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提到文革時，我強調應該給予此一歷史苦難以正面意義。有網友認為這對於文革受難者是不公平的。我想，這裡面有一部分可能是由於我出語不夠嚴謹所導致的誤會。當我說要賦予文革正面意義時，我的意思其實不是在強調要否定文革帶來的苦難，而比較是在強調文革這整件事仍有其正面意義，而我們也許應該盡量擴大此一正面意義。

    但是我的討論裡也確實表示了對於中國領導人的部分諒解，我說我相信多數中國領導人是出於善意與愛國心在做努力。把這句話與上述論點結合起來，就容易讀成我是在為中國領導人的推動文革進行辯護。

    其實，說我為中國領導人辯護，我也不打算完全否認。基本上，我對於改革勢力總是將批評的矛頭指向領導人並不表贊成。當我們過多地將責任歸於領導人時，我們可能不甚自覺地忽略了結構的作用，低估了某些負面的結構特性的不良影響，同時也忽略了我們自己 (作為一般大眾的一員) 的責任。這種忽略有可能使得悲劇一再重複。領導者如果只是因為其獨特性格而荼毒人民，那麼我們只需要等到這個人辭世或下臺，就可盼到青天。但如果問題是存在於結構之中，我們的不幸就將一再重複，基於此，我的檢討總是朝向結構而非個人。

    以文革為例，如果我們深入觀察許多受難個案，不難發現，有些人無辜受難或受到過當懲罰，是因為許多人 (民眾或中下級幹部) 藉著文革的名號發洩一己的仇恨心與嫉妒心，或者想藉機奪取他人權益以中飽私囊。可怪的是，文革之後，我們只聽到大量的呼冤之聲，卻罕見批鬥、整人的人被揭發。除了四人幫外，整個印象好似只有大量受(苦)者，而不存在有施虐者。

    我想指出：文革之所以成為一場大災難，是許多人參與鬥爭、施虐或出賣他人的結果。這裡面有一整群的共犯，其中甚至包括那些受難者。但是，事後卻只有少數人承擔責任。這種責任歸屬的方式是傳統的，也是落伍的。它意味著許多人推卸了一己的責任，而將過錯過分地集中到少數人身上。所謂「萬方有罪，罪在朕躬」，這是普遍欠缺主體性、欠缺個人責任感的社會的表現。

    文革是一整群人的活動，也要由一整群人來共同負責。究竟誰該負什麼樣的責任，需要全面的審視，並做出非常精細、深刻的判別。基於突顯文化的偏執，我傾向強調一般民眾的責任，並且希望民眾能醒悟到自己也參與到這整個活動之中，也扮演了至少是工具的角色。而即使是工具角色也並非就沒有責任，人們至少要能醒悟，我們應該強化個人的自主性，才可避免再度因為集體的盲從而釀成悲劇。

    再回到關於領導者的討論。領導者的居心究竟如何？依部分網友們的看法，似乎較難相信像毛澤東這樣的人會有什麼善良居心。但是，我真的相信包括毛澤東在內的中國領導人至少存有善意初衷。我很難想像有人是本於邪惡的自我認知，而願意去蹈那政治改革的大風大浪；也很難想像，一個居心邪惡的人能夠長時間領導龐大的群眾，而竟然能取得相當多數的人信服。我比較能相信的是：他們會被權力所腐化 (我認為這在中國社會這種特別欠缺普遍相互尊重的社會裡，格外可能發生) ，也會因為人們的諂媚、逢迎而失去清明的自省能力。此外，也不要忽略，往往正因為人們有正義或善意初衷的自我意識，使他們後來的一些不合理行動也被自己或他人合理化了。就此而言，因為意識到自己有善意初衷就忽視反省必要性的人應該格外警醒。我以為這是檢視歷史所給我們的重要啟示。

    相對於自我警醒，有網友強調制衡制度的重要性。後者當然是重要的。但是在這樣的制度尚未能建立之際，很弔詭的，自我警醒仍然不可或缺。要警醒的地方是：我們雖然存有善意或正義感，但卻也有其他的欲望與弱點，這些弱點在經嚴格的挑戰時，能不暴露、能不使我們陷溺嗎？特別是，環境的艱難也許遠超過當初的想像。

    我們不妨設身處地為中國領導人想想。首先我們發現中國需要改革，而且因為中國積弊已深，這個改革還不能出之以過於輕柔的動作，否則難以見改革之效。事實上，一批人 (可能是較積極而有行動力的少數) 也不斷在鼓動著積極的改革。如果不採取動作，這批人可能極力抱怨領導者無心改革，或是領導者瞞頇無能。反之，同時存在另一個龐大的群體，這個群體愚昧、頑固、思想封閉，或者他們心中只有家族或個人而無國家。他們極不願意為了集體的改革事業而做出改變，或犧牲一己的暫時利益。這時候作為領導者應該如何？

    結果可能會有兩種不同型態的領導人出現。一種講究穩健，依賴既有官僚體制，期能逐步建設，漸進達到較理想的境界。另一種人則比較急切，他們可能以為漸進不足以撼動盤根錯節，卻適足以被盤根錯節所吞噬。毛顯然屬於後一種人，他是少數，但是他卻得到極大多數人的擁護，那些人以期待聖王的心理期求於他，而他也自信能夠翻雲覆雨、帶著整個國家快速向上騰昇。他不怎麼在乎一些人的犧牲，經驗告訴他，少數人的犧牲是必要的，同時小瑕也不足以掩大瑜，革命成功將是大家所共同期待的。最後他終於做出了雷霆一擊的動作。也許，這個動作部分是出於失去權力的恐懼。但是，誰知道呢？甚至連當事人自己也難以完全瞭然。

