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數人只是在成長過程中通過社會化而形成自己的價值行動座標系。但是，通過社會化未必能建立充分、完整的價值行動座標系。而當我們的行動跨出了既有的價值行動座標系時，我們就可能陷入迷惘。也或者，我們所處的情境與既有的價值行動座標系難以充分對應時，也會陷入迷惘。另外，如果我們的「地圖」根本畫錯了，我們也很難不迷向。

問題或許還更微妙。行動者主觀上可能並沒有迷失方向、迷失行動座標系的感覺。但是，從旁看去，卻發現他還是陷入了空間迷向。

有些精神病患者會宣稱他們被他人用電磁波控制腦部。譬如曾有人向我說美國CIA用電磁波控制他的腦、控制他的行動，並要我幫他找出發射電磁波的儀器。

精神病患者自己可能不自知處於迷向的狀態。他或許自以為有很清楚的自我意識與行動方向。當然，也或許他覺得自己的思考不再清晰，而好像被什麼東西阻塞了清明思考，所以自我解釋認為這是外部因素（如電磁波）所造成。

然而，我們一般人和這樣的精神病患者究竟有什麼不同？這樣的精神病患者可能只是較難以區別想像與真實。但是，我們「其他人」（？）對於想像與真實的區別真的都清楚嗎？其實大有可疑。

想像與真實的區別，在小範圍裡可能較易區別，但是，如果我們已經建構了整套的認知系統、整套的行動座標系，並有一定程度的內在邏輯性，我們恐怕就很難跳出來看出虛妄。

事實上是：所有的「真實」其實都帶著我們的主觀想像。如果沒有加上主觀想像，我們恐怕永遠得不到具有意義完整性的「真實」。我們用主觀想像（在既存語言與思考框架下的想像），來填補資訊中的罅漏，而我們的資訊永遠有罅漏。最後，「真實」中瀰漫著主觀想像。也可以說，我們「建構」了所謂的「真實」

「建構真實」的工作可能主要是由群體共同完成，也由群體所共享。而這樣所建構的真實，往往更具意義「完整性」，也因此更具有說服力。而群體的權威與壓力也會增強這種「真實」的說服力。

但是，不同群體間卻往往建構出不同的「真實」，以致不同群體間往往生出扞格或衝突。

譬如，馬總統推出一個「和平協議」說，藍綠兩方對這件事的看法就南轅北轍。綠營偏向認為那是賣台的動作，而藍營當然不這麼認為，而會強調「和平」訴求的應然。

國、共兩方在記憶當年的國共鬥爭或抗日戰爭歷史時，所建構的歷史「真實」也迥不相同。國民黨宣稱是由國民黨主導抗戰，共黨則主要藉由抗戰在求自身的發展；共黨卻認為是共黨主導抗戰，國民黨則態度消極。另外，譬如美國與中國在論述雙方的互動過程時顯然也有極大的落差。美國偏向宣稱自己是世界正義的維護者，中共則往往扮演搗蛋者的角色；而中國方面則認為美國是帝國主義者，不斷欺侮、宰制其他國家，包括中國。

群體間的不同「真實」建構，正反映出所謂「真實」的「建構性」，其中有主觀、有想像、有語言與思考框架的作用等。

我以為「建構的真實」與「建構的價值行動座標系」應該是交互形成的，互為條件、互相依托，甚至彼此重疊。它們交織成整個主觀意義網的主要內涵。

不同群體間所建構的「真實」固然有別，不同群體間所建構的價值行動座標系也常相扞格。我們在要跨越群體自有的行動座標系的時候，可能特別會陷入迷向的感覺中。所謂文化震盪(cultural shock)就可能是因為跨越不同價值行動座標系而陷入行動者空間迷向的狀態。

