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討論阿扁的「謊言」時，提到中國的人本主義文化價值，嘗試以此來理解阿扁的行為。結果引起許多網友的異議。我不希望自己成為為辯而辯的人，我想藉著具體的事件來指出一種文化的、結構性的問題。因為我覺得這個問題被忽視，或說未被清楚意識到，所以需要被指出。我是為指出重要問題的性質而發言。

首先，我想指出，阿扁的問題主要是社會文化結構的問題，而不是單純偶然發生的問題。扁不是偶然當上總統，是他具有某些人格特質使他當上總統。只是這個人格特質的其他面向流露出來時，卻讓人深深遺憾。

 
但如果扁做了錯事，台灣有許多人可算是某個意義的共犯。

我們要做的是，避免再犯錯，再錯認什麼樣的人是好的領導人。同時，避免因為縱容、姑息自己人，甚至協助、慫恿為奸，而使領導人陷入更嚴重的錯誤、罪惡之中。
也許我們可說扁的共犯只是綠營人士，所以藍營人士無罪。但是，我比較悲觀，我認為這只是恰好因為扁是綠營的一員。換言之，如果總統是藍營成員，藍營人士就有高度的風險，參加到共犯結構中。所以，我們都要儆醒，也要有深刻的問題意識。否則，最後，只不過是輪流交互指責，而總是看不到好的結果。

我一再強調，我們要多關注問題的結構性面向。這是我作為社會學出身者的癖好吧。但是，我真的覺得這是非常必要的思維習慣的扭轉 。

有網友說：台灣的亂象非因人本主義所致，台灣是缺乏遵守法律的習慣 ( 缺乏法治 ) 和政治人物帶頭違法還以違法為樂的上行下效的結果。

對此，我的回應是說：人本主義是使法治不行的更深層原因。儒家與法家的思想對抗，其實就反映了人本主義與法治之間的扞格（當然，這只是反映人本主義與法治兩者衝突的一個切面，而且其中因果是複雜而微妙的）。也可以說，人本主義提供了對抗法治的一個正當性 (legitimate) 力量。如果不是有這種正當的抵制力量，法治可能更容易被確立。

人們在做「壞事」的時候，常需要有自覺正當的力量支撐。很少人是明知是壞事而繼續做，通常他們有另外的理由使自己的行為獲得正當性（或說合法性 legitimacy ）。譬如有人用「有比誠實更高的價值」來為自己的隱瞞事實提出理由。說白了就是：為了台灣獨立的大業，說謊是可被接受的。

我們必須解構這層「正當性」，才能改變結構。

但仍然有網友指出：即使解構「正當性」才能改變結構，但是阿扁的謊言或是「有比誠實更高的價值」的說法終究與人本主義無關。

我的個性使我習慣於將簡單的問題想得複雜。對上述的質疑意見，我的想法很複雜，連我自己都理之不清。

我試從兩方面來討論相關的問題。

台灣獨立本身是否是應該追求的目標？對此，我認為這涉及終極價值的選擇，所以，我並不認為有邏輯的答案。換言之，如果有人主張台灣獨立，我不能說他錯了。（有些人可能提出一些比較具體的理由主張台灣獨立，譬如說認為台灣法理獨立對台灣經濟發展有好處，或台灣人可獲得比較多的幸福，那麼，我可能會說他錯了。）

基於追求台灣獨立的目標，是否可以使謊言獲得正當性？如果不從程序正義的角度立論，而從實質正義的角度立論，恐怕又不會有普遍的、邏輯的答案。簡單說，他們就是認為這樣做可以心安，旁人能拿他們奈何？這裡，價值終究是主觀的事物。我們無法說他們錯了、不應該這樣，並宣稱我們這樣的判斷具有普遍有效性。總之，他們因為覺得心安，就可能繼續這麼做，而「問題」也就會繼續存在。

只有從程序正義的立場立論，我們才能說，先釐清真相有其必要，因此說謊是不應該的，而且是無法因其他理由而獲得正當性的。

問題是，程序正義本身並沒有獲得中國人的普遍強調，中國人尤其不強調程序正義應該優先於實質正義。

為什麼？因為人本主義的基本價值。

程序正義意味著，有時候我們明明強烈地覺得別人是壞人，我們卻可能必須壓抑、隱忍，克制自己的情緒，而照著一套儀式來做。而眼看著壞人繼續「囂張」或逍遙法外，我們卻不能懲罰他們。

程序正義要求我們依照一種很「不人性」的方式做事。人本主義拒絕這樣的行為模式。在中國文化裡程序正義的原則難以得到開展與尊重，我以為是因為人本主義的「正當性」抑制了程序正義的價值，從而也抑制了它的發展。

我要表達的還是：人本主義不是無關的事物。它是以合法掩護非法的一個重要問題環節。而且，正因為這個問題並沒有被清楚意識到，所以狀態也難以被改善。也因此，我要一再提出這個人本主義的「問題」。

當然，我承認，阿扁的「說謊」，不是直接因為他崇尚人本主義，而促使他說謊。人本主義的效應不是直接推動說謊的作用力。推動說謊的作用力，當然是出於自利、脫罪的心理。只是，這種自利心理，在這種人本主義的價值觀下，獲得了某種正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