臉書上一位Boss Lu先生貼出「跪著，真的能活嗎？——致那些把「投降」當作退路的台灣人」一文。其中他提到一些台灣流行的想法：「真的打起來，台灣怎麼可能打得贏？」、「如果制空、制海都沒了，那就投降啊。」、「誰統治不是過日子？只要能保住命、保住工作，換個政府又怎樣？」。而這位作者嘗試反駁這些想法。參見：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683112876978552/user/100048622147162

我試提出兩點我的相關聯想如下。

第一，我認為：投降派對台灣對抗中共中國的結果，看法過於簡單化。台灣的軍事、政治實力當然不及中共中國，但是，對抗的結果究竟如何，還有許多複雜影響因素。總之，台灣對抗中共中國，最後結果未必是以台灣投降或被毀滅告終。國際因素的影響必須考慮，中國大陸內部的問題也應該考慮。結果台灣未必輸。事實上，台灣過去七十多年的發展，就是這種敘事的實踐。

一個重要的觀點是：台灣不必比中國強大，才能成功保住自己。

「台灣怎麼可能打得贏？」這句話，首先混淆了兩種不同的勝利。

如果所謂「打贏」，是指台灣擊敗中國全部軍事力量，甚至迫使北京政權屈服，那當然不是合理的防衛目標。但是，如果「打贏」是指阻止對方達成占領、控制台灣的目的，問題就完全不同。

侵略者必須完成它的政治目標，防衛者則可以藉由阻止這個目標而成功。雙方實力不對等，不等於完成任務的難度也同樣不對等。

因此，不能只拿人口、軍費、飛機與軍艦數量相比，就直接推導出台灣必敗。還必須考慮跨海作戰、後勤維持、占領治理、國際介入，以及戰爭對中國自身造成的政治與經濟成本。這些因素不保證台灣安全，卻足以說明：「中國比較強」與「中國必能成功控制台灣」，是兩個不同的命題。

同樣地，「如果制空、制海都沒了，那就投降」也把複雜情勢簡化成開關。制空與制海可能有地域、時間與程度上的差異；失去某些優勢固然十分危險，但是否已經沒有任何防衛與談判能力，仍須依具體情勢判斷。不能把戰爭中的某一項不利條件，預先當作全面放棄的充分理由。

國際因素與中國內部問題，當然也不能忽視。這不必理解為「外國一定會來救」或「中國一定先崩潰」。比較穩健的說法是：這些因素會影響北京能否發動戰爭、承受多久，以及願意付出多大代價；台灣必須納入評估，我們不能把安全期待寄託在最有利的情境上。不過，反過來說，也不必總是做最壞的預期。而重要的是：我們究竟想要追求什麼樣的生活。

上面說到過去七十多年的經驗，容我稍作補充。我想指出的是：面對一個長期汲汲營營想要吞噬我們而又實力強於我們的勢力，我們卻也未必就因此會被它吞併。有複雜的因素在影響事態的發展。過去如此，未來又何嘗不然？

當然過去能夠維持自主，並不保證未來自動安全；防衛、外交與社會發展...，不是可以省略的努力。但是，最關鍵的還是集體的對抗意志。沒有了對抗意志，其他的有利條件都再不管用。

第二，投降不是普通的政黨輪替，而是交出限制統治者的能力。

這是我覺得最值得大家思考的一點。

「誰統治不是過日子？」表面上很務實，實際上卻省略了最重要的問題：如果新的統治者不讓你好好過日子，你還有什麼辦法？

民主制度下，換政府之後，人民原則上仍保有批評、組織、投票，以及透過司法與公共程序爭取權利的機會。接受中共統治，則可能改變這些權利的根本保障。問題不只是由誰坐在政府辦公室，而是人民是否仍有權決定政府能做什麼、不能做什麼。

這也是「投降換和平」最難解決的地方：它是一種承諾，但承諾如何受到約束？

北京與英國簽署了《中英聯合聲明》。2017年6月30日，中共外交部發言人陸慷公開表示：“《中英聯合聲明》作為一個歷史文件，不具有任何現實意義，對中國中央政府對香港特區的管理也不具備任何約束力”。也就是說，當初鄧小平所謂香港回歸“50年不變”，純屬虛言。

北京在2022年對台白皮書中確實提出，和平統一後台灣可以保有不同社會制度與高度自治；但同時又明確表示，「兩制」從屬於「一國」。最近，中共又頒行所謂《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兩制面對團促法，孰先孰後？這還會有疑問嗎？