但是，話說回來，如果我們並沒有跨越不同的行動座標系，我們會感覺行動迷向嗎？很可能不會。我們會接受既有的行動座標系的指引，視之為理所當然，並因此獲得身心的安頓。問題是，群體自有的行動座標系現在可能被擺在一個全球性的視野（或至少是較寬廣的、跨文化的視野）中被審視。所以，自認為理所當然的行動，現在卻可能被從跨行動座標系的視野來檢視。然後，雖然行動者並不自覺，行動卻還是可能被認為是空間迷向。

就像我們今天看滿清末年許多中國官員們的所做所為，我們會認為他們保守、落伍，不識大體、阻礙進步。而他們自己在當時卻可能認為自己的行動是在維護某種重要價值，或符合某種「合理性」。

當人們並未意識到存在一種超越的、普遍性的價值座行動標系時，依循小範圍內的行動座標系的行動就不會有行動者空間迷向的自我意識。然而，這種缺乏自我意識的行動迷向，卻可能更難跳脫空間迷向的狀態。

「缺乏自我意識的行動迷向」是否為一內在矛盾的概念？也就是說，迷向是否必須以行動者自覺迷向為必要條件？

如果我們承認有妄想型精神病患，那麼，就可確定上述問題的答案是否定的，行動迷向並不必以自己能意識到迷向為必要條件。也就是說，我們相信還是有較客觀的判準。反之，缺乏自我意識可能常是行動迷向的要件。行動者可能自認為在做某件事，而這件事的意義是A，而A具有某種正向的意義。但是，從一個更寬廣的視野來看，卻認為行動意義是B，B具有某種負面的意義。而行動者對於意義B卻可能沒有自覺意識。從那個更寬廣的視野來看，這就是行動者的空間迷向。

什麼是更寬廣的視野？我們是否必須依循最寬廣的視野？那是否是所謂的普世性價值？究竟有沒有普世性價值？涉及人間是非的價值座標系極可能都帶有社會文化脈絡的侷限性，而至今難找到絕對的普世共享的價值座標系。這可能也使得行動迷向的可能性增加。

不過有一點可以確定，人會後悔曾經的作為，而且後悔可能持續長久時間；或者，對某些行動，人們會有高度共識性的批判。譬如今人看納粹的作為，就會有共識性的批判。如果有人還在仿效納粹的作為，他很可能會被認為是精神病患者。

當我們跳出既有社會文化脈絡的時候，特別能發現行動迷向的問題。今天的中國人回看滿清末年，就會很清楚感覺到那些抵制改變的人的迂腐、守舊、落伍、不合理。我們就會說那些人是在一個不恰當的行動座標系的指引下思想、行動。用現在的價值行動座標系來看，他們是一群行動迷向的人。

但是，今天的中國大陸，在面對民主制的時候，是否也陷入了空間迷向呢？許多大陸人對民主制嗤之以鼻，並嘲笑台灣的民主制，那是否是一種行動者的空間迷向的表現呢？

我認為是的。我認為他們在使用一套從更寬廣的視野來看並不恰當的價值行動座標系。所以，他們其實是處於行動者空間迷向的狀態。但是，他們多半並沒有清楚的意識。部分人或許能跳脫，卻反而常因此被群體所制裁，加以各種罪名與刑罰。少數人或許成功，於是成為革命英雄。

只是，究竟是誰處於空間迷向的行動狀態？誰有資格做出判斷？當我這麼說他們的時候，他們當然也有權說：其實是我們自己處於空間迷向的行動狀態。那麼，究竟要如何釐清這樣的爭議？

這時候，我們非常需要找到有超越性的參考座標。所以，對於中國大陸某種程度的反民主態度，我會再度提到五四運動中的「德先生」這個口號。因為五四運動其實正是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源起契機。再者，共產黨推倒國民政府的一個重要口號，也是強調國民政府不民主。這表示，「民主化」其實也是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初衷。在我們陷入真理迷霧中的時候，或是是非紛爭難止的時候，或該「循其本」、找回初衷，初衷就是我們的重要參考座標。

