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網上常為政治領導者緩頰、辯護。我在網上持續力挺馬總統，而對於像老蔣、毛澤東等人，我在有所批判之餘，也表示大體的肯定；即使是對於像陳水扁這樣的人，我也表示了一定程度的同情。

有網友對我這樣的態度極不以為然，認為我丟了知識分子的臉，說我「用些XX不通的概念和說法來為馬先生和陳爛污開脫。」有些形容詞甚至還更羞辱。總括來說，他意思是在說我是「便佞小人」，因為我為領導者辯護。

面對這樣的事情，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辦。說來網上知音真的不多。知音不多沒有關係，能不能少些咒罵、少些嘲笑呢？做出「同情的理解」真的這麼困難嗎？

我為領導者辯護，如果能從中得利，或者，只要是有那個心，想要從中得利，而說出違心之言，說出阿諛諂媚的話，甚至為求逢迎而致前言不對後語，那麼，我的人格的確可疑，的確可能是個便佞小人。

但是，一則，我對領導者並非沒有批判，更非專門選擇對當權者來吹捧，也非違心之言，而是依循我的一貫思考邏輯、一貫立場發言，何來丟臉之說？如何成為「便佞小人」？

我曾在網上寫過<<「結構論」與「小人論」的對話>>一文，表示我希望能使用「結構論」來替代「小人論」（以及「英雄史觀」），作為普遍的史觀。

傳統史觀，不論是小人論或是英雄史觀，都是偏重少數特定個人的歷史角色。盯住特定個人，不但增加浪漫性、故事性，更增加敘述的便易性。但是，浪漫性、故事性與便易性卻也可能扭曲真實性。特定個人的形體被放大了，結構的作用卻又被漠視了。而故事性與真實性在歷史敘述中應有的分寸也就被泯滅了。歷史成了小說。小說比歷史更深入人心。而在這中間，「小人」的角色又有特別的意義。他們可以為英雄脫罪，使英雄更英雄。小人則承擔起負面的歷史重任。

有了「小人」，悲劇故事就容易說了。尤其在那種悲劇的大時代。只是，弔詭的是，受害者的無力，反映的究竟是小人的無所不能，還是小人的普遍？如果小人普遍，我們的著重點還是在批判小人嗎？還是形塑小人的結構？而且，如果小人普遍，在現實中為什麼總是少數小人被突出？被突出的小人數量與悲劇故事的普遍性為什麼比例明顯不搭軋？

我另外寫過一篇「論不正義結構的持續性」，也在強調結構對於悲劇的意義，特別是對於悲劇之所以持續發生的結構作用。總之，如果持續發生悲劇，基本的問題更是在於結構。公義的力量之所以如此微弱，能僅由小人、特定惡人的存在充分解釋嗎？我認為，持續的悲劇脫不了結構的支撐。而在那個結構裡，我們都是參與者。

我念茲在茲，想強調應該將我們的注意轉移到不合理的結構問題上，從對個別領導者的過多關注、過多依賴與過度歸責，轉移向檢討結構問題，致力去改變不合理的（制度）結構，因為那才是使悲劇持續的根源。

當我表示對阿扁（的軟弱）有些許同情的時候，我其實是在強調，請注意，我們大家其實都軟弱。換做是我們中的另一個人成了領導者，也可能也會犯錯，可能是與阿扁相同的錯，也或者是與其他某個領導者相同的錯，甚至還更離譜。因為我們很可能並不比阿扁要具備更優越的內在特質條件。我們只是因為自認為不必負責，所以可以光罵人或在旁邊說風涼話。

我對阿扁的些許同情，不是為期望從阿扁得什麼好處，而是要提醒注意我們自身的問題，提醒注意結構性的問題。阿扁現在的軟弱與他之前的正義、正面形象，恰是眼前鮮明的例子，讓我們可以做深刻的反省與檢討。

但是，我的努力在這裡似乎完全被詮釋為另外的意義了，我變成是在為爛污開脫，而我表示同情是丟臉的行動。

請問，我有什麼必要為「爛污」開脫？對我會有什麼好處？

我為馬總統辯護，很丟臉嗎？為什麼丟臉？我認為他好、他很難得，而我認為他受了委屈，所以我為他辯護，這又有什麼好丟臉？

如果我因此可以得到什麼好處，或者想要得到什麼好處，那麼，我也許該覺得丟臉，但是，沒有啊！我自認心懷坦蕩。有什麼好丟臉？

不要以為罵領導者就一定清高，罵領導者也可能只是出於愚昧、主觀或因為立場差別的侷限。反之，為領導者辯護，也可能是因為眼光、觀點不同。

我討論老蔣與毛澤東，有時候覺得很無奈，認為那些故事正是結構問題的顯現，是一種悲劇性結構所導出的難以逃避的悲劇故事，是強悍、善意（卻有侷限性）的個人領導者與僵硬、扭曲的結構在互動。悲劇幾乎無從避免。

現在，時代改變了，我們沒有了強悍的領導者，換來的是更理性、溫和的領導者，而卻又有機會朝向美好的方向邁進，我們如果不珍惜、不去維護這種發展方向，那就太可惜了。我若不為馬總統辯護，就會覺得對不起我自己，也會對不起我們這個社會。

所以，請避免用傳統的小人論來批判問題。我呼籲：請大家追求理性！請大家多些「同情的理解」！請大家關注結構問題！也請大家做最深刻的自我反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