總之，討論不能停在「北京有沒有承諾」，而應追問：自治範圍由誰解釋？發生爭議時由誰裁決？承諾被縮減時，台灣人民有什麼有效救濟？

當作出承諾的一方，同時掌握承諾的解釋權與執行權，而接受承諾的一方失去制衡能力，承諾就很難成為可靠的安全保障。中共的長期記錄，是守信諾的政權嗎？一個守信諾的政權，會讓國家主席都在毫無法律程序的情況下遭到囚禁致死嗎？會讓黨章上的國家領導繼承人都死得不明不白嗎？

香港是與中共是否信守承諾問題較直接相關的較近案例。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在2022年的審查中，對香港國安法影響基本自由，以及公民團體活動缺乏明確保障等問題表示關切。而這其實只是最有節制的質疑。

西藏的例子其實也殷鑑不遠。1951年，簽署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簡稱「十七條協議」）。協議本來允許西藏高度自治，但協議實際上變成廢紙，所宣告的和平原則，也無法避免1959年的血腥鎮壓，並且造成藏人的大量出走。

西藏被納入中共統治之後，中共政治權力仍然深入改變教育、宗教、語言及家庭生活，而非僅僅更換政府招牌。聯合國獨立專家也在2023年就對約百萬藏族兒童受到寄宿教育政策影響提出警告，關切其文化、宗教與語言同化問題。

台灣又不同於西藏。西藏並沒有和中共進行長期對抗，只有較小幅度、較短期的對抗，而台灣和中共曾經有長期的恩怨、對抗與血腥戰爭。這種過去，加上台灣走民主化的道路，足以彰顯中共中國的專制體制的弊病，中共更少有可能讓台灣持續平靜。台灣原有的民主制度、自由媒體與公民組織，如果繼續自主運作，就可能限制北京的統治，也可能形成與一黨體制競爭的政治示範。因此，北京具有削弱這些自主力量的制度誘因；不可能僅憑其和平統一的承諾，就假定它會長期容忍這些力量。

以上這主要是就制度進行分析，並不是斷言中共一定會對所有台灣人進行報復。但即使沒有普遍報復，也可能透過資格審查、媒體控制、教育改造與選擇性懲罰，使整個社會逐漸自我約束。類似黎智英、黃之鋒...等人的那種命運，不確定會落在誰的頭上。

也許還有一個直接涉及生存的問題值得一提：放棄抵抗中共，也不等於從此免於戰爭。如果台灣失去政治自主，未來是否參與北京的軍事行動、承受哪些制裁或動員，就未必還能由台灣人民決定。投降至多可能避免某一場眼前衝突，不能保證永久安全。

總之，中共的性格及其可能對待台灣的態度、作為，必須被正視、深思，必須做出準確的預判。而台灣的投降派，對中共的組織性格與對台灣的可能態度顯然缺乏深刻認識。

又及：

我同情台獨，主要是基於對中共組織性格及其對台灣態度的看法。但是，撇開中共的因素，台灣究竟應該擺脫中國大陸這個社會網絡，還是併入這個網絡，長期的利弊究竟如何？我的看法是：擺脫中國大陸這個社會網絡，台灣自主發展會發展得較好。這也就是所謂「面向海洋」，或者「作為大陸邊陲」的選擇。

使用「社會網絡」這個概念，可能很多人覺得困惑。簡單說，它當然包含權力結構，而且是特別複雜的權力結構。身在底層的人，固然常受壓迫，身在高層卻也面對重重危機。而另外，當然也會有所謂PUA的問題，就是他人對我們的情緒勒索。龐大的網路，則往往意味著來自各方的複雜而沉重的PUA。

像曾經的西班牙帝國之所以會盛極而衰，很可能就是因為皇室捲入歐陸繁複的社會網絡中，改革也就更不容易。反之，像英國與日本，則因為孤懸海外，網路的牽制力小，改革容易，所以能把握契機，快速進步。其實，美國能後來居上，何嘗不也因為社會網絡較單純而受益。

理論上，社會網絡也可以帶來資源。社會學者Mark Granavetter就強調社會網絡是重要的資源。它可提供訊息、經濟資源或其他助益。以台灣來說，能否獲得國際間的協助，就成為重要的生存條件；而也有人強調中國文化或與中國大陸的經濟交流對台灣存在的重大意義。這些或都可視為社會網絡可作為資源的證明。

不過，中國大陸作為專制體制國度，又經濟內捲嚴重，盡量避開這個網絡連結，維持台灣自主性，顯然是較合理的選擇。

當然，社會網絡起的作用不會只是片面有利或有害。最後很可能必須有主觀的條件配合，才能真正產生積極效果。台灣應該不缺積極因素。如何做出最智慧的抉擇，仍然需要大家共同努力。