    在開始的時候，事情也許不是就按著某種必然途徑發展的，但是，在事情的漫長發展過程中，藉著結構既有的特性，必然性就愈來愈明顯。必然性藉著某些人主觀的必要性認知與客觀的普遍心理形勢而愈益強烈，直到連起始時的主導者也不再能掌握局面。領導者的善意包括他希望最後能有個好的結果，也可能包括他未能預期人們心中竟然存在著如許的仇恨與嫉妒。

    事情的發展也許已經完全溢出了起始主導者的預期，但是文化人格使他不能做出道歉的動作，甚且還要堅持自己是沒有錯的。但是，批評者則開始將所有的罪過完全歸之於他。

    也許毛真的是個暴君，是個瘋狂的獨夫，文革完全是為了他要進行奪權鬥爭。但是，即使如此，也不能使其他人的責任完全免除。人們怎麼能夠任令暴君胡做非為？暴君可以以一人之力挾制幾億人嗎？

    今天我們可以批評毛澤東的作為，因為我們至少有事後的聰明。但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是不是有許多人支持著文革的進行呢？不說是有許多人在天安門前對毛主席高呼萬歲，甚至感動到掩面而泣嗎？那意味著什麼呢？這些擁護者在事後只要宣稱自己受騙了便沒了責任嗎？這是不負責任的說法，如果一個社會普遍存有這樣不負責任的心態，它將很難真正進入現代世界之林。

    好，我們再回頭檢討文革本身的意義。

    文革究竟有沒有較正面的社會意義？或者我們可以先問，它的發動究竟有沒有必要？這個問題無法簡單回答，即使勉強回答，我們也還需要先深入探索當時中國社會的實際狀況。如果我們認為當時的社會結構已經相當理性化、具有相當公平性，除了還沒有最高的生產力之外，倒有充分的和樂、安祥的氣氛，那麼，我們也許能斬釘截鐵地宣稱文革是一項大錯。但是，我以為實情不是這樣的。

    在 Barington Moore Jr.筆下，傳統中國社會是一個造就專制政治、扼殺個人創造力的剝削型傳統農業社會。而在黃仁宇先生筆下，中國直到抗戰時期還是一個中世紀世界。我大體相信他們的說法。因為透過各種蛛絲馬跡，我們所看到的傳統中國社會絕不是一片田園牧歌、安祥和諧的景象，而是令人失望的淒苦、貧困、充斥著剝削的情況。實際上，即使到了今日，如果我們深入大陸內陸，仍然可以看到某些近似中世紀的景像，包括物質、制度與觀念層次皆然。幾千年所塑造的社會結構根深柢固，即使經過了清末變法、國民革命，雖然幾經變革，但是，社會卻是愈形殘破，未見好景到來。

    在文革前的六○年代中期，中共立國才十幾年，儘管共產革命快速改變了農村的階級結構，但是還遠不足以把舊社會的觀念、習性全盤改造過來。就此而言，將改革繼續深化還是有必要的。而且，唯其能見到社會結構的頑固性與物質條件的不利，才能意識到改革的艱難與必要。問題是，怎麼做才能使傷害最小而收效最大？應該由誰來做此規劃、擔此重任？遺憾的是，在面對這樣重大的選擇時，群眾通常只有後見之明。

    網友提到臺灣、南韓、日本的例子，指出文革並非必要。這一點我無法表示同意或不同意。我和多數人一樣，不太相信飆風驟雨式的改革，特別是暴力性質的革命。但是，誰能指出什麼是恰到好處的改革？民眾又如何來判斷誰所領導的改革是正確的？

    臺灣、南韓也許算得上是成功的例子，但是中國大陸的情境畢竟與前者不同，無法完全等量齊觀。以臺灣而言，臺灣的農村社會不曾遭到像中國大陸那樣的徹底破壞。此外，日本對臺灣的建設也有助於臺灣日後的進一步發展。而來臺後的國民政府也比較能痛定思痛，從事改革 (包括對其黨、政組織內部的整頓) 。這些都構成了不同的基礎條件。

    我們今天也許會說文革的結果是傷害極大而收效極小。事件發生很可能可歸咎於毛澤東，甚至可說是他的奪權私心有以致之。但是，這些都只是後見之明，不能改變歷史。而且，如前所述，我不太願意這麼強調「特定個人的動機」在一個重大歷史事件中的角色。責罵毛也許能使一些人心頭獲得片刻舒坦，但是無助於改善實際現況。所以我寧願撇開毛的個人是非不論，而著重探討文革的結構成因與其客觀作用。

    文革對中國社會的影響，一般的結論是害多於益。但是，得失終究也不是那麼容易斷言。失中可能隱含著得，得中也可能隱含著失。短期來看是失多於得，長期來看則未必。愛迪生做實驗失敗往往上千次，他卻說失敗的實驗告訴他哪些做法行不通，他因此可以嘗試別的做法。後人如果能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就能看得更遠。文革是慘痛的教訓，但是教訓本身具有正面意義。

    只要中國人能充分吸取教訓，從此變得更理性、平和，能擁有高度的自主性，則雖然教訓過程非常慘痛，畢竟還是值得的。這正是所謂「不經一番寒澈骨，哪得梅花撲鼻香」。當然，結果也許是完全相反，文革不但不能使人們普遍覺醒，反而製造了一群缺乏教育、仇恨滿盈的一代，則悲劇將繼續。兩種結果都有可能，我們沒有理由絕對悲觀，卻也不必全盤拋棄審慎的樂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