，好吧，就這樣吧。反正我也挺嫉妒他的「好命」，就讓他被罵得臭頭又何妨。

但是，重要的不是馬英九或任何其他領導者的個人命運問題，而是整個國家的命運問題。而整個國家的命運，不能由領導者個人來決定。認為國家命運該由領導者個人來決定，那恐怕是專制時代的觀念，而且，即使是在專制時代，民眾持這樣的觀念，恐怕也還是嫌太依賴性格。難道民眾真要等待君王主動讓出政權給人民嗎？所有的民主先進國家，難道人民的權利是等候君王主動讓渡而來的嗎？

好吧，暫時忘了人民的責任與自主性問題。讓我們想想領導者與社會結構之間的關係。

有句成語說：「山不就我，我來就山」。這話或許也可以用在領導者與社會結構兩者的關係上。也許，我們不能期待由社會結構來遷就領導者，而只能期待由領導者去遷就社會結構。社會結構比較像是一座大山，豈是能夠輕易移動，所以，當然應該由領導者來遷就它。

但是，問題恐怕其實更為複雜。

問題有兩面。首先，社會結構終究不是山。山沒有意識與意志。山的價值，只是對有意識的觀者而言，不可能有value-in-itself（不依存於觀者，而自存於事物本身的價值）。但是，社會結構不同，它會有自身的目的與價值。社會結構會有合理、不合理的問題，會有要不要改變與如何改變的問題。

我們既有的社會結構應該被改變，因為它存在著許多不合理的性質。這是我的基本命題。山不會有這種問題，但是社會結構會有。從而，如果領導者總是遷就了既有的社會結構，那麼，領導者或許會比較容易進行領導。嚴格來說，那可能不是領導，而是適應，適應、遷就既有結構，就是「山不就我，我來就山」。所以，山不會被改變。

但是，我們卻希望社會結構能被改變。我們希望社會結構的不合理性能被革除。而這就又會觸及另一層的問題。

欲革除結構的不合理處，結構的成員是會感覺不舒服、甚至痛苦的。就像動手術，病人是會感覺痛的。那麼，我們還要不要動手術呢？我們不會認為山的本質存在是不合理的，但是我們卻可能會認為社會的存在有本質不合理處。我們比較不會要改動一座山，即使要，問題只在於工程太浩大，而不在於山會覺得痛苦。我們比較會想到要改變社會結構，但是，結構成員卻可能會因此覺得痛苦。

要不要對社會結構開刀、動手術？對這個問題，我並沒有簡單的答案，因為手術也可能有多種結果。可能有幸或不幸。如果是遇到庸醫，手術可能反而治死人。

我們遇到的究竟是不是庸醫呢？

我先不回答這個問題。即使答了，如果與多數人的見解不同，也難得到共鳴。

也許，重要的是先去分辨我們已經有的痛苦，究竟是大環境的結果或「手術」過程的痛苦，還是無謂被加諸的痛苦。我們是否應該學習忍受這種痛苦，或共同想法解決痛苦，還是要因此而起來批判、推翻領導者個人，因為我們認為他是無謂施加痛苦給我們的人？

我們中有許多人似乎在恍惚之間覺得我們的痛苦是被無謂施加給我們的。所以，問題在於施加者。對於這種施加痛苦給我們的人，即使他原本再怎麼可愛，現在也不再覺得可愛了。

馬英九如果被認為無趣，很可能並不是他一直都這麼無趣，而是他變得無趣了，因為我們開始覺得他是製造問題的人或是不能解決問題、滿足我們期望的人。也許，有些人會覺得用「無趣」兩字來形容馬，還是太輕描淡寫的用語。吳女士會這麼輕描淡寫，似乎因為她終究並不否定馬的一些重要抉擇（包括馬對釣島事件的冷處理），只是遺憾他未能「在重大時刻凝聚共識」。

但是，我認為問題在於共識本來就並不存在。請問：關於國家認同，大家本來有共識嗎？對於如何處理陸台日三方關係，大家有共識嗎？甚至對於釣島的歸屬應然，大家有共識嗎？我不認為有。想想看，李登輝怎麼說釣島歸屬？他豈不是斬釘截鐵表示釣島屬日本嗎？

本來沒有共識，而期望領導者能建立共識。這種期望不能說不該有，但是，卻可能是過高的期望。

請問，老蔣能在國共矛盾中建立共識嗎？小蔣被認為是歷任總統中最英明的一位，他能消弭台灣的省籍矛盾嗎？好像不能。

從沒有共識中建立共識，正是在改變結構。而要改變結構，結構中的成員必須被調動、被動員，並且產生意識、思維方式的變化。但是，民眾正是在抵制被改變。民眾常不自覺地傾向要維持既有的思維模式，而只要能獲得他們所要的利益。他們拒絕改變既有思維方式本身。好比說，藍綠兩陣營的人都不太會想要自我調整觀念與立場，以與異議的對方形成共識，而比較希望由領導者促使異議的對方改變，以形成共識。結果，能有共識嗎？

問題又回到了誰來遷就誰的問題。領導者究竟是要遷就結構，還是去改變結構？結構中的成員又應該抱持什麼樣的態度？是抵制？是個個扮演批判的旁觀者？還是主動自我改變？

領導者能夠凝聚共識，那是韋伯所說的卡里斯瑪(charisma)的特質。但是，誰真正具有卡里斯瑪的特質？率先模仿這種特質的領導者可能是希特勒。他好像成功了，但是總體的結局卻也最悲慘。另一個最能顯現卡里斯瑪特質的領導者可能是伊朗的教長何梅尼，也是近代伊朗最保守的一位領導者。

如果馬總統不具備這種特質，甚至還拒斥這種特質，我不會覺得無奈，而甚至會覺得慶幸。我以為，「卡里斯瑪」特質與「理性」特質背道而馳。而我寧要領導者理性，不要他具有卡里斯瑪特質。至於是否無趣，坦白說，這不應該是我們對領導者的要求條件；而且，這主要也不是馬總統個人的問題，更多是民眾觀點的問題，可能最多是媒體觀點的問題。媒體如果更多些社會責任概念、更多些思想深度，也許看到的事情就會不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