大陸上對於民主制提出很多的批評與質疑。面對這些批評、質疑，我說：「質疑民主，是有道理的。但是，反民主，我認為是錯了。」因為反民主意味著共產主義運動違背了它的初衷。用行動者的初衷作為參考座標，我們或可判斷行動者是否空間迷向。

我不是說初衷不可變。但是，改變初衷要能在理上有說服力。如果反民主是對的，當初共產黨就沒有充分理由批判、推翻國民政府。

共產黨也許說，我們批判國民政府，只是是批判其貪腐無能，並不是批判他們反民主。就我所知的史實，不是這樣的。當年所謂「六君子」事件，就是用不民主作為批判國府的標準。當年許多的學生運動，也都是拿不民主作為攻擊國府的口實。這樣的攻擊，部分是使國府失去士氣與效能的原因。

相對於國民政府，中共或許會說，我們雖然比你們更不民主，但是我們比較有效能、比較不貪腐。

貪腐問題部分是傳統文化的作用，部分是匱乏的物質條件的效果，只有少部分是執政黨的紀律問題。而紀律也未必能恆久持續。中共的貪腐問題，現在已經非常嚴重，這當然也是大陸的重大危機之一。中共的統治正當性也可能會因此受到強烈挑戰。

而且，民主制衡的機制其實有克制貪腐的作用。為了防止貪腐，也應該是肯定民主制，而不應該是反民主。

統治效能似乎是中共比較能用來自我辯護的一項。但是，貪腐卻是效能的對立面。貪腐會破壞信任，沒有信任，效能就會大打折扣。

我曾表示，中國大陸現在的榮景相當部分是以前期中國所受的苦難作為肥料澆灌出來的果實。而肥料可能耗盡，到時候果實是否還能豐碩，尚未可知。具體來說，人們願意犧牲奉獻、奮鬥打拼的精神可能漸漸稀少，而願意和衷共濟的精神也漸漸減少，後者這種精神尤其對於高層統治圈的穩定、團結特別重要。

中國其實是在與時間賽跑。究竟是肥料先耗盡，還是新的促進和諧的力量先生成，這是個關鍵問題。如果肥料先耗盡，而促進社會和諧的力量尚未能發展，中國就可能陷入巨大的內耗危機。

相對於台灣，中國大陸有她另外一項優勢，那就是龐大。其中自然存在優秀人才，能產生突破性成就。中國的太空科技、核彈科技，可說就是這些人才的貢獻。就此而言，台灣無力匹敵。

但是，中國的龐大也是巨大的危機之源。人口問題就會使中國陷入危機之中。而人與人之間的利益、資源之爭，更是危機的最大來源。許多貪官貪污金額龐大。相對的，顯然有許多小民受到了嚴重的剝削。這樣的情形，如果不能有效遏阻，將來難免是最大的危機問題。

如何遏阻貪腐，徒法治不足，嚴刑峻罰亦不足。現在的中共，要罰起來可一點也不手軟。但是，這顯然並沒能遏阻貪腐。而唯有民主制衡才是治本之道。

此外，大陸上始終很難充分實現言論自由、新聞自由，這其實也意味著為維護統治所帶來的社會緊張。這種緊張也在與時間賽跑。

總之，反民主絕非中國大陸應該抱持的長久價值立場，最多也只是一種不得已的暫時做法。勉強而為之，就要特別注意可能會滋生的副作用。暫時的做法，必須放入一個更大的座標系裡隨時監看、注意調整，而不能使暫時變成長久持續，權宜的做法取得永恆的價值。後者正意味著價值行動座標系的混亂。

早年的二戰電影「桂河大橋」裡最後有一幕，英軍指揮官拼命阻擋美軍炸橋，因為橋是英軍俘虜辛苦所建。直到最後一刻，他才忽然醒悟，幫助完成了炸橋的動作。維護橋還是炸橋，各有其道理。但是，在較寬廣的視野下，它還是有個應然的判斷。

民主或許可以緩進，但是，反民主卻不妥。反民主的態度可能是反映行動者的空間迷向狀態，必須從更寬廣的視野來檢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